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至今，日本對於二戰時期的侵略歷史一直沒能徹底正視。在國際社會特別是亞洲鄰國的壓力下，日本政府於戰后50周年的1995年發表“村山談話”，對侵略戰爭進行了有限的反省和道歉。但此后歷屆日本政府盡管重申其精神，但鮮有出其右者。有研究指出，戰后日本具有“翌年法則”怪象。[1]日本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是，有限的歷史反省，常態的錯誤言行。日本錯誤的二戰史觀傷害了被侵略國家人民的感情，破壞了與亞洲國家的信任關系，也把自己的亞洲外交拖入歷史泥潭。比較而言，同為戰爭發動者的德國對歷史的反省與日本明顯不同，效果更異，令人深思。在迎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安倍政權的二戰史觀尤為令人關注，日本的亞洲外交又一次面臨歷史的考驗。
錯誤的史觀，緣於錯誤的現實
日本錯誤的二戰史觀主要表現在：否定慰安婦、篡改歷史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否定南京大屠殺、否定東京審判等問題方面，其他的還包括“侵略未定義”論，為“神風隊”申遺等等。與此相對，那些對侵略歷史進行反省的觀點在國內被右翼稱為“自虐史觀”，頻遭打擊。日本對侵略歷史的否定和日本的現實密切相關，或是因現實需要，或是由現實決定。
首先，服務於推卸戰爭罪責，逃避戰爭責任追究這個現實需要。1945年戰敗投降的《終戰詔書》就充斥著戰爭最高領導者昭和天皇為自己和侵略戰爭的辯護之詞，被審判的戰犯們也“異口同聲地否認戰爭責任”[2]。首屆內閣東久邇內閣提出的“一億總懺悔”根本目的也是為了擺脫天皇等戰爭領導者的罪責。為逃避懲罰，日本戰后還銷毀了大量的戰爭檔案，檔案的不完整反過來又“縱容”了錯誤的史觀。同時，對賠償責任的逃避也是日本政府的現實需要。
其次，決定於總體保守化和政治右傾化的政治現實。戰后日本史，就是一部保守勢力長期佔統治地位的歷史。戰前、戰時的內閣大臣或者重要官員，甚至是被關押的戰犯如首相岸信介，他們在戰后大多重返政界，並千方百計地尋找“歷史正當性”，為自己和日本美化。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日本更是不斷保守化，並在冷戰結束后進一步加強，進入“總體保守化”階段，政治右傾化也進一步加劇。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修改憲法、教育基本法呼聲高漲，強調愛國心的主張越來越強烈，美化侵略歷史和否定戰爭責任於是此起彼伏。
再次，適應於盡快“告別戰后”、輕鬆邁向政治軍事大國的戰略需求。戰后日本一直希望重振對國家的熱愛和民族自信心，進而成為“正常國家”乃至政治軍事大國，在國際社會獲得更大的權力。為樹立自信和大國形象，日本另辟蹊徑地採取了忘卻和篡改的做法。教科書事件發生的1982年，時任國土廳長官鬆野幸泰就說過：“如果把‘進入’說成是‘侵略’”，就會使孩子們說“祖先干了壞事。”在日本看來，美化侵略戰爭是日本重整為政治軍事大國的“精神洗禮”。也正是在“政治大國”的口號下，中曾根康弘首相在自民黨內部大肆批判東京審判史觀是自虐史觀，批判馬克思主義史觀是帝國主義戰爭史觀，並最終首次以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的身份正式參拜靖國神社。
最后，受制於輕視亞洲鄰國的心理習慣。這和日本近代以來脫亞入歐、脫亞入美的戰略選擇有關。奠定戰后日本發展道路的吉田茂總結性地告誡，“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針必須放在對英美親善這個大原則之上，今后也不會改變，而且也不應該改變”，這“是遵循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外交上的正確路線”。[3]在日本外交思想與實踐中，日美關系是其外交基軸，亞洲更多是自己施展政治抱負和外交戰略的客體和舞台，對日本起不到關鍵性的影響作用。在這樣輕視心理下，日本一方面表現出“加害意識”的缺少，忽視對亞洲鄰國的傷害﹔另一方面不重視亞洲鄰國的抗議，對外對內“兩層皮”，缺乏主動和徹底的反省。
日德表現迥異，關鍵在於促進反省的力量不同
1970年12月7日，前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波蘭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謝罪的一幕，令歐洲和世界動容。德國歷屆政府不僅承擔戰爭罪責，向納粹受害者道歉賠償，無限期追究納粹罪犯，而且還通過各種方式警醒世人，防止納粹思想的流傳。德國對歷史的深刻反省是歐洲實現和解、保持和平穩定的要因。反觀日本，在歷史問題上屢屢倒行逆施，也導致日本亞洲外交陷入“歷史泥潭”。日德表現迥異的關鍵在於促使兩國反省和承擔戰爭責任的外部壓力和內部動力不同。
首先，來自外部壓力不同。一方面，德國戰后被美、蘇、英、法四國分區軍事佔領，進行了較為徹底的去軍事化、去納粹化、去壟斷化和民主化改革。日本戰后被美國單獨佔領，出於冷戰的考慮，美國很快將改造削弱日本的政策變為扶植援助日本的政策，對日本的改造並不徹底。另一方面，德國地處歐洲中部，來自周邊國家的壓力更大，如果不誠心認罪和道歉，就不可能被歐洲接納。而日本獨處一隅，戰后中韓等周邊國家實力薄弱，同時又疲於應對國內外的各種危局，無暇顧及日本。甚至當亞洲國家向日本抗議時，日本也感覺不到如德國所面臨的壓力，因為它還仍可以借助日美同盟維持對外關系。
其次，源於內部的動力不同。一方面，德國是在頑強抵抗被徹底打敗后投降的，納粹政權被完全打碎，東西兩德政權同過去的納粹沒有絲毫的繼承關系。這是德國能夠徹底清除納粹歷史的政權基礎。日本自我反省的動力則不足。日本在盟軍並未進入本土時就宣布投降，戰后不但保留了天皇制，政府的大部分機構也被延續，甚至被定為戰犯的政治家都重新進入政界，日本不可能對自我進行徹底否定。另一方面，短短30年經歷的兩次戰敗苦痛促使德國痛定思痛，徹底摒棄軍國主義和納粹。而日本雖也遭受戰爭之痛，還遭到原子彈轟炸，但這卻使日本產生一種悲情的受害意識，反而更多關注戰爭對自己的傷害。再者，德國是基督教國家，“原罪—認罪—贖罪”邏輯下公開認罪和懺悔對於德國並非是恥辱和難堪的事情。而日本的恥感文化和錯誤的民族優越感反而使日本即使認識到錯誤，也不想低頭認罪，特別是不願向自己眼中的周邊弱國認罪。
日本國民二戰史觀的風化與抗拒
戰后初期，面對戰爭的慘敗和戰后的困苦，日本國民更多關注自己的“受害”和“被騙”，日本著名電影導演伊丹萬作批評這是日本國民不願正視自己戰爭責任的“麻醉劑”。盡管戰后也有不少國民包括二戰老兵對侵略歷史進行深刻反省，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冷戰國際格局解體、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和民粹主義抬頭，日本國民對戰爭加害者責任的認識程度卻越來越“曖昧”和倒退。對“核爆”年復一年的紀念，以及陳列在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原子彈轟炸寫真館中的歷史實物和圖片展示的是日本的戰爭受害者形象。2014年，村上春樹在《每日新聞》的專訪中就指出，不少日本民眾把自己視為受害者，而無視自己侵略者的身份，這一趨勢“正在變得越來越清晰”。
2015年1月3日，《朝日新聞》社論指出，隨著日本親身經歷二戰的人越來越少，日本社會整體對戰爭歷史日益淡忘，而“歷史修正主義的跡象愈發顯著”。的確，時過境遷。特別是戰后出生的年輕一代已經不了解二戰對亞洲國家的傷害，他們的歷史教科書中隻有很少一部分涉及到二戰的歷史。受日本右翼鼓吹擺脫“自虐史觀”和各種遺族團體追念活動的影響，在民族主義風潮之下，日本民眾對二戰歷史的記憶日漸風化，對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評價日趨保守。“侵華戰爭”表述為“日中戰爭”、“無條件投降”說成“終戰”，這些曖昧用詞在日本的普遍化更是模糊著國民對戰爭性質的判斷。
2006年5月，《朝日新聞》的民調顯示，70%受訪者不知道東京審判的內容。在20—30歲年齡層中，隻有十分之一的人回答知道東京審判內容，更有17%受訪者表示，他們根本不知道這回事。2013年底，《朝日新聞》的民調顯示，33%的20—29歲年輕人認為日本發動的戰爭“不是侵略戰爭”，與其他年齡段相比為最高。2015年4月，《朝日新聞》的民調顯示，隻有33%的日本人知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而在回答知道的人中，有32%的日本人認為東京審判“不正當”，對於日本發動的那場戰爭的性質，46%受訪日本人認為既是“侵略戰爭”，也是“自衛戰爭”﹔認識到是“侵略戰爭”的僅有三成。
伴隨著這樣的史觀，日本國民還涌現著一種抗拒的沖動。當鄰國因國民感情要求日本反省與謝罪時，日本國內卻叫囂“日本已經正式謝過罪了”、“到底要日本謝罪到什麼時候”、“對日謝罪外交”。[4]日本相當一部分國民已經厭煩鄰國反復要求道歉的行為，很少意識到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一錯再錯。[5]問題還在於，日本國內右翼迎合部分民眾的民族主義，借題發揮發表“妄言”，推動日本國民歷史認識上的保守化。而在總體保守化的當下，日本國內進步的聲音已然微弱。
對日本而言，很難對明治維新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歷史做出清晰的認識，因為它是輝煌與罪惡並存的歷史。二戰結束70周年之際，圍繞二戰和戰爭責任認識，日本輿論正在分裂。一是以《朝日新聞》為代表，抨擊安倍的右傾姿態，呼吁日本社會正視歷史，承認戰爭責任。二是以《產經新聞》為代表，通過登載“歷史戰”系列文章大放厥詞，否定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等，進而否定日本的戰爭責任。三是以《讀賣新聞》為代表，回避關於二戰責任的問題，把重點放在日本今后應如何維持和平與繁榮，成為“正常國家”上。而在這場論爭中，普通日本國民仍是那作為旁觀者的“沉默的大多數”。
安倍政權的選擇令人憂慮
2012年，以安倍為首的自民黨把刪除“近鄰諸國條款”[6]列入競選綱領。再次就任日本首相以來，安倍質疑過“東京審判”，拋出過“侵略定義未定論”，提出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是根據戰勝者的判斷來定罪的”，“那場戰爭無罪人”，登上過涂有“731”字樣的戰機，當著天皇的面帶頭呼喊“萬歲”，參拜過靖國神社。安倍內閣還向國會提交重新調查“河野談話”的報告，表示“否認那個發言，政府將為恢復日本的名譽和信任努力申訴”。安倍自己則把“慰安婦”問題模糊為“人口販賣”。
為迎接戰后70周年，安倍曖昧地說到時會發表一個“安倍談話”，但表示不會原封不動地沿用“村山談話”中的“殖民統治”、“侵略”、“道歉”等關鍵詞。顯然，安倍的選擇是“遺忘歷史”。他在給研究“安倍談話”的專家們“定調”時提出的“五大論點”：日本從歷史吸取了哪些教訓﹔日本戰后如何為國際和平作出貢獻﹔今后應當為地區和國際社會作出哪些貢獻﹔強調談話要“面向未來”﹔要重視他提出的“積極的和平主義”理念。其中沒有提及“道歉”，更多注重“對未來的思考”。
安倍反復強調日本應“面向未來”，卻連續兩年在“8·15”講話中不提日本的戰爭責任，這種“面向未來”讓人不安。《朝日新聞》如是評述：“這不是說‘面向未來’的態度有錯。但是，如果日本開始談論未來，卻不真誠面對過去，遭受日本戰爭侵害的國家可能會想，日本是不是在說‘讓我們忘掉過去’？”
國民對二戰歷史的記憶風化和抗拒、右翼對侵略歷史的翻案、冷戰結束背景下的“五五體制”的崩潰和進步力量的衰微，使安倍政權在否認侵略歷史、逃避戰爭責任時毫不顧忌，也沒受到來自國內的強大阻力。日本多次的民調顯示，和戰后其他的內閣相比，安倍政權的支持率相當高，基本穩定在50%上下。有關支持安倍內閣的原因中，佔比例最高的理由是“沒有其他合適的支持對象”。其他的理由依次為“有領袖才能”和“信賴首相安倍晉三”。而不支持原因排名前三的分別是“政策不行”、“無法期待”和“無法信賴首相”。在政黨的支持率調查中，自民黨的支持率最高，達40％以上，其他黨派的支持率基本難以超過10%。顯然，安倍沒有因錯誤的二戰史觀而引發執政危機。事實卻是，在自民黨一黨獨大，沒有競爭者的情況下，安倍想借政權穩定干一番大事業，擺脫歷史包袱，旨在突破戰后體制。美國北伊利諾伊大學歷史學教授E.泰勒·阿特金斯就觀察到：“相比歷史事實，安倍政府更加關心的是日本的‘榮譽’。”
但是，正如戰后日本歷史所展示的那樣，正是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讓安倍不得不有所收斂，但仍有限。韓國與日本媒體公布的聯合民調顯示，韓日兩國民眾彼此滿意度降至新低，導致這一結果的根本原因正是日本右翼政治勢力對侵略和殖民統治歷史的否認與美化。在美國發出希望“安倍談話”中能承認過去殖民統治和侵略的“村山談話”以及圍繞慰安婦問題的“河野談話”后，安倍當天表示“我的談話將包括反省之前的大戰，也會談到戰后的日本作為和平國家的歷程，以及戰后日本為亞太以及世界做出的貢獻”。安倍以反省為名，實質仍是沿襲戰后日本否定侵略歷史的那條“保守”軌跡，以“積極和平主義”為旗號，以面向未來為誘惑，趁機推動解禁集體自衛權，最終修改和平憲法，再現“自信、強大的日本”。
隻有正確對待歷史，日本才不會迷失
日本立教大學栗谷健太郎教授指出：“日本人沒能像德國人那樣嚴肅追問自己的戰爭罪行，后果就是，日本沒有就戰爭犯罪和責任形成民族共識。”令人遺憾的是，安倍在其著作《致美麗的國家》一書中這樣解釋其歷史觀：“所謂歷史，是不能簡單地用善惡來劃分的⋯⋯百年千年來，在日本漫長的歷史中產生、形成的傳統為何得以保存下來？對此常有真知灼見，這才是保守主義的精神。” 正如習近平主席曾在《俄羅斯報》發表署名文章中引用過的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克柳切夫斯基的“如果喪失對歷史的記憶，我們的心靈就會在黑暗中迷失”這句名言所示，安倍政權和日本右翼錯誤的二戰史觀正在使日本迷失。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在其《未來列強》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在世界上朋友甚寡”，“關鍵是日本對其過去的征服行徑和犯下的罪行不願意承認和道歉”。隻有正確對待歷史，日本才不會迷失，也隻有這樣，日本的亞洲外交才有未來。
【本文是北京市青年英才計劃資助項目《日本政治大國化進程分析及評估》（項目編號：YETP1323）﹔國際關系學院201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21世紀以來的日本政治大國化與中日關系研究》（項目編號：3262015T27）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副教授）
（來源：當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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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戰后日本一方面不斷道歉和反省，努力地與亞洲各國和解﹔另一方面，在第二年國內又涌動出強烈的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思潮與行為。日本《朝日新聞》主筆、知名政論家若宮啟文在其著作《和解與民族主義》中把這種矛盾及有規律的現象稱為“翌年法則”。
[2] [日]鬆沢弘陽、植手通有.丸山眞男集(第4卷).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版，第112頁。
[3] [日]吉田茂.十年回憶(第一卷).韓潤棠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第10頁。
[4] [日]部達味.日中関係の過去と將來.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版。
[5] 2000年10月，朱镕基總理在訪日期間回答提問時嚴肅地指出：“我想提醒一點，在日本所有正式文件裡面，從來沒有向中國人民道歉。1995年，當時的村山首相曾籠統地向亞洲人民表示過歉意。因此，不能說中國沒完沒了地要求日本道歉。”2001年10月8日，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訪華參觀京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時說：“我對遭受侵略而犧牲的中國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但因為小泉任內曾6次參拜靖國神社，這次對“中國人民”的口頭道歉在當時及以后都沒有得到普遍承認。直至今天，日本仍舊未在任何書面文件中正式向中國道歉。
[6] 1982年，日本教科書審定制度增加了被通稱為“近鄰諸國條款”的內容，規定“在處理與亞洲近鄰各國之間的近現代歷史事件時，要從國際理解和國際協調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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