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軍文化論》讓我們收獲了什麼

“談軍事文化，多年沒有見到這麼有分量的文章了。”5月14日，《解放軍報》軍旅文化專版發表的編輯部文章《強軍事業呼喚強軍文化》，從強軍事業出發、以大文化的宏觀視野論述強軍文化，讓人耳目一新。文章以習主席關於強軍文化建設重要思想為統領，對強軍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本質內涵、根本價值、創新品質等重大問題，作了比較深刻和生動的闡述。以此為開篇，《強軍文化論》專欄連續刊登“軍事文化名家的時代思考”系列文章，劉亞洲、金一南等20多位作者從不同的角度縱橫捭闔，論述強軍文化，不敢說篇篇金石，字字珠璣，但套話不說，陳言務去，直面問題，直抒胸臆，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履霜之戒。

《強軍文化論》甫一開欄就引起各方面的重視，牢牢抓住了讀者的視線。在互聯網上，《強軍事業呼喚強軍文化》《走出甲午 迎接變革 再創輝煌》《勝利的刀鋒》等文章被多家知名網站轉載，很多讀者在跟帖中發出熱情洋溢的贊賞和鼓勵。與此同時，這批文章還引起不少中央和地方媒體的關注。《強軍事業呼喚強軍文化》被《文藝報》全文轉載，《源自歲月深處的叩問》《中國軍人與中國精神》被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摘要播發。中央電視台軍事頻道在系列文章結束的當天，對這一欄目的整體情況進行了報道。

5月22日，《強軍文化論》專欄發表了陳先義的文章《捍衛我們的英雄》，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看到后推薦給《湖北日報》，該報於25日從第1版轉第2版全文轉載。

一個文化版上的專欄，能在軍內外引起如此大的反響，據我所知，在軍報的歷史上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可以說是罕見的。

“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我覺得，《強軍文化論》之所以引起強烈反響，是因為切合時代脈搏，撥動了讀者心弦。首先，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習主席要求全軍要肅清徐才厚案件的惡劣影響，提出了“打造強軍文化”的重要思想，人民群眾對軍隊格外關心，寄予厚望。《強軍文化論》一掃空洞表態、空泛議論的八股文風，不回避軍隊建設中的現實問題，扎扎實實地從文化上分析深層原因、研究對策，讀者從中看到了軍隊學習貫徹習主席指示的認真態度，看到了強軍文化建設的光輝未來。其次，在敵對勢力企圖在我國發動“顏色革命”、從文化上對我大肆進攻面前，在那些充當“第五縱隊”的所謂“公知”“大V”們的鴰叫聲中，軍報橫刀立馬、旗幟鮮明地給予反擊，豈不鼓舞人心！在微博上有人氣急敗壞地說，軍人出來說話，不是好事。這足以說明刺到了他們的痛處。還有，《強軍文化論》是打造強軍文化的輿論准備，為部隊思想教育提供了生動教材，也對媒體如何充分發揮輿論引導作用有啟迪意義。

《強軍文化論》論的是大文化：“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支軍隊的整體素質，理解文化首先應擺脫類似‘文化就是文化知識’‘文化就是文學藝術’‘文化就是文娛活動’這樣的簡單認識。”如此立論，高屋建瓴，抓住了實質。

如果說武器裝備是軍隊的肌肉的話，那麼文化則是軍隊的靈魂和骨頭。

1、強軍文化的特征與落腳點

《強軍文化論》論至今日，已經基本揭示出強軍文化的規律性特征。

——價值觀是強軍文化的核心。兩軍對壘，拼的不僅是武器裝備和戰略戰術，而且還有價值觀的較量。許多戰爭從本質上說，其實是價值觀的戰爭。軍人價值觀的內容說豐富很豐富，說簡單很簡單，就是為誰當兵、為誰打仗的問題。編輯部文章引用了秦基偉將軍的話：“上甘嶺戰役是一場特殊的戰役。它既是敵我雙方軍力的較量，又是兩種世界觀、兩種價值觀、兩種思想體系的較量！”決定戰斗意志、犧牲精神的是價值觀。金一南在《勝利的刀鋒》中講了楊靖宇最后與叛徒的對話，叛徒趙廷喜見楊靖宇已孤身一人，凍餓交迫，朝不保夕，勸他說，“我看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不殺投降的人。”楊靖宇回答說：“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他們雖然沒用價值觀這個詞，卻在進行兩種價值觀的較量。

——忠誠是強軍文化的靈魂。金一南在《勝利的刀鋒》中用張國華帶領18軍進藏壯舉詮釋了什麼叫忠誠。忠誠，就是任何情況下堅決聽黨指揮毫不動搖。聽黨指揮不僅是紀律問題，更是忠於信仰的問題。誠如編輯部文章所說，“不管有人多麼位高權重，隻要反黨圖謀一旦暴露，就將陷入孤立，連一個警衛員都拉不走”。

——傳統是強軍文化的根脈。我軍在長期革命戰爭中形成的一整套優良傳統，是經過了實踐檢驗的制勝法寶。習主席把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放在古田召開，與11位基層干部和英模代表一起吃“紅軍飯”，要求與會者“要帶頭學傳統、愛傳統、講傳統，帶動部隊官兵傳承好紅色基因、保持老紅軍本色。”金一南的《勝利的刀鋒》、唐棟的《文化人格的較量》、王樹增的《長征文化與文化長征》、余愛水的《強軍當有高度文化自信》等對此都有比較精辟的論述，尤其是羅益昌的《源自歲月深處的叩問》，對新時期如何繼承和發揚傳統提出了比較系統的看法。張西南的《戰歌：激蕩靈魂的聲音》論述了戰歌創作如何繼承發展的問題，頗有新意。

——憂患意識是強軍文化的底色。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個人、一個國家、一支軍隊，無不如此。劉亞洲在《走出甲午 迎接變革 再創輝煌》中說，“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時刻不忘‘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才有民族偉大復興的希望。”不愧是現代版的“警世恆言”。我從而想到美軍的一句箴言：“美國處在戰爭之中。”美軍的憂患意識，此言已蔽之。縱觀中國歷史，歷朝歷代幾乎無一不是亡在歌舞升平之中。“暖風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在南宋君臣都沉浸在苟安文化之中時，主戰的岳飛非被殺頭不可。

——英雄和英雄主義是強軍文化的旗幟。陳先義的《捍衛我們的英雄》、徐貴祥的《遍地英雄下夕煙》已經把這個問題說得很清楚，不贅。

——創新是強軍文化的生命。越是勝利之師越容易沉醉於昔日的輝煌，而看不到時代的變遷，最后身敗名裂，貽笑后世。二戰中的法軍如此，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的伊軍如此，古今中外大大小小的例子不勝枚舉。中國軍隊如果不加快創新的步伐，規律是不會讓誰例外的。對此，劉亞洲的《走出甲午 迎接變革 再創輝煌》、柳建偉的《從十面埋伏中突出重圍》、柯大文的《破解“李約瑟之問”》、戴旭的《走在戰爭前面》、郭高民的《文化無界與戰爭無界》都有警策之言。李炳彥的《制勝未來的兵學智慧》從中西方兵學文化的比較中談創新，給人以歷史與哲學的啟迪。

——制度是強軍文化的鋼筋。制度文化是強軍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不僅表現在人的思維和行為習慣上，還體現在制度上。制度是文化構架中的鋼筋。剛性的有形的制度是文化表現形態之一。看一支軍隊的制度，就可以看出其文化。我軍忠誠於黨的價值觀催生了黨委制、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政治委員制度等﹔反過來，這些制度集中體現了我軍官兵忠誠於黨的價值觀。敵對勢力想搞垮軍隊，其中最惡毒的一手，就是攻擊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制度，鼓吹“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鋼筋去掉了，大廈越高，塌得越快，塌得越慘。《強軍文化論》專欄雖然沒有對此展開專題論述，但不少文章都涉及這個問題。李昆明的《高懸達摩克利斯之劍》是唯一講法治文化的一篇，從文化上論述了法治與強軍的關系，頗有見地。

強軍文化所包含的豐富內容，不是列幾條就能概括清楚的，但是至少上述幾條是帶規律性的，而規律是必須遵循而不可違背的。這些規律要靠人來遵循，而遵循這些規律就能造就用強軍文化武裝的人。編輯部文章說：“回顧習主席關於強軍文化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字裡行間都緊緊連著一個大寫的‘人’：‘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軍人’。”又說，“強軍文化支撐強軍事業的根本價值，就在於為實現強軍目標培養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軍人。”應該說，這段論述抓住了強軍文化的要旨，找准了強軍文化的落腳點和歸宿點。物質文化要靠人來創造，非物質文化得靠人的實踐體現。

習主席關於“四有”新一代革命軍人的論述一經提出，全軍上下莫不深受鼓舞，有人甚至忍不住歡呼起來，為啥？因為這“四有”不僅概括了新一代革命軍人應該具備的整體素質，而且具有極強的針對性，甚至可以說是對被某些人扭曲了的人才標准的撥亂反正。“有本事”是對“唯文憑”“唯年齡”以及形形色色的專為某些人甚至某個人“量身定做”的標准的撥亂反正。“有血性”首次出現在軍人標准中，體現了軍人性格的本質特征，是對奴性文化的批判。關於如何用強軍文化培養“四有”新一代革命軍人，編輯部文章已經分別作了闡述，不再重復。這裡要說的是，隻有發揚戰斗精神，才能真正讓“四有”標准立起來，真正培養出“四有”新一代革命軍人。

“四有”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管總的是要“有靈魂”。有靈魂才會自覺為能打仗打勝仗練本事，有靈魂才能有血性、有品德。在十八大以前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徐才厚等人雖然嘴裡也唱著高調，但“管靈魂的出賣靈魂”。一旦靈魂出了問題，一切問題都跟著來了。某些人選干部不管有沒有本事了，確切地說是不管有沒有帶兵打仗的本事了，利用人才標准的解釋權，把“有文化”變成了唯文憑，於是出現了人才干活，庸才升官，以庸庸碌碌為榮，以出類拔萃為“傻”等怪象。再說軍人最重要的血性，不僅成了某些人的忌諱，而且反其道而行之，用各種導向特別是使用干部的導向來提倡奴性，對有血性的軍官進行逆淘汰。他們把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偷換成對個人的人身依附，附我者昌，不附者亡。奴才彈冠相慶，人才升遷無門。至於品德，早就被他們拋到了九霄雲外，以至於越是有品德的人越是讓他們警惕，越是品德有問題的人越得到重用。徐才厚明知谷俊山品德有問題，卻對他百依百順，有求必應，為啥？一，有問題的人才能聽他違背原則的話，才能為他辦那些見不得人的事﹔二，拿了人家的手軟，久而久之，就被“綁架”了。必須指出，即使是在徐才厚等當道的時候，部隊官兵的核心價值觀也沒有變，人民軍隊性質也沒有變，因為他們雖然作威作福，但畢竟不能一手遮天。但是，誠如習主席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指出的：“必須正視軍隊建設特別是思想政治建設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特別要高度重視和嚴肅看待徐才厚案件，深刻反思教訓，徹底肅清影響。”習主席要求我們“深刻反思教訓”，值得反思的東西很多，但筆者認為其中有一條是由於淡化甚至丟掉了軍事文化的戰斗性，不與錯誤的文化思潮和現象作斗爭，已經嚴重地影響了強軍文化建設，在一些單位一些部門形成了很壞的風氣。培育“四有”新一代革命軍人，必須在破中立，立中破，持之以恆，方能成功。

2、在強軍實踐中建設強軍文化

強軍文化服務於強軍事業，同時又是強軍事業的重要支撐。如何服務？在實踐中服務﹔支撐的理論和措施從何而來？從實踐中來。

之所以要強調實踐，是因為存在脫離強軍實踐、關起門來搞文化建設的問題。在某實戰化對抗演習中，有的旅把轉播車開到了“前線”，用大喇叭對著“藍軍”喊話，結果無一例外被“藍軍”一發導彈報銷，成為演習場上的笑柄。眾人大笑，我卻笑不出來。都什麼年代了，還能靠大喇叭搞心理戰？這種閉目塞聽搞出來的“裝備”自然是經不起實戰檢驗的。文化是戰斗力，其中一個功能是瓦解敵軍。中國歷史上，四面楚歌曾唱垮了項羽的楚軍，紅軍時期的一曲《可憐的白軍》曾經唱散過白軍隊伍，一首《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唱得在陝北圍剿紅軍的東北軍與紅軍共同喊起了抗日口號，搞起了聯歡，等等例子，舉不勝舉，但是不問實際情況，就想復制老故事，隻會成為笑柄。

打造強軍文化是個理論問題，但歸根到底是個實踐問題。在中國歷史上，兵書最多的是兩個朝代，一是宋，一是明，但宋和明是軍事文化最腐朽落后的朝代，是軍隊戰斗力最弱的朝代。為啥？空談也。宋朝的兵書多是文人的作品（包括整理歷代兵書），明朝兵書的作者除了戚繼光之外也幾乎全是文人，兩朝蔚為大觀的兵書隻有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是實戰的理論總結，其余幾乎都未付諸實踐。文人關著門在“文”，根本沒有在實踐中“化”，可謂有“文”沒“化”。

《強軍文化論》專欄中的很多文章都講到了毛澤東軍事思想。毛澤東軍事思想是強軍文化的精華，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實踐中來的。以支部建在連上為例，大家都知道這項制度是在三灣改編時毛委員確立的。他怎麼就想到了這麼偉大的點子呢？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的，都有基本為我黨控制的部分國民黨軍隊，包括原葉挺獨立團所在部隊，但黨組織隻建在了團上，一個團一個支部。起義后的艱難斗爭証明，一個團一個支部無法完全掌握部隊，起義官兵大都開了小差，甚至整連整營地逃跑了。殘酷的事實給我黨以警示，我們黨要掌握部隊，不能像國民黨那樣黨部隻建到縣一級，沒有“根”，不要基層，而必須把黨組織建到基層去。當然，並非每個人都能看到這一點。毛澤東的偉大就在於他敏銳地覺察到這個問題，創造性地提出了“支部建在連上”這個解決的辦法。

毫無疑問，我們今天打造強軍文化，必須在強軍事業的實踐中去打造。應當承認，軍事文化建設中的許多問題都與脫離強軍實踐有直接關系。在採訪某演習時，導演部的一位領導告訴我，某旅剛進場，就有人來打招呼說，這個旅長是我們重點培養的對象，請你們關注。難道因為你是重點培養對象，敵人就會讓你三分嗎？“藍軍”當然不會管你是誰，打了他一個落花流水。由此可見，我們的選才文化與實踐中間隔了一座“山”了。確定重點培養對象也許沒錯，但人才的成長步步都離不開實踐，離開了實踐，你那個重點對象是怎麼來的呢？正如劉亞洲在《走出甲午 迎接變革 再創輝煌》中說：“選才機制是思想文化的結晶體現。破除封建腐敗的用人潛規則，是造就大批堪當時代重任軍事精英的關鍵。”

坦率地說，在選人機制上，封建腐朽文化的痕跡還比較明顯，在某些單位和部門，潛規則甚至起著主導作用，對官兵的信仰和士氣已經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要打造強軍文化，不在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上清除封建腐朽文化，就可能將一切歸零。而要清除封建腐朽文化，光靠學習討論不行，關鍵是要到實踐中去選才，用實踐的標准選才，並形成制度。在戰爭年代，一個干部行不行，在戰場上看﹔在戰爭准備期，應該在戰備訓練中特別是在實戰化演練中看。我們當然不能搞一場演習定乾坤，但經過多場演習，識別一個人是不困難的。海軍早在20年前就實行了全訓合格艦（艇）長制度，從初任職務開始，一級一級都要經過全訓合格考試，隻有合格者才有入選的資格。今年初，我在最早試行全訓合格艦（艇）長制度的東海艦隊某驅逐艦支隊採訪時，食堂的一位士官與我閑談，他說，我們支隊的領導沒權。我很詫異，問怎麼叫沒權？他說，干部提升，都要全訓合格，還要搞“民意”測驗，硬杠杠擺在那兒，巴結領導沒用。改轉士官也一樣。我問，你看這樣好還是不好？他說，當然好了，歪門邪道沒市場了，大家都想提高本領，訓練打仗。我想，這就是強軍文化的體現。20多年的實踐，証明這是一項好制度，全訓合格的軍官雖然水平有高低，但都是有本事的、稱職的，沒有一個是窩囊廢。

如前所述，培育“四有”新一代革命軍人是強軍文化建設的落腳點和歸宿點。“四有”不僅是對士兵的要求，更是對軍官特別是對高中級軍官的要求。“四有”從何而來？要學習更要實踐﹔如何衡量“四有”，要看學習更要看實踐。現在，軍隊最大的實踐是做好軍事斗爭准備，是訓練，其最高階段是實戰化對抗演練。一場被“逼到絕境、難到極限”的實戰化演練，一個人有沒有靈魂？有沒有本事？有沒有血性？有沒有品德？都會一覽無遺。

3、軍事文化不僅是軍隊的文化

《強軍文化論》對軍事文化展開了多層面的論述，但有一個問題盡管多處提到，卻沒有單獨成篇來論述。那就是軍事文化不僅是軍隊的文化，也是國家文化、社會文化、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主要表現為一個國家、社會、民族對國防和軍隊以及軍人的認識和態度。

我之所以補充說明這個問題，是因為從中外歷史中看到，軍事文化固然有它一定的獨立性，但它是受國家文化、社會文化、民族文化所制約的。有什麼樣的國家文化、社會文化、民族文化就有什麼樣的軍事文化。我們固然可以找到一個將領在其統領的部隊中創造獨特文化的例子，如“岳家軍”和“戚家軍”，但其部隊文化與國家文化相悖時，遲早會被取締，主將甚至會性命難保。岳飛被殺了，“岳家軍”便不復存在﹔戚繼光在消滅倭寇后主動解散了“戚家軍”，要不是有張居正，也會被殺頭。

看國家文化、社會文化對軍事文化的制約，對比唐、宋的軍旅詩詞，就會明顯感覺到。唐代的軍旅詩佳作頻出，大多充滿豪情壯志，而宋代軍旅詩詞較少，北宋尤少，且氣象大不如唐。像唐人“寧為百夫長，不做一書生”“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之類的詩句，宋人是絕對寫不出來的。南宋留下了“醉裡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國仇未報壯士老，匣中寶劍夜有聲”的名句，但細讀全篇，讀出的是一腔悲憤與無奈，而沒有唐人的英武與自信。二者何以區別甚大？不是作家才氣大小的問題，使然者，國家文化、社會文化不同也，軍隊和軍人的地位不同也。唐有大國自信，宋卻苟安成風。

中國歷史上被外敵打趴下的有宋、明、清，這三個朝代的經濟總量當時在世界上獨佔鰲頭，文化事業也是高度發達的。且不說別的，一幅《清明上河圖》讓多少人頂禮膜拜！在上海世博會上，進世博園綜合館看到的第一個場景就是《清明上河圖》的三維動畫，中外參觀者贊不絕口，而我卻“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一個殘酷的事實是：這幅畫問世不久，北宋就滅亡了！畫中表現的是北宋首都開封的畸形繁榮（全國財富一半以上集中在開封），是苟安文化的產物。亡國在即，北宋君臣和首都的軍民還在那裡醉生夢死，豈不令人痛惜！宋是文化發達的王朝，也是軍事孱弱的王朝。傳說是宋真宗親自寫的《勸學詩》，公開鼓吹“書中自有千鐘粟”“黃金屋”“顏如玉”，形成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氛圍，而軍人地位下降到了最底層。從宋太宗伐遼的高粱河（今北京市內）之敗開始，軍隊一直萎靡不振。澶淵之盟后，更是幾乎逢戰必敗，靠割地輸銀來苟且偷安。這般窩囊，不是因為軍隊少，也不是因為武器差。恰恰相反，宋軍從仁宗朝開始，軍隊在宋、遼、西夏三國中數量是最多的（禁軍80余萬，加上廂軍共有100余萬），武器也是最先進的。屢戰屢敗，敗在軍事文化上。宋朝實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國策，防軍隊甚於防外敵。士兵與罪犯一樣，臉上刺字，誰都可以欺負。軍事統帥不是文官就是宦官，武官隻能當副職。武官也不爭氣，都是靠“拼爹”蔭襲得官，雖也有以戰功提干的規定，但指標很少，又基本被走了“后門”。整個北宋，真正從士兵中成長起來的將軍隻有狄青等寥寥數人，屈指可數。因朝廷重文抑武，社會崇文輕武，許多軍官便挖空心思給自己“鍍”上一層文“金”，混個“儒將”的名聲，競相結交文人，附庸風雅，吟算不上詩的詩，畫稱不上畫的畫，不以荒廢武功為恥，而以能詩會畫為榮。有些所謂儒將名氣不小，卻不能上陣殺敵。典型之一是仁宗時的“詩書將軍”劉平，因能談詩書，被提拔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宋代禁軍分殿前、馬軍、步軍三司，此職即馬軍副司令），可在陝北帶兵與西夏作戰時，一無謀略，輕敵冒進，在三川口（今安塞東）遭敵伏擊，全軍覆沒。明與宋一脈相承。萬歷（神宗年號）前期，改革家張居正說了一句著名的話：“古人言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文吏鉗制弁員（軍人），不啻奴隸。夫平日既不能養其精銳之氣，臨敵何以責其折沖之勇？”張居正的這段話，深刻地說明了國家文化、社會文化與軍隊建設的關系。

郭鳳海的《激揚勇士雄風》論中華民族的尚武精神，有些分析是很深刻的，特別是從出土竹簡上的秦律看秦國的軍事文化這一段寫得相當精彩。但是，從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看，尚武文化從宋開始已被消磨殆盡，之后的史書常用“無事泰然，有事則慌”這句話來描寫朝中君臣的苟安心態。“有事則慌”，是因為“無事泰然”。等到“國難思良將”時，往往是“思”也白“思”，因為“良將”平時已經被逆向淘汰了！剩下的多是一身銅臭的貪將，溜須拍馬的佞將，唯唯諾諾的懦將，數典忘祖的叛將。所以，“國難思良將”的無奈不僅是軍隊的悲劇，更是國家、民族的悲劇，是重文抑武必然遭到的懲罰。我愛讀史，每當讀到一個朝代滅亡時，往往會滿腔悲憤，但掩卷沉思，就會想起瑞士軍事理論家約米尼的名言：“假使在一個國家裡，那些犧牲生命、健康和財產去保衛祖國的勇士們，還不如那些包稅者和交易所的生意人（亦譯為大腹便便的商人）受到尊重，那麼這個國家就一定是非常可悲的。”他還說，“一個政府，無論用什麼借口輕視軍隊，總是要受到后人的譴責。”

歷史可以一頁頁翻過，但歷史的文化病毒卻會從棺材裡爬出來。如不警惕，歷史的悲劇不是不可能重演。

戰爭年代，我軍之所以能所向無敵，不僅因為指揮有方、將士英勇，更因為有軍民一致、軍政一致的法寶。在根據地，黨內文化、軍事文化、社會文化是一致的。而在改革開放以后，國家變富了，文化多元了，在和平的溫柔鄉裡，有的人左手摟著孔方兄，右手牽著石榴裙，在情天欲海中沉醉太平，哪管什麼強國夢、強軍夢？某些有點權力的人還屢屢做出讓部隊官兵寒心的事來。1988年“3·14”赤瓜礁海戰，海軍南海艦隊官兵從外敵手中收復了赤瓜礁等礁凱旋時，沒有人歡迎，沒有媒體報道。這種文化現象讓人想起北宋名臣尹洙嘗曰：“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虜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

習主席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可以說，這個夢想是強國夢，對軍隊來說，也是強軍夢。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堅持富國和強軍相統一，努力建設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我們應該堅信，在習主席“富國和強軍統一”的思想指導下，軍隊建設將會迎來一個最好時期，全面打造強軍文化正當時也。

（《解放軍報》2015年6月17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