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昭奎：中日關系如何走出“死胡同”？

編者按：近年來，東亞地區地緣政治博弈的烈度有所加劇，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中日關系受歷史問題和海洋權益爭端等因素困擾而一路下滑，甚至走進了不知如何是好的“死胡同”﹔另一方面美國“再平衡”戰略的持續推進和中國維護海洋權益的堅定立場致使雙方互信水平不升反降。與這兩大矛盾同步展開的則是美日同盟的繼續強化。美、中、日三國是當今世界前三大經濟體，三者關系的好壞不僅關乎東亞的命運，而且關涉世界和平的未來。為此，我刊專門邀請專家學者就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及所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以饗讀者。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中日關系的近況如何？發展趨勢如何？成為既讓人期待又令人擔心的問題。

2012年4月16日，日本右翼分子、東京都知事、自民黨人石原慎太郎在華盛頓演說時口出狂言：東京都將“購買”釣魚島。當年9月11日，日本政府不顧中方一再嚴正交涉，在內閣會議上最終通過了從2012年度國家預算中支出20.5億日元“購買”釣魚島本島、北小島、南小島的決議，正式將三島“收歸國有”。日本政府的購島行為激起中方的強烈反應，一些地方出現了涉日游行示威，中日關系陷入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來最為困難的局面。兩國高層交往全面中斷,政治互信嚴重受損，相互猜疑達到了復交以來的最高點，相互信任降到了復交以來的最低點，可以說已經陷入了“誰都不信誰”的嚴重信任危機，雙方都把對方政府的每一個外交和內政行為看成是針對己方（在事實上大部分確是如此，但未必是全部）。兩國政治互信的缺失和政治關系的惡化影響到中日關系的方方面面，經貿關系倒退，兩國民眾的相互感情持續下滑，降到了復交以來，甚至是新中國誕生以來的最低點，兩國軍事對峙已達到了被國際社會認為“即使明天發生戰爭也不奇怪”的劍拔弩張狀態。一言以蔽之，中日關系仿佛真的走進了一條“死胡同”。

為此，早在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出席G20聖彼得堡峰會之際的短暫站立會見時就說：“近來中日關系面臨嚴重困難，這是我們不願看到的。”[1]然而此后中日關系繼續惡化，已發展到了接近“全面崩潰”、“壞到不能再壞”的狀態，所謂“再壞”就是擦槍走火，就是戰爭。面對這種情況， 2014年11月在北京召開APEC峰會前夕，中日雙方通過艱難的談判達成四點原則共識，習近平主席應約會見安倍首相，使劍拔弩張的中日關系終於出現了轉機。

第一次“習、安會”的背景

根據筆者的觀察，促成第一次“習、安會”的背景主要是：

第一，是否舉行中日首腦會談，取決於國際形勢發展的需要，取決於我們開展對日外交工作的需要，而從當時國際形勢和對日外交的發展變化看，兩國領導人不僅需要“見面”，而且需要“坐下來談”。

多年來，特別是在小泉純一郎執政時期，中日之間形成了一種“慣例”或“規矩”，這就是隻要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中日領導人就不能會見，從而造成了安倍首相將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作為左右中日兩國關系的“道具”，依照自己的政治需要或參拜，或獻祭品，或表示“無可奉告（是否參拜）”，仿佛中日兩國關系如何發展隻有他才說了算，隻有他才掌握了中日兩國關系的主導權﹔仿佛中國需要“求”他不去參拜甚至不獻祭品，才能在對日外交上有所動作，甚至世界都要盯著他走向靖國神社的腳步，才知道中日兩國關系可能出現什麼狀態。

我們當然要堅決反對日本政府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不僅反對，而且與之做斗爭，但是，拒絕兩國首腦會面並非是唯一的斗爭方式。同他見面，當面批判他的錯誤，戳穿他拜鬼（被國際法庭判決的、犯有反人類罪的戰犯）的不義本質，也是一種斗爭方式，我們非常有必要將左右中日關系的主導權拿到中方手裡。

第二，第一次“習、安會”前夕，中日關系已經出現了十分緊張和危險的局面，為了東亞乃至世界的和平，為了捍衛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發展成果，中國領導人需要“直面”導致中日關系出現這種困難局面的責任人和肇事者，勸說和警告其必須放棄戰爭邊緣政策。盡管目前還不能說日本已經“復活軍國主義”，但是日本國內確實存在著企圖復活軍國主義的極右勢力，而防止日本出現軍國主義復辟之路，也是中國責無旁貸的國際責任。同時，我們還需防止出現“美日共同抗中”的局面。

對於中國領導人來說，應約與安倍會見，是捍衛國家利益之舉，是維護世界和平之舉，其目的就是通過兩國首腦的直接會談，起到避免中日之間發生軍事沖突的作用，將中日兩國從戰爭懸崖邊上拉回來，這應該是中國領導人對世界和平做出的重要貢獻，值得載入史冊。

第三，在第一次“習、安會”之前，安倍首相一再表示要見習主席，其主要目的是在國際上撈取政治資本，如果中國不見，就給他反誣中國“關上了談判大門”找到理由。但是，安倍作為一國首相，“當家才知柴米油鹽貴”，不會不知道與中國對抗下去，對日本經濟和能源安全等的破壞性影響（日本能源運輸生命線的最后一海裡大都處於中日對抗海域），因而安倍要求會見習主席應該說也存有希望改善日中關系這層意思。這與習主席在2013年曾經說過中日關系面臨嚴重困難“是我們不願看到的”想法是有共同點的。既然兩個領導人對兩國關系的認識存在共同點，都有推動兩國關系走出“死胡同”的願望，雙方就有一定的會談基礎。

第四，2006年10月安倍第一次上台執政時，曾將中國作為首訪國家，進行了所謂“破冰之旅”，與中方達成確立“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共識，與如今的安倍“判若兩人”（盡管其內在政治理念是前后一貫的）。這說明安倍“對抗中國”也罷，“改善日中關系”也罷，歸根到底都是出於自己的政治利益。換句話說，在2006年的形勢下，“改善日中關系”在政治上比較有利﹔而在近年來，“對抗中國”在政治上比較有利﹔時至今日，“實現日中首腦會見”在政治上比較有利，無論怎麼做都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考慮，當然也有“政治理念”的考慮，但比起政治利益終究是第二位的問題。而從中國方面來講，根據習近平主席的“互利雙贏”外交理念，處理國家關系，既要抓矛盾分歧，更要抓“共同利益”，包括緩解矛盾分歧帶來的“共同利益”，而當今緩和中日關系緊張，防止中日緊張升級，正是兩國和兩國政府的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

第五，2014年8月9日至10日，富士電視台（FNN）的民調顯示，認為有必要盡快舉行日中首腦會談的人數超過半數，為54.5%，日本電視台（NHK）的這個數字是55%，但日本電視台（NHK）的民調同時顯示，66%的民眾對安倍堅持日中首腦會談“不應附帶條件”表示支持或基本支持。

與此同時，考慮到盡管日本民眾對中國持好感的人數比例跌至復交以來最低，然而認為日中關系重要的人數比例持續高達70%以上，而且越來越多的日本民眾對安倍政府採取“與中國為敵”的政策表示不滿。這充分說明“習、安會”是我們直接爭取日本民眾的良機，不應該放棄這個可以直接向日本民眾展現中國領導人政治魅力的機會。

第一次“習、安會”的主要成果

2014年11月10日，習主席應約與安倍首相會見，體現了一個大國領袖的崇高風范、宏達氣度和大局外交思維。據筆者觀察，四點原則共識和“習、安會”的積極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四點原則共識和“習、安會”使兩國關系持續兩年多的空前嚴峻局面終於迎來重要轉機。盡管兩國沒有也不可能靠一次首腦會談解決在歷史問題和領土主權問題上的根本分歧，但重要的是雙方達成了要“管控”彼此之間分歧的原則共識，對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所稱的“歐洲各國輿論認為日中兩國在明天開戰都是有可能”，而且在事實上確實存在擦槍走火危險的中日緊張關系起到了明顯的降溫和“退燒”作用，將兩國從戰爭懸崖邊上拉回來。

第二，四點原則共識和“習、安會”避免了中日緊張局勢對中國推進“APEC外交”的干擾，而中國通過成功推進“APEC外交”, 彰顯了中國的大國風范、大國戰略和大國擔當，促進了中國與亞太主要國家雙邊關系的新發展，推動了“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新戰略，開辟了一系列全球性問題的合作新領域，凸顯了中國外交的全球性引領和局部性主導作用。

第三，“習、安會”對推動中日之間開展各個級別、部門、領域的對話乃至地方交流起到了“帶頭”作用。例如中日財長於2014年11月15日同意重啟中斷了兩年零七個月的部長級對話﹔同年11月中旬中日再次就啟動“中日海上聯絡機制”進行磋商，也被認為是遵照“習、安會”精神做出的反應﹔中日兩國環保部門也開展了高級別對話並推動中日應對氣候變化和地區性環境污染問題的合作。

第四，“習、安會”通過緩和中日緊張局勢，對於日本國內政治“一路向右”的走勢也產生了一定的阻遏作用。這是因為雖然保守化、右傾化日益成為日本政治的主流，但日本不是鐵板一塊，其國內矛盾很大很多，包括政治上的右翼與左翼、鷹派與鴿派、軍國主義余孽與和平主義力量。在歷史問題上，既有極力否認侵略史的右翼勢力，也有承認對中國是侵略的大部分國民和積極主張對侵略歷史進行反省的民間正義人士﹔在經濟問題上，廣大民眾對所謂“安倍經濟學”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此外，日本知識界對安倍推行保密法非常擔心，怕回到戰前那種容不得不同聲音和主張的恐怖時代。在中日達成四點原則共識和“習、安會”之前，中日之間高度緊張關系被以石原慎太郎為代表的極右勢力視為推動日本社會“極右化”和“戰前化”、進一步打壓日本國內和平主義力量甚至再次使日本成為破壞東亞地區穩定的策源地的良機（石原慎太郎在2014年7月還在叫囂要同中國“打一仗”）。然而，經過中日雙方的外交努力和兩國領導人的會見，及時地使中日關系得到緩和，既打擊了日本極右好戰勢力，又支持了日本國內的和平主義力量。在2014年12月日本眾議院大選中，以“次世代黨”（所謂“次世代黨”的主要成員都是80歲上下的老者）為首的極右政治勢力的縮水和泄氣，也與他們失去了利用中日緊張關系升溫這個“抓手”不無關系。

第五，“習、安會”給期盼中日政治關系走出迄今這種冰凍狀態的中日兩國人民乃至國際社會帶來了希望。“習、安會”回應了兩國多數公眾希望兩國政府重視和改善關系的主流民意，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爭取被政治右傾化潮流裹挾的部分日本國民和民意的作用。

從第二次“習、安會”看中日關系的趨勢

第一次“習、安會”雖然走出了中日關系改善的第一步，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次中日之間的“冰層”之厚度和深度大大超出了2008年安倍第一次上台時中日之間的“冰層”，因此可以預計中日關系會很難再現2008年“破冰”、“融冰”、“迎春”、“暖春”那樣的迅速改善過程。由於兩國之間嚴重的“不信任感”依然沒有完全消除，干擾中日關系的負面因素很多（如日美制定新防衛指針，解禁集體自衛權等），但是，在這種情況下，2015年4月，習主席借出席亞非領導人會議之際，仍然面帶微笑地與安倍握手並舉行了25分鐘的會談。

第一，雙方都認為，自2014年11月的會談之后，經過兩國政府和人民的努力，兩國關系出現了一定的改善，兩國關系的發展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並可對地區與世界的安定與繁榮做出貢獻。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是良好的兩國關系的基礎，今后需要繼續深化包括青少年交流在內的各個層次的對話與交流。

第二，習近平強調，我們願意同日方加強對話溝通，增信釋疑，努力將中日第四個政治文件中關於“中日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的共識轉化為廣泛的社會共識。雙方同意回到中日互惠關系的原點，不搞對抗不搞對立，盡快啟動“海上緊急聯絡機制”。

第三，在歷史問題上，習主席表明“今年雖然是二戰結束70周年，但中國無意針對某個特定國家”，同時表明“歷史問題是中日關系政治基礎的重大原則問題，希望日方認真應對亞洲鄰國的憂慮，對外發出積極正視歷史的訊息”，安倍則回應遵循“村山談話”精神。

第四，在亞投行問題上，習主席表示“亞投行是現代絲綢之路，並已獲得了國際社會歡迎”。安倍表示在“亞洲地區存在著很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這一點上與中方有共識，但希望中方就亞投行如何“確保公正的管理和借入國債務的持續可能性”等問題做出說明。

第五，對東海糾紛問題，安倍表示“東海緊張狀態持續，希望日中兩國以東海和平、合作、友好為共同目標和利益，日本希望盡快開始運用兩國防衛當局之間的海、空聯絡機制，也希望加快實施2008年6月達成的合作開發東海天然氣的協議。另外也希望推進兩國安全領域對話來貢獻地區和國際社會的和平、安定”。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后，安倍對隨行的日本記者團說：“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首腦會談，日中關系正走向改善。”

繼第一次“習、安會”后，第二次“習、安會”對促使中日關系趨向緩和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點，中方基於對日本國內政治生態的深入理解，認識到必須從“中日關系越緊張，日本國內右翼勢力越囂張，進而挑動中日關系更緊張”的惡性循環中走出來。通過中國領導人與日本領導人的再次會見，通過中國高層與自民黨政治家的多次會見，表現出中方高度重視中日關系的姿態，顯示出中方願意通過保持經常的對話態勢，促使雙方對彼此的意圖、目標和預期有更好的了解，增信釋疑，求同存異，穩妥處理分歧，推動兩國關系進一步趨向緩和，從而有利於消除日方對中國的戰略誤解，也是對日本國內，特別是自民黨內制約安倍那種背離主流民意的鷹派右翼政策的理性派和國內不希望與中國對抗的主流民意的有力支持。

第二點，習主席強調“歷史問題是中日關系政治基礎的重大原則問題，希望日方認真應對亞洲鄰國的憂慮，對外發出積極正視歷史的訊息”，是對安倍准備發表的所謂“安倍談話”的一個有力牽制，促使安倍認識到那種在口頭上“遵循”、在實質上“閹割”村山談話將帶來的嚴重后果。反之，如果安倍談話是能夠尊重歷史、能夠改善中日國民感情的談話，中日關系將可能進一步得到改善。

第三點，中國領導人在會見中提及亞投行、絲綢之路等話題，促使日方認識到響應中國 “一帶一路”的合作倡議，應成為發展兩國“戰略互惠”關系的重要內容，有助於日方解決其國內的經濟和民生課題。中日關系從來就存在著既相互牽制，又相互合作的兩面性。然而，近年來由於日方在釣魚島問題上發難，導致中日關系日益緊張，兩國關系出現了“相互牽制過度”、“相互合作倒退”的不正常局面。今后，通過推動中日關系的緩和進程，增進彼此了解，促進相互合作，減弱兩國相互牽制的一面，增強兩國相互合作的一面，對兩國的發展和兩國的民生都可望帶來實際的利益。

第四點，中國領導人從戰略的高度，在處理中日關系問題上從被動應對轉變為主動應對，努力掌控中日關系的主導權，並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深化合作共贏”的外交理念來引導與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各國關系的健康發展。正如歷史學家湯因比所說：“避免人類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在第一次“習、安會”后，盡管安倍內閣繼續推行“軍事復國”路線，廢棄“武器出口三原則”，解禁集體自衛權，與美國共同修訂《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等，然而中國領導人卻再次會見安倍，通過首腦外交繼續推動中日關系向緩和的方向發展，進一步拆除可能導致中日沖突的“引信”，正是顯示了中國領導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崇高外交理念和湯因比所稱的中華民族的“獨特思維方法”。

總之，中日再次破冰將可能是一個“時快時遲”、“有進有退”的緩慢過程，兩國政府要努力使兩國關系穩扎穩打，步步改善，防止橫生枝節或出爾反爾，切實遵循和落實四點原則共識，相向而行，積水成淵，積量變為質變，推動兩國關系走上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發展軌道。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當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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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www.gov.cn/ldhd/2013-09/06/content_2482303.html.（上網時間：2015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