活在今天的抗日戰爭

2015年8月18日，浙江省杭州市，參觀者在觀看介紹慰安婦的相關圖片。

聯合國成立的歷史資料圖

狼牙山五壯士雕塑

王二小

一處抗戰博物館展示的遠征軍將士雕塑牆

2012年9月29日，山東省棗庄市市中區文化路小學的學生揮舞國旗和黨旗在一起唱《國歌》，慶祝新中國63華誕，喜迎黨的十八大。

2012年9月15日的大規模示威游行中，許多人記住了李昭的身姿：手持一塊紙板站在西安的馬路上，紙板上寫著“前方砸車，日系調頭”。這張令人動容的照片，在微博上被轉發10余萬次，網友評價：“他在自己站立的地方為這晦暗的一天留下了些許的亮色。”

位於左權縣的左權雕像

國歌：起來！

它出現在正式集會的禮堂，它出現在周一學校的操場，它飄揚在世界體育競技的最高領獎台上。

這首1949年被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被每一位中國人所熟悉，每當音樂響起，人們習慣站直了身子，隨著節拍大聲跟唱。

這首歌最早是電影《風雲兒女》的插曲，誕生於1935年。陰雲密布、危難當頭的革命低潮時期，詞曲作者田漢和聶耳非常想創作出一首像法國《馬賽曲》那樣提振士氣的進行曲。在民族危機的大時代背景下，這首作品在創作之初就蘊含著反抗和斗爭的基因。

后來，這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傳唱的范圍並不限於中國人。它被翻譯成不同的語言，在蘇聯、法國、捷克等地灌錄成唱片，當地人把這首歌稱作《起來》。其中，最知名的一個海外版本來自黑人歌手保羅·羅伯遜。

它是抗戰時期留下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之一，雖然我們不再需要冒著敵人的炮火，也不再被迫發出最后的吼聲，但萬眾一心呼喊“起來”的場面，始終是關於反抗、關於團結的最好注解。（楊杰）

聯合國：硝煙中孕育的願望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聯合國成立也快70周年了。

1945年8月21日，中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簽下名字，正式批准《聯合國憲章》。那正好是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后的第6天。憲章的序言裡第一行就寫著：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欲免后世再遭近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

70年過去，我們已經習慣了“聯合國”這個詞出現在重要的國際新聞裡，出現在慈善活動中，甚至是出現在明星們呼吁民眾關注弱勢群體的廣告中——只是，在很難有哪個星期看不到關於“聯合國”消息的如今，多少人還記得，它是孕育於反法西斯硝煙中的國際組織？

誰還記得它最初的願望？

1941年夏天，正是軸心國看上去強盛得勢，而同盟國身陷四面楚歌之際，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丘吉爾約著在大西洋上的某處碰面，談及未來。“在納粹暴政被消滅之后”，后來公布的《大西洋憲章》寫道，“他們希望能建立和平，使所有國家能夠在它們境內安然生存，並保障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在免於恐懼和不虞匱乏的自由中，安度他們的一生。”

第二年元旦，秉承這一宗旨，中國的宋子文、蘇聯的馬克西姆·李維諾夫與他們倆一塊兒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

當看似不可戰勝的“軸心國”在戰場上節節推進時，從“建立和平”的這個願望出發，聯合國的骨架與血肉也在一次次討論中被不斷完善。最終，在1945年6月，在舊金山，包括5大常任理事國在內的50個國家遞交了《聯合國憲章》的最后草案——這份草案由44國法學家委員會起草，憲章中的每一部分都得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各成員國代表的表決通過，為此舊金山會議持續了兩個多月，大大小小的會開了400多個。

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聯合。

“如果我們沒能夠好好利用它”，美國總統杜魯門說，“我們便是背叛了那些為之犧牲，以讓我們能自由、安全相聚於此並創造出這部憲章的人們。”

在上世紀40年代反法西斯的滾滾硝煙中，已經有人把眼光放到了戰勝之后更遙遠的未來世界。他們努力構造了我們如今生活的這個“戰后新世界”：一個能夠保障所有國家的所有人“在免於恐懼和不虞匱乏的自由中”安度一生的理想社會。

這個願望的保障者，便是聯合國。而那份《聯合國憲章》上的首個簽名，便來自中國。70年前，在舊金山會議上，人們一致同意，讓承受軸心國侵略時間最長的受害國的代表，在這份旨在永久保障和平的憲章上，第一個留下他們的名字。（黃昉苨）

張自忠路：如今隻道是平常

每一場歷史洪流過后，總能留下一些印記，地名便是其中最讓人可感可知的一種。

北京、天津、上海、武漢、襄陽和聊城等地，都有“張自忠路”或“自忠路”，它讓人們想起抗日名將張自忠。也許在你老家，也有這麼一條“張自忠路”。在抗戰勝利70年后的今天，你在“張自忠路”上能做的事，稀鬆平常：與家人逛街，約好友吃飯，看一場電影……這個人名已融入地名，成為一個代號。

但1940年5月，當張自忠將軍在棗宜會戰中戰死之時，舉國悲慟。他的遺體送至宜昌，日本轟炸機在上空盤旋，仍有十萬市民上街送殯。

多年后，宏大的歷史已經遠去，時間也已沖淡鮮血，融入了路牌的“英雄”沉默不語。但此時此刻，走在“張自忠路”上的這份平常快樂，是否正是英雄最大的心願？（程曼琪）

九三學社：不僅僅是數字

總有一種情懷讓人淚流滿面，也總有一些數字值得銘記。

比如九三，加上1945的前綴，這串數字就變成了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日子。70年前的這天，一個名為“民主科學座談會”的團體在重慶召開擴大會議，決定以九月三日這個日子命名，建立“九三座談會”。

許德珩、勞君展、梁希等五四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和重慶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很多進步人士，都曾是這個團體的成員，他們經常聚會座談。那時的重慶，空氣裡彌漫著緊張的氣息。日軍大舉進攻，桂林失陷、川黔吃緊，國統區軍事、政治、經濟危機全面加劇。“民主科學座談會”坐不住了，他們向國民黨政府提出自己的立場：主張繼承和發揚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科學精神，倡導“團結、民主，抗戰到底”，並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統治。

1946年5月4日，聯絡科學、教育界進步人士的“九三學社”在重慶正式成立。解放戰爭時期，他們持續發出自己的聲音。新中國成立后，“九三學社”的成員參加了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

如今，作為重要的民主黨派，它關心著國家和社會建設的方方面面。就像“九三”這兩個數字，雖然簡單，卻承載了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對家國命運最深切的關懷。（袁貽辰）

抗戰博物館：“沉睡”地活著

國內有多少個抗戰博物館？在百度地圖上，能看到密集的紅點點。

抗戰博物館是物態化的歷史，讓后人觸碰，感知戰爭與人性的溫度。它同時也是戰爭的証詞，言之鑿鑿。可真正“活得好”的抗戰博物館不多。很多抗日博物館人氣冷清，近乎於“沉睡”。江西德安萬家嶺大捷紀念館，展廳空曠，碑刻雕塑大面積生鏽，部分圖片嚴重褪色﹔遼寧撫順某舊址紀念館的建筑群已被居民樓“掩蓋”，違章搭建幾乎延伸到了展館的院子。

難道，人們已經忘卻了這段歷史？ 並非如此。一個中學生網友一語道破其中尷尬：都是四四方方的大房子，外面是英雄群像雕塑，裡面是白牆黑字灰圖片。文字圖片多，身臨其境少﹔教條背書多，情感講述少﹔恥辱災難多，民族抗爭少。

其實，在四川大邑縣的建川博物館，依然有人被抗戰老兵的手印震撼，久久不願離去。在民間，一位雕塑家甚至願意自己出資百萬，跋山涉水為遠征軍老兵雕塑群像……

時代在變，紀念的方式也該轉變。畢竟，抗戰博物館裝載的是與人性有關的歷史，它們需要更有溫度的呈現。（張瑩）

教科書裡的抗日故事：活在永遠的童年裡

幾十年裡，幾乎每一個一年級小學生都上過《王二小》這一課。

學習這一課的時候，我們都是戴著紅領巾、滿臉鼻涕的小娃娃，腰板直直地坐在低矮的課桌前，眼睛隨著語文老師的動情的朗讀飛轉。盡管課文的最后“八路軍消滅了全部敵人”，但是課文中間“敵人知道上了當，就殺害了小英雄王二小”，我們知道王二小再也不會醒來了。那些帶著拼音的漢字，成為我們在語文課上讀到的第一個悲劇，再也不會醒來的“王二小”讓我們如此難過。

還有，《小英雄雨來》的死裡逃生。“鬼子把前后院都翻遍了。屋子裡遭了劫難，連枕頭都給刺刀挑破了。炕沿上坐著個鬼子軍官，兩眼紅紅的，用中國話問雨來說：‘小孩，問你話，不許撒謊！’他突然望著雨來的胸脯，張著嘴，眼睛睜得圓圓的……”雨來不說一個字。講到最后，氣得暴跳如雷的鬼子嗷嗷叫著：“槍斃！拉出去！”

年輕的小心臟隨著高潮的到來扑通扑通跳個不停：雨來也會像王二小一樣悲慘嗎？直到雨來從蘆葦蕩裡露出小臉，我們才終於放了心。還有聰明勇敢的小兵張嘎、送雞毛信的海娃……這些教科書裡的抗日小英雄或英勇就義、或機智逃脫，他們以各種形式活在父輩的童年，活在我們的童年，也將繼續活在下一代的童年。（楊杰）

抗戰老兵：歷史拼圖正在消失

70多年前，年輕的他們在戰場上沖殺，用鮮血捍衛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

走下戰場后，他們多數退伍轉業成為普通人，帶著身體裡留下的炮彈殘片。

如今，那些曾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的抗戰老兵已到暮年。健在的老兵不足萬人。他們平均年齡已逾90歲，相當一部分人生活條件有限，健康狀況令人擔憂。

民眾捐贈善款、志願者送溫暖、政府提高生活補助……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他們都渴望訴說，渴望留下些什麼。”口述歷史記錄者賴恩典說。談起炮彈、槍械，老人們總是滔滔不絕。對參加的戰役、部隊的番號、首長的名字，他們都記得很清楚。

收集老兵口述史的志願者團隊形容自己在“與時間賽跑”。如今，幾乎每一天都有10名左右老兵帶著沉甸甸的記憶默默離世。而每一個歷史親歷者的去世，就意味著一塊歷史拼圖的消失。傾聽他們的故事，不僅是對這些沉默太久的老人的莫大慰藉，也是為子孫后代記下一份鮮活真實的歷史。（陳軼男）

慰安婦：向“不寬容”致敬

於她們而言，美麗是最大的危險。日軍的鐵蹄踏進村庄，素有“蓋山西”美貌的侯冬娥被搜出帶走，裹著一雙小腳的張先兔被從婚床上擄去……而今，“慰安婦”成了還活在今天的歷史名詞。在這片早已恢復了和平的大地上，姑娘們忙著工作、打扮、戀愛。而在那場泯滅人性的暴行中，中國有20萬婦女慘遭日軍蹂躪。

柔弱而美麗的女性，受到最大的傷害，又以最大的堅忍生存。年輕時，她們面對暴行無力反抗，卻在耄耋之年勇敢地站上法庭，要求施暴者道歉。

時至今日，日本各級法院均判決政府不承擔責任。“蓋山西”和她飽受折磨的姐妹們，帶著更多難以言說的創傷，入土卻不能為安。暮年的她們正在逝去，歷史碎片的一點點活証據正在消失。

對於施暴者的拒不認錯，她們絕不寬容。我願向她們的“執著”致敬。（陳墨）

日語老人：語言的烙印

在大連、旅順乃至整個東北，白發蒼蒼卻能說流利日語的老人多到不可計數。

92歲的王文生就是其中一個。他幾乎失去全部牙齒、頭發和行動能力，他囁嚅著說話，但日語依然流利。

在他還是讀書郎的年紀，日本已經“租借”中國大連和旅順數十年，尤重殖民教育。王文生家貧，四年級時進了日本人辦的學堂。

他曾被保送廣島高等師范學校，可窮到沒路費，卻讓他躲過了1945年的那枚原子彈。日本投降后，他成為一名中學老師，直到退休。

在東北，有無數個“王文生”老人。曾任外交部翻譯官的喬世良也曾口述自己就讀旅順學堂的歷史。

如今，仍有極端愛國者質疑他們“為什麼不拒絕奴化教育”，但誰又能穿越近百年的時光，在破碎山河間，給那群渴望讀書的少年更多選擇？

在和平靜好的日子裡，王文生上過誰家的學堂早就不再重要。只是偶爾要說些不想兒孫明白的“悄悄話”時，他和妻子會用日語交談。

可見戰爭殘酷一尺，生活寬厚一丈，多少慘烈與不堪的記憶，最終都會被庸常又偉大的生活消解。當王文生們逝去，我們要做的，也許正是繼續保護這份“日常”。（秦珍子）

抗日神劇：被娛樂玩壞的歷史

前些天看到一個新聞，炎炎夏日，橫店影視基地一天之內就有8部“抗日劇”同時開拍。看來不久之后，電視熒屏上又會襲來一大波“抗日神劇”。

這一次，不知道編劇、導演和特效師又將開啟怎樣的腦洞，以超越前人留下的“手撕鬼子”“8年神預言”和“一槍打到200裡外”的江湖傳說。

頻頻出現的情節謬誤和離奇的角色設定，已使“抗日劇”從傳統印象中的正劇，走向了“武俠劇”“魔幻劇”“科幻劇”或“偶像劇”的不歸路。

你可以說這是一種娛樂，抗日劇作為電視劇的一種，有娛樂因素本也無可厚非。但當熒幕被同質化的娛樂性遠大於歷史性的“抗日神劇”霸佔時，事情就不那麼“娛樂”了。

我們的影視業，真的隻能拍出“被娛樂玩壞的歷史”嗎？我們的觀眾，真的隻能欣賞“被娛樂玩壞的歷史”嗎？

影視制作者和觀眾，不妨都想一想：我們今日所為，亦是明日的歷史。（程曼琪）

抗日老電影：英雄的啟蒙

抗日老電影中的戰士，幾乎是最早出現在中國大屏幕上的英雄。小學時的我們，戴著紅領巾，排著隊去電影院看電影。我們為《地道戰》中老鄉們的機智叫好、為直面鬼子的《小兵張嘎》捏一把汗，直直盯著屏幕，甚至忘了吃手裡的零食。

八路軍打鬼子，作為最早區分“好人”“壞人”的標准，那些電影中的故事，糅在跳皮筋的歌謠、平時的游戲裡，也成了戰后幾代人童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也是老電影，第一次讓我們見識到犧牲。大屏幕上，狼牙山五壯士飛身縱下山崖，每每恐懼伴著鬼子進村的音樂出現，都會有戰士高喊：“不要管我，我掩護！”

屏幕前的我們，盡管早就知道結局是“正義最終戰勝了邪惡”，仍然不禁揪著心。而70年前戰火中的他們，餓著肚子，拿著遠不如敵人的武器，毫不猶豫地扑上敵陣，而這，並不是電影。

你、我、我們，都是在他們的掩護下走到今天的。熒幕上的英雄，把英姿定格在黑白膠片上。通過這些老電影，那些為了你我能過上平凡生活而不得不成為英雄的人們，永不落幕。（陳墨）

抗日游行：請與理智為伍

歷時八年的抗日戰爭，無疑給近代中國留下了一段無法抹平的創痛。以至今日，在中日關系產生摩擦沖突之時，依然會爆發高喊“勿忘國恥”“抵制日貨”“日本滾出釣魚島”等口號的抗日游行。

遺憾的是，在這樣的游行中，一些人發現自己的同胞成為被攻擊的靶子。一位大姐參加抗日游行后，回到停車位卻發現自己的日產車被砸了，不禁掩面而泣。

愛國從來都不是虛假的口號，義憤填膺的游行，應該是清醒理性地抗議日本軍國主義，而不是借著愛國的旗號來宣泄內心的邪惡，釋放對暴力的狂熱。

請理性，請不要用暴力行動向當年犯下暴行的日本抗議。（陳軼男）

左權縣：不只是左權

在我國2800多個縣級行政區中，有8個縣以人名作為地名，左權縣就是其中之一。

為紀念抗戰期間在此犧牲的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將軍，當地百姓請願以更改家鄉名稱的方式，將左權和他們聯系在一起，烙進他們和他們子孫后代的一生。

如今的左權縣，不僅有麻田八路軍總部紀念館、左權將軍烈士陵園等緬懷先烈的場所，就連縣城最大的廣場都要叫做“將軍廣場”，時刻提醒人們銘記左權的故事。

在1942年的那場戰役中犧牲的將士們，有些像左權一樣留下了名字，更多的人則來不及確認身份，便被草草地葬在異鄉，漸漸被人遺忘。

50年后，一個左權縣的普通村民，在院子裡挖到一具戰士的遺骨，倔強的他從此便踏上了為左權縣的抗戰烈士遺骨尋親的道路。這條路一走就是20年。他找到的遺骨，有八路軍音樂家，也有跳崖殉國的普通八路軍戰士。

左權的女兒說：“戰士們都是英雄，不應該提到十字嶺戰役，似乎隻有一個左權。”

那些被找到的遺骨的掩埋處，正是左權犧牲的地方。（楊海）

汽車靠右行駛：不遠萬裡而來的人

這好像是再平淡不過的事情了：大街上，所有的機動車、行人都沿著道路右側行駛。

然而，如果你把時光倒流回70年前乃至更早的時候，會發現中國的車輛都是靠左側行駛的——這是清光緒三十二年，巡警部制定《交通暫行規則》時就定下的老規矩。但在二戰末期，平衡被大批來自大洋彼岸的小伙子打破了：前來援華的美國軍人，開著他們的軍車，帶著海量的物資，跌跌撞撞地上了左行的中國路。在自己的國家，他們早已習慣了右行。

很難想象那是怎樣的場面。1946年的《申報》回憶說，抗戰前夕，“軍用汽車雲集”，常有行車秩序混亂發生，有時甚至“肇禍傷人”。當時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為此給行政院發了一封電文，建議全國一律靠右行走，這樣可以“節省改裝，減少肇事”。之所以“節省改裝”，是因為那時中國大量進口美式汽車，改裝一部車可能會增加五分之一的成本。

終於，自1946年起，中國大街上的汽車都開始靠右行駛，這一習慣延續至今。

雖然並沒有什麼人會想到，這大街上司空見慣的景象，來自70年前不遠萬裡而來的美國年輕人。而他們也許並不知道，自己給戰后的中國帶來了改變。（黃昉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