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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的同盟”:從安倍訪美看美日協調

苗 吉

2015年06月09日16:21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2015年4月26日—5月3日,安倍訪美,如願以償在美國眾參兩院發表演講,成為首度獲此殊榮的日本首相。安倍赴美前開出的長長願望清單逐個實現,效果甚至超出想象。美日在多個重大事項上展示出空前的政治默契和政策協調,這不啻為一個新的美日蜜月期。然而,美日進一步趨近及其政治蜜月,是兩個孤獨大國的抱團取暖,並可能加重二者的孤立態勢。美日同盟同時還面臨著一系列內外制約因素,美日遠不能安享蜜月。

美日趨近及其政治蜜月

美日進入新的蜜月期有跡可循。安倍此次訪美的成果清單包括:奧巴馬再度公開重申美日同盟安保涵蓋釣魚島,為日本注入強心劑﹔安倍通過尚算成功的公共外交,向美國推銷高鐵技術,旨在贏得舊金山至洛杉磯之間的高速鐵路,以便為日本高鐵開拓國際市場鋪路﹔日美外長、防長參加的安保磋商委員會會議(“2+2”)成功舉行,並達成《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對頗為敏感的安倍在歷史問題上的立場,美國一改先前的謹慎態度,展示出某種形式的美日歷史諒解﹔美日領導人重申推動“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談判的政治意願,以期盡早達成協議。

一、《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打造無縫的全球安保同盟

美日同盟首先是一個安全同盟,因此蜜月的首要標志是日美防衛合作的深化,其主要工具是4月27日達成的《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新的防衛合作指針關鍵內容有三:一是重新界定日本安保環境,將“平時”、“周邊事態”和“有事”三種情境調整為“平時”、“存亡危機事態”、“重要影響事態”和“有事”四種事態,實現了美日同盟的“無縫連接”,尤其是對外國非法佔據離島等並未受到他國武力攻擊的“灰色地帶事態”做出安排。二是新指針大大拓展了同盟覆蓋范圍,將“周邊有事”調整為“重要影響事態”,實際上是以事態性質及其影響為標准,從而突破1997年防衛指針有關“周邊”的地理限制,使同盟覆蓋范圍拓展至全球。三是新的指針放鬆了對“集體自衛權”使用的限制,將之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此外,新指針還將新增太空領域的合作。

作為《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的后續行動,日本政府在5月14日舉行的臨時內閣會議上,通過了包括一個新立法和十個修正法在內的安保法案,並於15日提交國會審議,這表明“解禁集體自衛權”正式進入立法程序。

美國最近出於其戰略需要,一改其先前對日本使用自衛隊的謹慎態度,開始敦促日本承擔更大的同盟義務,對日本安保方面的支持力度空前。5月15日,美國眾議院以多數贊成通過了決定2016財年國防預算大致框架的《國防授權法案》。法案稱“緊密的日美同盟關系將加強地區和平與繁榮”,並“支持包括解禁集體自衛權在內的日本防衛政策變動”。美國的這種姿態,再考慮到執政的自公兩黨已穩居眾參兩院多數席位,日本於秋季前通過相關法案的步伐似乎確定無疑。

頻頻得手的安倍似已忘乎所以,不斷提高要價,試探民意底線。5月18日,安倍在參議院全體會議上就行使集體自衛權條件的“存亡危機事態”表示,與日本關系密切的他國受到攻擊從而導致日本國內“電力不足”或“生活物資不足”等情況也符合這一條件。日本防衛相中谷元5月19日在參議院外交防衛委員會上就行使集體自衛權條件的“存亡危機事態”表示,與日本關系密切的他國受到武力攻擊導致“天然氣及核能(發電燃料)”運輸中斷的情況也符合這一條件。日本政府在19日的內閣會議上敲定了回復民主黨籍眾議員長妻昭質詢的答辯書,稱隻要滿足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行使武力新三項條件”,就“可以在他國行使武力”,直接否決了日本時任首相宮澤喜一於1991年及1992年在國會答辯中稱“我國不能在海外行使武力”的表述。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日本會借此將集體自衛權的范圍無限擴大。如經濟活動及通信活動中斷的情境便不符合行使條件。可以看出,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主要標准,是盟友受到武力攻擊,並造成日本能源和食物等基本物資緊張,尤其是人的生命受到直接威脅的情境。當然在此情境下,日本使用自衛隊的方式仍是向他國提供支援,而非直接參與軍事戰斗。

二、安倍談話:似是而非的歷史諒解

安倍訪美的一個重要成果是所謂“安倍談話”試水成功。安倍講話可謂2015年中日關系的首要挑戰。安倍意欲在所謂終戰70周年之際,在基本繼承“村山講話”和“小泉講話”的基礎上,發表“面向21世紀的”、“能激發日本人民自豪感”的70周年講話,替代“村山講話”和“小泉講話”。對此,中韓雙方均較為敏感和警惕。

安倍對此也面臨兩難,如果完全繼承村山和小泉講話的內容和措辭,則所謂“安倍講話”的意義將大打折扣。安倍及其主要智囊均表達了“不拘泥於過去表述”的觀點。但如果有關侵略歷史和慰安婦問題上的立場出現嚴重倒退,則將導致中韓的激烈反彈和國內民眾的反對。中國已經表達了根據“安倍講話”的內容決定是否舉行中日韓首腦會晤的態度,倘若“安倍講話”與中韓的期望相去太遠,則將使艱難重啟的三國合作再蒙陰影。更重要的是,安倍將難以再度取信中韓,中韓、日韓關系將繼續迎來數年的僵持和震蕩。

為了增加“安倍講話”的公信力,也為了避免過分刺激中韓,安倍特成立個人顧問團隊“21世紀構想懇談會”進行研究,以期能出台一個既反映其自身在歷史問題上的主張和認識,又能為各方接受的講話。

當前經過其顧問團隊的努力,對安倍講話的內容及其基調也逐步浮出水面。自2013年美國對安倍參拜靖國神社表示“遺憾”之后,美國對安倍講話的態度在一定意義上是年內安倍內閣在外交上的最大關注事項。日本國內調查顯示,明確表示“道歉”的“村山談話”和“小泉談話”表態“妥當”的人也佔多數,佔74%。超過50%的日本人認為“安倍講話”中應寫入“殖民侵略”和“道歉”字眼。而安倍在美國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的演講,卻絲毫不見上述字眼,而以“痛徹反省(Deep remorse)”等措辭的精明選擇蒙混過關,再以美日同盟“團結”以及“希望”氣氛渲染和略帶生澀的美式幽默獲得了美國聽眾的好感。安倍演講對歷史問題的含混表達,遠不符合美國官方和民眾的預期,但是美國政府並未給予明確批評。而對於韓國的激烈反應,美國也未予以支持。

三、TPP談判:傾力同塑未來經濟秩序

美國頗寄希望的TPP談判,也似出現一定進展。美國大力推動TPP,是為沖擊現有的排除美國的東亞合作機制,並通過TPP重塑21世紀經濟秩序,維護其經濟霸權。而在TPP中獲益有限的日本積極支持並加入這一進程,則為了以此鞏固美日同盟,謀求自身安全,並在一定意義上同美國分享未來經濟秩序的領導權。

安倍受邀在美國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這一方面是美國對日本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上“慎重態度”的獎賞,更可能是以日本在TPP上的重大讓步作交換。

2015年,亞太范圍內主要三個經濟合作倡議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中日韓FTA三個機制之間的競爭將會趨於緊張。其間浮現的是美日、東盟和中國關於地區經濟秩序的不同主張和偏好。日本是三個機制的主要成員,並將TPP放在首位﹔中國是RCEP和中日韓FTA的主要支持者。三個機制中,任何一個率先達成,都會使后兩個機制的重要性削弱,吸引力降低。2015年春夏之交,安倍面臨中韓自貿區的壓力加大,尤其是安倍經濟學效力銳減,亟需TPP取得進展以應對朝野不滿,因此向美國讓步的意願銳增。無疑,倘若日本率先與美國達成協議,將是TPP的重大進展,將在一定程度上分裂東盟,影響后者的內部建設和其主導的RCEP進程﹔對韓國等經濟體構成示范效應,並再度遲延中日韓FTA談判進程。

5月12日,由於旨在賦予美國總統貿易談判全權的“貿易促進授權(TPA)”法案在參議院程序性表決中未獲通過,使TPP談判變數增多。當前,參加TPP談判的日美等12個國家已基本決定推遲原定於5月底舉行的部長會議,這使已表現出積極姿態的日本免於拖延談判的責任,日本可增加砝碼。但是安倍的意圖是壓美國在汽車零部件關稅方面讓步,其與美國達成協定的決心並未改變。

“孤獨的同盟”

對美日同盟的進一步趨近及其政治蜜月,當事國雖頗感滿意,然而二者之間卻也蘊含著矛盾的因子,這便對美日同盟的進一步發展構成了制約。

一、美國霸權衰微,盟友樹倒猢猻散

美國是當今世界體系中的霸權國。但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情況不斷發生變化。一方面,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正在重塑國際政治的地緣版圖,在客觀上稀釋了美國的霸權。另一方面,“9•11”事件之后,美國掀起的反恐戰爭和2007年的金融危機,大大消耗了美國的硬軟實力,美國越來越難以單獨推進各項國際議程。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為了維護其霸權地位,拒絕出讓權力,未能對國際權力格局變遷做出及時有效的回應,並成為國際體系改革和國際秩序調整的阻礙力量。

由於亞洲存在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具有一定資金優勢和基礎設施建設經驗的中國於2013年10月提出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但是美日卻將其視之為中國對當前金融秩序的重大挑戰,因而多方阻撓,力勸西方大國及其主要盟友不加入該機制。這一策略開始似乎頗為有效,至2014年10月底,首批意向創始會員國中唯有印度一個大國。但是2015年3月,英國權衡利弊后,正式申請加入“亞投行”。美國政府發表聲明說,對英國加入亞投行將引發他國紛紛迎合中國的潮流表示擔憂。擔憂很快成為現實,此后法國、德國、意大利、韓國、澳大利亞等相繼宣布加入。至今“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已多達57個,大國中唯有美日和加拿大尚在觀望。

美國反對“亞投行”是其對全球金融霸權的固守,日本主要是對失去地區主導地位心有不甘。當然日本作為亞洲主要經濟大國,具有隨時選擇加入“亞投行”的便利,其拒絕加入“亞投行”也部分是展示美日同盟的牢靠。當前,中美圍繞“亞投行”的角力表明,美國對其盟友的影響力已大大下降,后者唯其馬首是瞻的時代早已過去。如果說美國依靠其覆蓋全球的同盟體系和國際制度維持霸權,那麼如今這方面都在發生巨大變化。對美國而言,在歐盟自主性日益增強並同中國保持穩定的情況下,自然更為借重其亞洲盟友日本。尤其是亞洲正在崛起,美國也正大力推動戰略東移,美日同盟是其不多的選項之一。這也是美國在歷史問題上對日本展示出諒解姿態的原因。

美國積極推動美日同盟與美韓同盟的協調與聯動,以便形成日美韓三國安全同盟的局面,這比當前“美日+”的模式顯然要更進一步。顧及中韓友好的朴槿惠政府對此謹慎有加,拒絕任何會過分刺激中國的舉動。依靠高超外交運作同時與中美保持良好關系的韓國當前正處於東北亞最優位置,其安全與富庶有賴這種均衡的持續,對此心知肚明的韓國自不會冒損壞這種優勢地位的風險。為此,美國對韓國頗為不滿。

二、日本空前孤立,“脫亞入美”難成功

日本的處境也是如此。在亞洲,日本已因安倍修正主義歷史觀陷入孤立。尤其是其主要亞洲鄰國中韓兩國在歷史問題上保持了強硬姿態,韓國總統至今仍拒見在慰安婦問題上認識倒退的安倍。由於中韓在歷史問題上立場相近,二者保持著一定形式的默契和政策協調。

在地區合作上也是如此。中韓近年政治關系穩定,經濟合作迅速,相互依賴大大增強。中韓貿易總額近年增長迅速,很快將超過中日貿易總額﹔中韓FTA有望於近期簽署並在年內生效。更重要的是,中韓在地區經濟合作中的立場相似。面對美國在TPP問題上伸出的橄欖枝,韓國態度謹慎。顯然,韓國更青睞中日韓FTA和RCEP。因此,在中日韓FTA和RCEP談判中,中韓正進行著良好的立場協調與合作。這使在歷史問題和自貿協議談判兩個主要問題上,出現中韓協調以對日保持壓力的做法,使日本陷入孤立。在地區合作事項上,積極參與TPP談判的日本同力推RCEP的東盟也存在分歧。東盟國家對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態度也多有批評。

冷戰結束以來,日本外交分為四個層次:美日同盟為基軸﹔同中國等亞洲國家發展良好關系﹔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海外協力﹔價值觀外交。日本外交整體上採取一種有傾向性然而較為均衡的中間路線。但是近年來,隨著中國地區影響力逐步擴大和中日關系持續緊張,在亞洲陷入孤立的日本在戰略上出現“一邊倒”的態勢,積極推動與美軍軍事情報指揮和作戰一體化,配合美國的軍力部署,整合美日澳聯盟,發展美日印關系,配合美國的價值觀外交﹔積極參與TPP談判,全面支持美國的戰略東移。對華政策上則呈現出領土爭端中的針鋒相對、地區合作中的另起爐灶,海外合作中步步緊追的“戰略戒拒”態勢﹔令其受益頗多的中日韓FTA,被置於次要地位。日本對中韓的歷史問題關切關注不夠,不是試圖通過對中韓的積極外交實現和解,而是希望通過首先獲得美國的諒解,以圖對中韓予以牽制,可謂挾美以自重。因而,對日本而言,其外交的四個支柱中呈現美日同盟一根獨大的局面,而其海外協力和價值觀外交又在相當程度上有針對中國的意味。

美日同盟的限度

綜上分析,美日強化同盟關系是在美日兩國面臨外交孤立時期的“抱團取暖”。並且,由於二者均試圖以美日軍事同盟為基礎,增強各自外交中的籌碼,應對兩國面臨的主要挑戰,而忽略了與他國關系的主體性和獨立性,其結果難免適得其反,可能將加重美日的孤立態勢。當然,美日強化同盟既有各自戰略考慮,也具有一定的歷史連續性,並非權宜之計,這點不容否認。《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及其相關安保法案在日本國內正遭受廣泛批評和普遍擔憂。日本逐步實現了“集體自衛權”的解禁,但在現實操作中,還面臨著一系列制約因素。更重要的是,美國需警惕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帶來的長遠風險。美日接近於完成的TPP談判仍然面臨一系列國內和外部制約因素。

更重要的是,美日在對華、對朝和對韓等諸多事項上也存在分歧。在朝鮮問題上,日本對所謂來自朝鮮的現實威脅認知與美國截然不同,還存在著難解的日朝人質問題,使安倍尋求與朝鮮的秘密或公開接觸,這與美國希望的各方一致對朝保持壓力,促其放棄核武的立場相左。日本出於謀求俄羅斯歸還其北方四島考慮,正協調普京年內訪日,這已經令因烏克蘭危機尋求西方聯手對俄制裁的美國十分不悅。奧巴馬在安倍訪美期間敦促其謹慎行事。在對韓國問題上,美國為了應對中國崛起,持續敦促日本在歷史問題上採取正確立場以改善同韓國關系,以形成更為密切的美日韓同盟,威懾中國,防止中韓過分接近。日本對此置若罔聞。

美日同盟的最大挑戰或是其對華政策的深刻分歧。對美國而言,要在中日間保持可控緊張,防止二者接近。美國強化與日本同盟關系,對中國保持可信的威懾,同時又發展大致穩定的中美關系,防止中國直接挑戰美國霸權。對日本而言,是要通過強化美日同盟,逐步獲取美國信任,以此推動正常國家訴求。一有機會,日本也將尋求獨立的大國地位。然而,中美之間存在廣泛而深刻的共同利益,兩國的相互依賴正逐步增強。尤其是當前全球議題逐步增多,亟需中美聯手應對各種挑戰。中美也正致力於構建新型大國關系,這使雙方有望達成某種形式的戰略諒解和協調。中美接近和另一場突如其來的“越頂外交”,是日本難以承受的夢魘,而這種可能性難以排除。

(作者系外交學院中日韓合作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當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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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萬鵬、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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