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戰理論：美軍戰爭“路線圖”

自美國陸軍1982年出版《作戰綱要》提出“空地一體戰”理論，30多年來，美軍戰役戰術理論不斷推陳出新，這些理論為美軍謀求絕對軍事霸權提供了重要支撐，成為美軍發動戰爭的“路線圖”。

“網絡中心戰”——

指向“21世紀戰爭”

“網絡中心戰”首先由美國海軍作戰部長約翰遜在1997年的一次學術年會上提出。一經提出，該理論的核心思想迅速被世界多國軍隊以近似“公理”的形式所接受，並在隨后掀起了一股“現在進行信息化建設，未來打信息化戰爭”的熱潮。俄羅斯武裝力量總參謀長馬卡洛夫曾直截了當地指出，未來將“以網絡中心戰原則指揮部隊”。

爭鳴是美軍的習慣。就在“網絡中心戰”的聲名如日中天之際，“無用論”的聲浪也日益高漲。美國著名軍事專家洛倫·湯普森就撰文《走向沒落的“網絡中心戰”》進行批判，認為網絡系統本身所具有的脆弱性和易受攻擊性是“網絡中心戰”理論的“天然致命弱點”，該理論“過度依賴數據的風險”，導致許多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上的前線指揮官不習慣或者根本不敢在情報不完整的情況下做出決策，以至部隊面對突發情況時的反應速度大不如前。湯普森指出，過度依賴情報和網絡會使強大的美軍成為“泥足巨人”。

一波波的反對聲漸漸傳導至美國政府高層。2010年7月，美國防事務委員會直接向國防部長辦公室提交報告，建議其撤銷下屬的網絡與信息一體化秘書處。然而，分析認為，“網絡中心戰無用論”的觀點總體而言並不佔主流。之所以近年來引來一片唱衰聲，並漸漸淡出美軍視線，主要是因為在經過十余年信息化建設后，美軍各軍兵種間互聯互通的操作能力已經達到較為融合的程度，該理論對軍隊建設和作戰的牽引作用日趨減弱。

“穩定行動”理論——

戰爭泥潭中的理論

“穩定行動理論”直接脫胎於已在美軍成為歷史名詞的“非戰爭軍事行動”理論。1993年，美國陸軍在《作戰綱要》中第一次正式提出“非戰爭軍事行動”的概念。然而，“非戰爭軍事行動”概念從其誕生的那一天起就飽受爭議。因此，2006年，美參聯會在頒布《聯合作戰綱要》時就正式聲明，“不再使用‘非戰爭軍事行動’這一術語”，同時對“穩定行動”給予權威界定。2007年，美國參聯會頒布《美國武裝部隊綱要》指出：“穩定行動是美軍核心軍事使命之一，旨在幫助建立符合美國利益和價值的社會秩序。”2008年10月6日，美國陸軍頒布了《穩定行動綱要》，這是美軍第一次以整版條令的形式對“穩定行動”進行全面、系統地闡述和論証。

“穩定行動”理論之所以逐漸受到關注，主要得益於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長期的戰爭實踐。阿富汗戰爭於2001年10月7日正式爆發，大規模作戰行動在當年11月12日晚即以塔利班部隊在夜色掩護下逃離喀布爾為標志而宣告結束，但隨后美軍的穩定行動卻一直持續到2014年12月29日，長達13年。

伊拉克戰爭於2003年3月20日爆發，大規模作戰行動在當年5月1日即宣告結束，但隨后的穩定行動卻持續到2011年12月18日，也長達8年。隨著戰爭長期持續，“穩定行動”理論也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期。然而，伴隨著美軍先后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及美國政府關於不會再度卷入另一場穩定行動泥潭的宣示，“穩定行動”理論也逐漸被束之高閣。

“非常規戰理論”——

美軍也打“游擊戰”

傳統上認為，美軍隻注重打大規模作戰，對於不那麼“高大上”的非常規戰則鮮有興趣。其實不然，美軍對非常規戰的研究由來已久，而近年來更突出了對游擊戰的關注。美軍新版JP3-05號條令將“非常規戰”界定為：通過扶持某個反抗運動或暴亂行動，在未授權的地區用秘密、輔助性的游擊力量或者以特種作戰力量協同當地的游擊力量進行作戰，以強迫、瓦解、顛覆政府或統治集團的戰爭模式。

許多美國軍事理論專家認為，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就是一場典型的“游擊戰”——戰爭開始階段，美軍陸海空特種部隊普遍以“游擊隊”的形式從空中滲入阿富汗腹地，既為空襲行動指引目標，同時還為反塔聯盟召喚了大量空中物資、彈藥的補給。地面進攻階段，“游擊隊”與反塔聯盟騎著馬進行作戰，1個月之內相繼攻陷喀布爾、昆都士等重要城市，致使塔利班潰不成軍，最終攻佔坎大哈。

阿富汗戰爭其實只是美軍“游擊戰”的冰山一角。近年來，美軍的“游擊力量”已先后滲透至世界多地。2013年的敘利亞化武危機中，阿薩德之所以最終妥協交出化學武器，一方面是懾於國際社會的壓力，更主要是因為美國的特種部隊已經在土耳其、以色列和約旦邊境待命，隨時准備以“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向敘利亞化武庫和導彈基地發動襲擊。

美軍認為，“在不發達地區存在不穩定現象，都包含著游擊戰的問題”，“非常規戰是戰爭中最普遍、效果最明顯的運用方式”，是“間接路線”戰略在軍事行動中的體現。

“快速決定性作戰”——

伊戰中的現代“閃擊戰”

2001年5月，美軍聯合部隊司令部正式推出《快速決定性作戰》1.0版白皮書。其中，“快速”是指要盡可能快地實現作戰目的﹔“決定性”是指要同步運用國家以及盟國的各種能力，及時、猛烈地摧垮對手的抵抗意志，簡言之，就是“以快戰屈人之兵”。

正式推出不到兩年，“快速決定性作戰”就在伊拉克戰爭中“盡顯神通”。在這次戰爭中，美地面部隊採取不戀戰、不接觸的戰法，僅一個多月，即實現了“打伊倒薩”的戰爭目標，讓快速決定性作戰理論聲名鵲起。

究其實質，美軍的“快速決定性作戰”，其實是對“閃擊戰”理論在現代戰爭中的繼承與創新。它在強調快速、協同和集中等“閃擊戰三要素”的基礎上，加進了現代戰爭的元素：一方面，在目標的選定上，集中力量打敵重心，將對方由作戰體系肢解成散沙﹔另一方面，在手段的運用上，依靠先進的網絡將己方聚合為整體快速聯動的作戰體系，最終實現以快打慢，先敵發現、先敵決策並先敵打擊。

然而，驚艷一時的“快速決定性作戰”理論卻具有先天缺陷，並在伊拉克戰爭大規模作戰行動后的穩定行動中暴露無遺：“快速決定性勝利”明顯“二次效應不足”，伊拉克前政權士兵和大量武器“人間蒸發”，隱藏在民間“慢慢發揮作用”。據統計，美軍在伊快速決定性作戰階段僅陣亡139人，而在穩定行動中的陣亡人數卻高達4607人。

殘酷的事實讓“快速決定性作戰”理論在伊拉克戰爭后迅速歸於沉寂。雖未被美軍正式放棄，但影響力大為削弱。

“海空一體戰”——

“奧德賽黎明”初步運用

2010年5月，美國智庫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發布《海空一體戰：初始作戰概念》報告。報告提出了未來美國與亞太新興大國可能發生戰爭的七大基本假設：一是新興大國展開先發制人的打擊﹔二是交戰雙方使沖突保持在常規戰爭的范疇內﹔三是美軍具有的情報和預警時間很短﹔四是日本和澳大利亞將是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堅定的盟友﹔五是戰場縱深前所未有﹔六是雙方將在航天領域展開激烈的對抗﹔七是持久戰將有利於美國一方。

可以看出，這是一份帶有強烈冷戰色彩的報告，因此迅速在太平洋兩岸掀起波瀾。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也從軍方獲得一定資助，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卻並非官方機構，但其所提出的這一概念卻迅速進入美軍決策高層。2011年11月，五角大樓“海空一體戰”辦公室成立，專門負責在“海空一體戰”理論牽引下進行海空軍力量的整合及未來海空作戰計劃的制定。

正如“地空一體戰”原本設想在歐洲同蘇聯進行大縱深作戰，卻趕上了在中東同伊拉克的海灣戰爭，“海空一體戰”雖然目標指向亞太，卻趕上了在2011年發生在北非的利比亞戰爭。在這場稱之為“奧德賽黎明”的行動中，美海空軍初次在實踐中驗証和嘗試了“海空一體戰”理論。然而，更多的分析認為，利比亞戰爭本質上仍然是一次海空聯合作戰。雖然美海、空軍聯合的程度比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明顯更進一步，但在海空軍分立，雙方都還在各自尋找存在感、爭奪主導權的大背景下，所謂的“一體”在可預見的未來仍然是個難以企及的夢想。

“聯合作戰進入”——

“海空一體戰”舊瓶裝新酒

“海空一體戰”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反而在多方面激起了強烈反感乃至反彈。正如華盛頓大學埃茲歐尼教授所指出，“海空一體戰”不是對攻擊的回應，而是一個攻擊計劃，要求具備首次打擊能力。因此，“海空一體戰”不管針對哪個國家，其存在本身就天然地具有一種使局勢緊張的煽動性作用。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不涉軍種利益之爭，作戰對象更為模糊的“聯合作戰進入”概念新鮮出爐。2012年1月，美國防部就公布了由參聯會主席登普西簽發的《聯合作戰進入概念》1.0版，強調將“太空、網空與傳統海陸空戰場進行深度融合”，並延伸至戰術層級，以更加全面靈活地整合作戰域，提高作戰反應能力。

分析認為，“聯合作戰進入”取代“海空一體戰”，意在減弱后者與生俱來冷戰與對抗的色彩，盡量不給外界一種美國正在為目標指向明確的戰爭做准備的印象。但究其實質，它仍脫胎於“海空一體戰”。正如美軍參聯會聯合部隊發展部主任喬治·弗林所指出，“海空一體戰”是從屬於“聯合作戰進入”的軍種輔助性構想……當中我們不難看出，“聯合作戰進入”雖然刻意對作戰對象進行了模糊化處理，但在美國“亞太再平衡”的大背景下，這只是“新瓶裝舊酒”，其“假想敵”仍昭然若揭。今年初，美軍又提出了以“聯合作戰進入”為基礎的“全球公域進入與機動聯合概念”，這一新概念又會提出怎樣的目標與手段，值得我們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