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揚勇士雄風──論中華民族的尚武精神

今年春天，習主席在視察陸軍第14集團軍時，提到這支部隊19歲烈士王建川在戰場上寫給母親的詩，稱贊他“為了祖國不惜血染戰旗”的軍人血性。

軍人血性，是習主席反復強調的軍人品質。中國軍人的血性，是中華民族尚武精神的集中體現。

回顧中國歷史，正是尚武精神捍衛了民族尊嚴，雕刻了中華文化的風骨，讓歷代優秀軍人展現出頂天立地的勇士雄風。但也應該看到，一旦承平日久，尚武精神就有被消磨的危險。由此給國家民族和軍隊帶來的災難性后果，總是讓后人悲切不已。

今天，我們追尋尚武精神的歷史足跡，倡導激揚中國軍人的勇士雄風，就是希望激活尚武精神的血脈基因，讓“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陣之時，則忘其親﹔擊鼓之時，則忘其身”這樣的英雄氣概，生動展現在新一代革命軍人身上。

——編 者

勇士是民族的脊梁，是民族的刀鋒，是民族命運的前驅者。穿越中華民族五千年跌宕起伏的歷史，我們的勇士、優秀軍人，有時轟轟烈烈，帶動整個民族生機勃勃、所向披靡、強健向上﹔有時在寂寞裡奔馳，傾洒淋漓鮮血，為祖國和民族擔干系、負責任，以“家國有我而不亡”的氣概，掃除一切萎靡不振和精神衰敗，燃起整個民族頑強奮起、自強崛起的偉力和雄風。

自古以來，中華民族的尚武精神就不受時間空間限制，不受限於地域，不受限於階層，不受限於職業，不受限於性別……它是一種全時空展現的民族精神。

正是這種精神，孕育了我們民族自己的勇士，造就了我們民族披堅執銳、職守使命的軍人。

1、一個國家或民族不一定因為太富裕才受到尊重，但一定因為勇武強健，蔑視一切侵略者，有一大批勇士為國家和民族利益而死戰，才獲得真正自尊和世人的普遍敬仰

人們普遍認為，春秋戰國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年代，整個華夏大地都充滿著雄奇壯烈、陽剛向上的社會氛圍，充滿著爭於戰功、貴以赴死的勇武和犧牲精神。《戰國策·秦策一》《韓非子·初見秦》等史籍講到，當時秦國的社會風氣就是“貴奮死”，人們面對鋒利的刺刀、熊熊的烈火毫不畏懼。年輕人初歷世事，一聽說敵人來了，便“聞戰頓足徒裼”，赤膊沖鋒陷陣，絕無生還想法。這是怎樣的勇武！慷慨豪邁的秦人，飲酒時都高唱《無衣歌》：“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這是秦人的“義勇軍進行曲”！是攝人心魄的戰斗精神！那時，不獨秦國，多數諸侯國都洋溢著尚武精神，展示了我們的先人征戰沙場的雄心與氣魄。在整部《左傳》中，找不到一個臨陣脫逃的人。國家危難時，義無反顧“趨難而誓必死”，與國家共命運。那是一個持續550余年、影響波及幾千年的尚武與戰斗精神光芒四射的“酒神時代”。

這種精神，首先展現於中華民族每一次生機勃勃的上升時期，表現為武士、軍人的轟轟烈烈與無上榮耀。回望當年開疆擴土、締造新世界的秦帝國，與羅馬帝國並立於世的漢帝國，雄居東方、萬邦來朝的唐帝國，那“虎視何雄哉”的氣派，那“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血性吶喊，無不在綿綿無盡的歷史流變中，令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血脈僨張。

更可貴的，這種精神還展現於中華民族每一次面臨外侮、大災大難的歷史關頭。縱使神州奔突敵寇鐵蹄，縱使滿目橫流屠戮之血，我們民族依然有子孫從血泊中站起，不畏前路坎坷、苦難無盡、九死一生，頑強地燃起祖先遺存的火種，甘為“在寂寞裡奔馳的猛士”，奮勇前驅於用鮮血和生命鋪就的改變民族命運的抗爭道路上。

重慶合川區釣魚山上有一座小城，面積不過2.5平方公裡，叫釣魚城。城雖小，卻因極大影響了蒙元擴張史，被后人稱為改寫世界歷史的“奇跡之城”。

南宋晚期，蒙古大軍分三路攻宋，同時橫掃歐亞大陸。羅馬教皇驚呼，這是“上帝罰罪之鞭”！然而，1259年初，大軍竟在釣魚城遭遇頑強抵抗。攻城半年不克，未越這個彈丸之地半步，不僅如此，蒙古大汗蒙哥（成吉思汗之孫）在戰斗中重傷身亡！導致歷史在這裡突然轉折，勢如破竹、橫掃歐亞各國的蒙古鐵騎全面撤回蒙古草原！歐洲人后來稱釣魚城為“上帝折鞭處”。僅就中國歷史看，從忽必烈撤軍江南到1279年再次攻宋，為南宋延續了20年壽命。

20年后，當忽必烈打下整個中國，釣魚城成為蒙元天下的“孤島”時，該城軍民已浴血奮戰36年（從1243年修城防御算起），戰斗200余次。當守將向新朝開出了不殺城中一人、“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縣志”的歸附條件時，逢城必屠的蒙元大軍竟然違背前大汗“若克此城，當盡屠之”的遺言，破天荒同意並信守了承諾。在南宋皇帝崖山蹈海之后，釣魚城上的“宋”字大旗依然高高飄揚了3年，史稱“獨釣中原”……

一個國家或民族不一定因為太富裕才受到尊重，但一定因為勇武強健，蔑視一切侵略者，有一大批勇士為國家和民族利益而死戰，才獲得真正自尊和世人的普遍敬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臨難不顧生，身死魂飛揚”“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忘身命”……面對國家危亡別無選擇，以生命展現大勇、赴大義﹔面對強敵死戰不退，馬革裹尸，“殺己以存天下”。這些，都是由中華民族最堅定、最激動人心的精神因子——理想信念、意志品質、情感心理和行為能力融煉升華出的精神力量，它是民族剛勁、軍人剛勇永不褪色的精神血統。

——君不見徐悲鴻畫筆下的《田橫五百士》？他們為堅守武士殺身成仁的高節，拒不接受投降的屈辱，追隨田橫集體慷慨赴死。

——君不見甲午海戰以后北洋艦隊有一半艦長自殺殉國？他們以“義不獨生、與致遠艦共存亡”的決絕，詮釋了軍人無能保國毋寧死的抉擇。

——君不見“八一三”淞滬抗戰孤守絕地的“八百壯士”，還有中條山“六六戰役”彈盡糧絕跳入黃河的西北軍“八百冷娃”？面對凶殘的日本侵略者，抗日軍人慷慨赴死，用鮮血和生命踐履了“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其死，毫無其他辦法”的錚錚誓言。

——君不見誕生於八一南昌起義的人民軍隊洋溢出無與倫比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將士無不把為國捐軀、為民族和人民利益犧牲，豪邁地看作“我光榮了”。“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硝煙彌漫、血肉橫飛的戰場到處充溢以光榮借代犧牲的自豪與榮耀，讓昔日被人蔑稱的“東亞病夫”大放生命光彩，滾雷場、堵槍眼、炸碉堡……用“鋼少氣多”的戰斗犧牲，將劣勢裝備下的戰斗力發揮得淋漓盡致。

從我們民族的祖先崇尚“貴奮死”，到人民軍隊官兵把戰斗犧牲看成是“我光榮了”，促成這一切的是什麼？難道不是那種全民族全時空的偉大尚武精神嗎？

“當時乍見驚心目，凝視諦聽殊未足。”中華民族的偉大尚武精神，不是好勇斗狠，不是恃強凌弱，不是狹隘民族主義，也不是陰毒的軍國主義，而是一種深刻而寬廣的勇士情懷，是中國人、中國軍人義無反顧、為祖國和民族而戰的正義擔當。就此而言，且不說300希臘勇士怎樣彰顯了千軍萬馬的氣勢，單說我們的抗戰軍民，即便是出沒在青紗帳裡，也是頂天立地的英雄！

2、人民與國家結成牢不可破的命運共同體，是國民尚武、將士用命、民族重振勇士雄風的最深厚精神源泉

1975年12月，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秦墓出土了大量記載秦律的竹簡。通過秦律，后人看到這樣一個歷史真實：一個國家，國民的尚武精神、軍人的戰斗精神，從來不是無源之水。

在戰國時代，秦國能以區區500萬人橫掃擁有6000萬之眾的諸侯列國，根本原因就在於，它一方面以法家兼容百家思想，倡行一種順應時代潮流、以自強不息為指向的“事功—尚武”精神。另一方面，通過商鞅變法廢除世襲貴族特權，普遍推行獎勵耕戰的軍功爵制：“以勞（功）論及賜”“賞爵”“益田”“益宅”﹔戰死者賞“論其后”，把爵位賞給死者后人﹔臨陣逃亡者罰“以為隸臣”……秦簡生動再現了前線立功士卒關切家鄉依法授爵行田宅的迫切心情，使后人觸摸到秦人遇有戰事“父遺其子，兄遺其弟……皆曰：‘不得，無返’，是以三軍之眾，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的歷史脈動，感受到秦國強國、創霸、帝天下的戰略目標與人民大眾向上層流動的夢想相結合，鑄就了秦國凌厲兵鋒所向披靡的歷史奧秘。

歷史表明，那種朝氣蓬勃、富於進取的富國強兵精神，那種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尚武、戰斗精神，不僅來源於文化的感召，更建基於清明的政治、合理的制度安排，使人民從內在心靈到外在行動，與整個國家、民族結成牢不可破的命運共同體。

反之，當人民的權益與朝廷統治發生斷裂或沖突的時候，整個社會就會萎靡不振，陷入精神衰敗。偌大的中國就會出現一種政治性、體制性渙散，凝聚力消散，變成一盤散沙。這時，不管統治者怎樣提倡，也無法遏止國民尚武精神、國防意識的衰落，那種徒具其表的報國宣誓，也隻能落在少數仁人君子身上。后者在歷史上，既是民族的勇士和英雄，又背負著維護王朝舊制的沉重包袱，始終無法逃脫孤獨而矛盾的悲劇性歷史命運。以至於，志士仁人“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的忠魂頌，總是以商鞅變法橫遭車裂、岳飛精忠報國而死於國、文天祥高歌正氣卻憂憤過零丁洋、袁崇煥熱血衛國反遭食肉寢皮、林則徐禁煙御侮終被貶黜的奇異方式終場。它拖著長長的血泊延續於整個傳統中國……

當年，釣魚城“獨釣中原”，作為歷史上那個柔弱王朝的最后雄起，既留下了一座城堡的驕傲，也宣示了帝制時代一個政權和民族的悲哀。當得知釣魚城陷落的消息，身陷大都監獄的文天祥，借杜甫詩悼曰：“氣敵萬人將，獨在天一隅。向使國不亡，功業竟何如。”這是多麼徹骨的孤獨、遺憾、悲涼與無奈啊！

特別是，帝制中國制造“一人為剛萬夫柔”的社會局面，把崇文抑武推向頂峰，使先秦“好兵”傳統銷蝕殆盡，更成為近代中外軍事傳統分流，導致中國日益積弱、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

近代中國橫遭日本欺凌。當大清學者以“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自嘲時，卻驚異地發現，來自日本的讀書人居然多身佩刀劍，信奉“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備矣”。中國讀書人震驚之余，也許不曾意識到，這恰恰是幾千年前彌漫於華夏大地、體現在孔子、屈原等“士”人身上的文人武士精神！

正是有鑒於此，當年流亡日本的梁啟超，於1904年寫了《中國之武士道》一書，呼喚國人重振尚武、武士精神，奮起拯救中華。

偉大的民族，是那陷於歷史最低潮、甚至面臨滅亡，卻總能在風雨飄搖、血泊矢雨中，依靠自身力量重新站起來的民族。

1927年，朱德在南昌起義那天，就清清楚楚地意識到，這裡誕生的，必將是一支改變民族命運的新型軍隊。因而，他在自用毛瑟手槍上庄重地刻上“南昌暴動紀念”的文字。

朱德何以如此自信？他的自信來源於共產黨人、人民軍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這個宗旨，蘊含著全新的民族理想、意志信念和精神道德：發動土地革命，把人民對自身利益、美好家園的眷顧，與祖國和民族大義有機結合，使人民的“家”與民族的“國”真正結成一體，復活傳統中富於解放精神的優秀文化因子，以此改鑄國魂與軍魂，重鑄民族凝聚力的內在精神基礎，並使之升華為義無反顧投身於國家獨立解放的偉大戰斗和犧牲精神。

正因如此，這支人民的隊伍，歷經風雨，走過逆境，挺過失敗，不止一次從血海中浴火重生，鍛造成為中華民族救亡、獨立、自強而奮斗前驅、所向披靡的真正勇士，一直走到共和國的今天。

正因如此，剛剛邁入新中國的人民，充溢著翻身解放做主人的豪邁，以保衛自己“勝利果實”的歷史主動性和“保家衛國”的愛國熱忱，支撐人民子弟兵跨過鴨綠江，向二戰以后幾乎世界無敵的頭號軍事強國亮劍。

正因如此，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一段時期，歷經戰亂獲得自由民主等“解放權益”的中國人民，憂患意識、國防觀念非常強烈，尚武擁軍氛圍十分濃厚。那時，全民族都支持國防建設，積極助力軍隊建設﹔全民族都尊重軍人，熱心為軍隊解決實際問題﹔所有適齡青年都踴躍參軍，一人當兵，全家光榮﹔最有才華的人都志願入伍，軍人的社會地位最高，最令人羨慕、最受人敬仰、最值得信賴……

毫無疑問，中華民族自古就有“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優秀精神品質。問題是，中國何以倡導人民繼承弘揚這些精神品質？答案不僅在於這些精神品質本身，更在於人民與國家、與執政者的關系如何。從戰國“軍功爵制”到人民軍隊“保家衛國”，歷史昭示后人：人民與國家結成牢不可破的命運共同體，是國民尚武、將士用命、民族重振勇士雄風的最深厚精神源泉。這決不是“權益交換”，而是現代愛國主義、民族尚武精神植入全民族催生出的“自願獻身祖國”的偉大精神力量！

3、軍人是義無反顧、別無選擇、用生命注解使命的職業。雄風既起，自強未竟，至今我們仍然在路上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個偉大節日，標志著百年民族恥辱、外來欺凌、一盤散沙將成為過去，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站起來”，對近代以后長期遭受外來欺凌的中華民族而言，並不是一個簡單輕鬆的話題。它既包含著我們民族在信念、意志、進取精神和行動能力上，穿越古老帝制時代、打敗一切外來侵略者站起來的過程，也包含著我們民族從“心站起來”到“兵強起來”、從重振尚武精神到激揚民族勇士雄風的偉大歷史進程。

雄風既起，自強未竟，至今我們仍然在路上……

——激揚勇士雄風，既要在關鍵時刻敢於亮劍，又要始終保持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深沉的民族理性。

1884年，袁世凱率大清駐朝鮮軍隊果斷亮劍，粉碎了日本支持下的朝鮮“甲申政變”。兩年后，到訪長崎的北洋水師，與當地警民發生流血沖突。對於“長崎事件”，中方表現出罕見的強硬，最后迫使日本退讓。

這兩件事震驚了日本朝野。然而，負責與中國談判的伊藤博文卻安慰日本人，不必擔心中國的強勢，中國“水陸軍俱似整頓”“似乎發奮有為，殊不知一二年后，則又因循苟安，誠如西洋人形容中國所說又‘睡覺’矣。”

果然，勝利助長了清廷對日本的虛驕之氣，認為北洋海軍保持現有規模即可高枕無憂。於是，不僅縮減海軍軍費，停購新艦新炮，還挪用海軍現有經費大造皇家園林，不幸被伊藤言中“又睡覺矣”。而日本卻根本不“睡覺”，從天皇到黎民，上下一心奮起直追，大建海軍，目標就是打敗中國北洋水師。

1894年，北洋海軍慘敗於中日甲午戰爭，以最冷酷的現實，暴露出清廷因循苟安、稍有進步即自滿忘戰的腐朽之態。

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國家在崛起中，無一例外會受到外敵的忌憚與遏制。因而，即使改革建設小有進步，也要時時刻刻充滿憂患地關注自身成長的脆弱性，檢視和克服自身發展中的各種弊端﹔即使對外揚威小有斬獲，也要時時處處堅持清醒洞察外部環境變動，以深沉的民族理性做好應對潛在不測事件與挑戰的准備。

今天，域外強國甚至一些周邊小國，紛紛從陸地、海洋等方向威脅中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嚴峻的現實警示我們，中國和平崛起再也繞不過軍事上面臨的挑戰。戰爭往往不期而至。

我們熱望和平，企盼世界和諧，但這並不由我們決定。我國30多年沒有打過大仗，更沒有經歷信息化條件下戰爭的考驗。這是民族之福，卻潛藏著軍事之憂，和平可能變成“醉太平”，埋下自滿、苟安、忘戰、被擊敗的危險。

習主席強調，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他明確倡導國人增強憂患意識，殷殷期望軍隊肩負起捍衛和平發展的使命，能打仗、打勝仗，以武止戈。

在全球化時代條件下，中國經濟總量不斷增大，海外利益不斷拓展，凸顯了維護和平發展大局，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緊迫性。這要求每個中國人特別是軍人，既要在關鍵時刻敢於亮劍，展現戰略意志，又要始終保持清醒和理性，憂患不息，革新不息，自強不息，奮斗不息。

——激揚勇士雄風，既要彌平武器裝備時代差，又要立足現有武器裝備彰顯軍人英雄本色。

1881年，大清國修建的一條鐵路上，出現了用馬拉的火車。如此奇事震驚世界……晚清軍事變革失敗，一個重要方面是敗在人，一群“傳統人”在軍事領域演出了“馬拉火車”的怪事，制造出北洋艦隊這樣一個由小農經濟與工業兵器結合的近代軍事畸形兒。

昔人已逝，教訓猶存。在軍事改革發展上，最可怕的就是一邊總結前人的教訓，一邊重蹈前人的覆轍。

近幾十年，我軍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威脅依然會從四面八方涌來。在追求“全譜優勢”態勢下，軍隊既要在武器裝備上補級差、補代差，更要在整體上、在人與物的結合上形成敵人無法壓制的戰斗力。對於官兵來說，既要關注武器裝備的技術水平，更要立足現有技術條件，在能力素質、思想觀念、精神狀態等方面彰顯英雄本色。

習主席深刻指出，打仗從來都是狹路相逢勇者勝，威武之師還得威武，軍人還得有血性。他特別稱贊“為了祖國不惜血染戰旗”的軍人血性，強調必須把培育戰斗精神、培養戰斗作風突出出來，著力培養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軍人。

武器是“鋼”，精神是“氣”。鋼和氣有機結合，是人民軍隊最顯著的戰斗力生成模式。歷史上，我軍長期在武器裝備上處於劣勢，但就是靠著那麼一股世所罕見的英雄氣，變劣勢為優勢，壓倒了無數強大敵人，而沒有被任何敵人所壓倒。當代中國軍人，既要成為駕馭現代軍事力量體系的勇士，更要繼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紅色戰斗基因，成為不畏任何強敵、勇於戰勝強敵的勇士。

精神永遠是勇士的鋼鐵，勇士永遠是鋼鐵意志的騎士！

——激揚勇士雄風，既要強化推崇英雄的社會風尚，又要夯實人民心系國防、厚待軍人的社會根基。

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有這樣一個普通故事：一次，鄉裡干部幫學校向家長收書費，進到一個學生家，剛要開口，看到屋牆上挂著一張“革命烈士証”，原來這家長子犧牲在朝鮮戰場上。干部們看罷，出於對烈士的敬意，未提原本的來意就告辭了。年長的爺爺、奶奶都知道：當年，有一名軍人子女是多麼光榮、令人羨慕啊！

弘揚尚武精神、戰斗精神、勇士精神，離不開融化於生活中的推崇英雄、敬仰烈士的社會風尚﹔離不開深入到每個人心靈中的關心國防、崇軍尚武的社會氛圍。

莫斯科紅場烈士墓上，鐫刻著這樣的銘文：“沒有人會忘記，沒有人會被忘記”。在俄羅斯，為數最多的古跡是戰爭英雄紀念碑。年輕人婚禮儀式之一，就是向無名烈士墓敬獻鮮花……

一個永記烈士的民族，一定是一個英雄、勇士輩出的民族。

一個英雄、勇士輩出的民族，一定是一個厚待軍人的民族。

人民對軍人的厚待，不僅來源於某種英雄情結和深植內心的祖國和民族情結，更來源於對國家政治清明、社會公平正義發自內心的認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主席大力整風肅紀、全面深化改革，要求通過完善政策制度環境，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使人民共享改革開放成果，由此確立起廣大軍民對國家和民族牢不可破的歸屬感、忠誠與義務。

歸屬感，是一切使命感、責任感、榮譽感、犧牲精神的源泉。人民有強烈的歸屬感，才能夯實全社會、全民族心系國防、支持軍隊、厚待軍人的堅實群眾基礎。軍人有強烈的歸屬感，就會從心底裡生發出一種最真切的使命認同：受命之時忘其“家”，因為心中裝的是國﹔臨陣之時忘其“親”，因為心中裝的是同胞、整個民族！忘戰必憂，舍我其誰！

軍人，就是心向時代，心系人民，心懷大勇，以生命為承載，用生命注解使命，為祖國富強、民族興旺、人民幸福彰顯自身價值的職業！唯此，別無選擇！基於此，永續在華夏大地上的勇士雄風必定綻放新的奪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