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山：歐洲左翼政黨的現狀與前景

歐洲左翼政黨構成復雜。按照它們在左右政治光譜中的位置，大致可以將其歸為三類：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黨、更為激進的激進左翼，以及極左力量。[1]這三類左翼力量在歐洲既有政治體系中的地位不等，作用方式也各不相同。面對持續的經濟危機，這些不同的左翼力量的表現也各不相同。總體來看，社會民主黨經受了更大挑戰，但已穩住了下滑趨勢﹔激進左翼和極左力量表現相對活躍，但未來前景不容樂觀。

社會民主黨執政形勢有所好轉，但執政前景不容樂觀

作為歐洲左翼的主流政黨代表，社會民主黨（包括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工黨）是歐洲左翼中的穩定執政力量，它們也以執政為主要目標。因此，衡量其政治現實和前景的主要依據是其在各種選舉中的表現，以及對既有和未來歐洲政治議程的影響能力。從這兩方面來看，近年來歐洲社會民主黨的總體執政形勢有所好轉，已經明顯改善了其危機之初所表現出的政治頹勢，但其未來的政治前景並不樂觀，尤其是其提供社會民主主義的替代性政治議程的能力依然受到廣泛質疑。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社會民主黨歷經磨難，一度表現出明顯的政治下滑趨勢，但其近幾年的政治形勢有所改觀。以歐洲議會選舉為例，在遭受2009年歐洲議會選舉的重挫之后，歐洲社會民主黨在201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穩中有升，至少相對於右翼保守主流政黨的下滑，社會民主黨可謂總體上穩住了陣腳。而從各國的選舉及執政情況來看，社會民主黨總體上保持了與右翼主流政黨的平衡局面。除危機以來一直保持領導執政地位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外，2011年后，法國社會黨、意大利民主黨和瑞典社會民主工黨相繼成為領導執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盧森堡社會主義工人黨和荷蘭工黨目前參與了由右翼政黨領導的聯合政府，挪威工黨和丹麥社會民主黨也保住了國內第一大黨的位置。不過，對於一些深陷危機中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來說，如希臘的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和冰島的社會民主黨，在最近的選舉中它們依然沒能止住下滑的趨勢。作為希臘的長期執政黨，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在2012年的兩次大選均被擠出前兩大黨地位，2015年大選中進一步淪為議會中的最小黨。更為嚴重的是該黨的分裂趨勢。2015年大選中，前總理、現社會黨國際主席喬治•帕潘德裡歐宣布單獨組織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參與選舉，五位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議員加入。結果卻兩敗俱傷，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因沒能獲得3%的選票而未進入議會，而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所獲議席不到5%，成為進入議會中最小的黨。

不容否認，歐洲社會民主黨依然擁有強大的選舉能力。但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慮，其未來的政治前景並不容樂觀。

首先，此前社會民主黨改革中積累的一些問題依然存在。導致歐洲社會民主黨前期政治上下滑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在此前的轉型改革中所積累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普遍對自己的傳統政治戰略和政策進行了調整，以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第三條道路”是其典型表現。政治戰略上的中間化和政策手段方面對市場的靈活態度是這一轉型的主要特征。在一個時期裡，這一轉型為其贏得了一種“現代化”的形象。但這種轉型同時也蘊含了一種長期的政治風險：中間化導致社會民主黨疏遠了作為其傳統穩定支持力量的傳統工人階級，而作為新戰略基礎的中間群體本身是不穩定的﹔強調靈活的市場機制也使得社會民主黨背負了向新自由主義妥協的政治包袱。這兩者的惡果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凸顯。一直到今天，作為曾經的“現代化”轉型代表的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依然沒有走出這一陰影。而且，從長期來看，對於日趨以選舉政治為中心的社會民主黨來說，中間化戰略方向是難以改變的，因此，迎合新中間階級與避免傳統支持隊伍的分化的矛盾也將是長期存在的。

其次，未能提供被普遍認可的替代性政治議程，這是目前社會民主黨最大的軟肋。如何將“社會民主”的價值觀重新注入到現實的政策當中，並提供一種不同於新自由主義的替代性政治議程，這是決定社會民主黨未來政治空間的另一重要因素。可目前的現實卻是，雖然新自由主義政策方式被人詬病，社會民主黨人也不斷地表示要突出“社會民主”的價值理念，但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在日益碎片化，尤其是在經歷了此前的“現代化”改革的失敗后，人們難以從目前社會民主黨的政策主張中辨析出一套政策體系，能夠作為新自由主義的替代性政治議程。至少從危機以來社會民主黨在一系列問題——包括歐盟問題、緊縮政策問題，以及福利國家的改革問題——上的政策主張中，人們還看不出其具有超越右翼政黨政策的替代性意義。正因為如此，高舉反緊縮大旗的激進左翼越來越強調自己作為替代性政治力量的意義。希臘激進左翼聯盟的崛起和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的衰落是其典型表現。

第三，困擾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左翼聯盟問題並未解決。在既有的歐洲政治構架下，大多數國家的政黨政治格局更取決於政治聯盟而非主流政黨的表現。但左翼力量之間的分化——這主要表現為社會民主黨與激進左翼力量之間的立場分化——削弱了左翼政治的前景，這對於作為左翼主流政黨的社會民主黨來說無疑是一個持久性的挑戰。這種情況在德國、意大利表現得十分突出。即使是在兩種力量間關系相對緩和的北歐國家，也是社會民主黨欲保持長期執政的一個難題。

也就是說，雖然從總體上看歐洲社會民主黨扭轉了此前的政治頹勢，但它們要作為一種穩定的執政力量發揮建設性作用，還需要面對一系列的問題。

激進左翼相對活躍，

但總體發展空間有限

激進左翼政黨指那些在歐洲左右政治光譜中位於溫和的社會民主黨與極端左翼之間的左翼政治力量。[2]與日趨中間化的社會民主黨相比，這些激進左翼對資本主義持更多的批判態度，更為強調激進的民主和社會改革。但比之於極端左翼力量，它們對資本主義的態度又顯得更為緩和，即認同了既有的民主制度框架，也不主張革命。目前，持這類立場的激進左翼主要由三種力量構成：一些對資本主義態度相對溫和的共產黨或由其演變而來的政黨﹔從一些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力量中分化出來的左翼政黨﹔以及隨新社會運動發展起來的新的激進團體。[3]許多政黨實際是這些不同歷史淵源力量之間聯合的產物，如目前的德國左翼黨是由前東德統一社會黨繼承者民社黨（PDS）與一部分社會民主黨的前支持者組織——即“勞動與社會公正—選舉替代”（WASG）聯合而成，而北歐許多激進左翼組織是由傳統的工人階級組織（主要是一些前共產黨組織）與一些新激進主義的力量聯合組成，它們自稱為“紅綠政治”的代表，如丹麥的紅綠聯盟和芬蘭的左翼聯盟等。

這裡所謂的“激進左翼”實際上是一種新激進左翼，它在定位和政治目標上不同於傳統的歐洲共產主義，是后者轉型的一種表示。這種轉型大體是在20世紀90年代前后開始[4]並逐漸形成的，它的兩個重要政治前提是：冷戰結束前后傳統的歐洲共產主義力量空間被嚴重擠壓，以及歐洲社會民主黨的中間化改革趨向。前者促使一些傳統的左翼激進力量改變了自己過去對資本主義的激烈政治態度，尤其是放棄了傳統的革命立場，而后者則導致了左翼力量的一種結構性調整。在此背景下，一些傳統的激進左翼力量開始表達一種新的激進主義政治目標、內容及形式。其目標概括起來就是要作為左翼政治的“替代性力量”。他們強調，中間化的社會民主黨已經失去了為公平而戰斗的“左翼”性質，淪為了與新自由主義力量同流合污、維護既有秩序的力量。激進左翼要作為真正的“替代性”左翼政治代表發揮建設性作用。在內容和形式方面，它們不再拘泥於傳統的左翼政治目標，而試圖把維護傳統的公正目標——它們主要是圍繞物質財富的再分配——與實現新的激進主義目標，包括真正的生態主義和男女平等主義結合。

這種調整的政治效果明顯。進入新世紀后，尤其是在金融危機蔓延到歐洲后，當主流政黨（包括歐洲社會民主黨）紛紛因應對危機乏力而陷入政治困境之時，激進左翼尋求作為左翼替代性力量的口號和一些政治主張——尤其是其反緊縮政策的主張——迎合了眾多普通社會大眾的需求。激進左翼進入了一個活躍時期，尤其是與一個時期裡社會民主黨的頹勢相比，激進左翼的表現十分突出。其中，最突出的是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這個最初只是一個由不同的左翼力量組成的鬆散選舉聯盟不斷創造了歷史，成為了執政黨。其實，考慮到不同國家政治文化的差異，其他一些國家的激進左翼政黨的表現同樣也是驚人的，如帶有前東德歷史印記的德國左翼黨目前已經成為德國的第三大黨。其他一些一度下滑嚴重的傳統共產黨——如法國共產黨和西班牙共產黨——也都止住了下滑，並在一系列選舉中取得明顯的進步。

但激進左翼政治上的活躍只是相對，綜合各方面的因素，激進左翼目前並不真正具備作為社會民主黨的替代性力量的能力。首先，這些歐洲激進左翼力量的表現本身既不穩定，也不均衡。以選舉表現來看，雖說許多黨都有明顯的進步，但同時也存在大起大落的問題。最典型的是意大利重建共產黨。該黨一度擁有13萬黨員和200萬的選民支持隊伍，是意大利政壇中重要的平衡性力量，但目前卻淪為在國家議會和歐洲議會中都失去席位的地步。其他許多國家的激進左翼政黨也存在類似問題。這表明，這些政黨受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太大，一旦有利於其發展的環境——如目前一些國家面對危機的困境——發生改變，其發展空間值得懷疑。此外，在不同的國家，激進左翼的力量強弱和表現明顯不均。在南歐和北歐國家力量較強，但在英國等國則明顯薄弱。其次，歐洲激進左翼近期的活躍帶有明顯的特殊性，是否能夠成為常態令人懷疑。這與危機的持續和主流政黨力主的緊縮政策有關。激進左翼力量要真正作為左翼的替代性力量，必須表現在其長期的選舉能力和提供替代性政策方面。從這兩方面來看，即便是目前執政的希臘激進左翼聯盟，也難言樂觀。第三，歐洲激進左翼本身的構成復雜，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分化乃至分裂的危險。歐洲激進左翼近期的政治活躍，尤其是在選舉政治上的表現很大程度上是靠左翼的聯盟實現的。但由於缺少一種一致性的理念和政策，這種聯盟是不穩定的。而且，隨著激進左翼力量進入政府，這種因素構成復雜、目標不一而出現分化的可能性也在加大。最近希臘激進左翼聯盟內部不同力量圍繞政府與歐盟的債務處理協定的分化即突出表示了這一點。從這些方面來看，歐洲激進左翼未來的發展空間是不確定的，也是有限的。

極左力量的政治影響力有限

在歐洲，極左力量本身的構成也很復雜，包括了一些依然持傳統革命立場的共產黨、依然強調戰斗性的托派組織和毛派組織，以及一些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組織。這類力量的共同特征是以激烈對抗的態度（包括主張訴諸革命手段）反對資本主義，主張消除社會的不平等。總體而言，這類組織對現實政治的影響力有限。在被視為極端左翼的共產黨組織中，除希臘共產黨依然保持了一定的選舉能力外，大多數持革命立場的共產黨組織在國內政治中的影響力十分微弱。不過，與上述激進左翼日益強調選舉政治，並在此方面取得不同程度的突破不同，這些極左組織的影響力更多體現在社會抗議方面。如英國共產黨在選舉政治中的影響力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它卻長期積極參與英國的社會抗議運動組織。因此，這類組織雖然政治影響力——至少就選舉政治而言——有限，但卻是歐洲政治中的一個持久性因素。

總之，歐洲左翼力量正在經歷一種結構性調整。對於其中的各類左翼力量來說，其未來的政治影響力都存在不同的變數。但從既有的社會基礎、政治訴求以及作用方式來看，歐洲左翼中最重要的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戰略和政策調整顯然還沒有完全定型，它們作為新自由主義政治方式的替代性力量的前景也不容樂觀，盡管它們依然擁有強大的選舉能力。與之並行的是歐洲激進左翼的相對活躍和極左力量作為一種政治現象的持久存在。但顯然它們還都不具備改變歐洲既有政治格局的能力，盡管在個別國家或局部地區，激進左翼顯示出了其打破既有平衡結構的杠杆能力。

（作者系中央編譯局馬克思主義研究部研究員）

（來源：當代世界）

————————

[1] 林德山：《歐洲左翼政黨：概念、分類與結構》，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 年9 月27 日。

[2] 歐洲激進左翼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一般人們從兩種不同意義上使用該概念。一種是泛義地指稱所有站在社會民主黨左邊的力量，另一種則是指居於中間化的社會民主黨與極端左翼力量之間的力量。這裡取后者的意義，參見李其慶：《“歐洲激進左翼”探析》，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4年第4期。

[3] 林德山：《歐洲激進左翼政黨現狀及變化評介》，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14年第5期。

[4] 對於少數政黨來說，這種轉型要更早，如丹麥的社會主義人民黨（SF）、挪威的社會主義左翼黨（SV）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