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最神奇的事莫過於閱讀

　　聶震寧

　　“世界讀書日”全稱“世界圖書與版權日”，最初的創意來自於國際出版商協會。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向全世界發出了“走向閱讀社會”搜索的召喚，要求社會成員人人讀書，使圖書成為生活的必需品，讀書成為每個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世界讀書日到來前夕，光明講壇邀請中國韜奮基金會理事長聶震寧以“讀書”為題，暢談“開卷有益”的古往今來和倡導全民閱讀的必要性。整理刊出，以饗讀者。

　　著名閱讀史專家史蒂文·羅杰·費希爾在他的《閱讀的歷史》一書開篇中指出：“世間最神奇的事莫過於閱讀。”他說：“古往今來，不論長幼，誰都無法否認它的重要性……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它永遠是文明之聲……”因而，探討閱讀的歷史，無疑也就是探討這件最神奇的事情在人類不同歷史時期發展變化的過程，探討這文明之聲的主要內容情形及其所具有的社會意義。

　　今天隻能向大家介紹閱讀的歷史上的幾個問題，希望能借此喚起大家對閱讀史研究的興趣，在此基礎上，討論當前開展全民閱讀活動的意義。全民閱讀，是人類閱讀史上一個新穎的理念。全民閱讀的意義，不僅需要從社會文化發展的現實需要來討論，也需要從人類閱讀歷史發展、變化的過程來認識。

　　閱讀先於文字

　　閱讀是人類最主要的認知過程，是人類最重要的獲取信息知識的手段。閱讀把人類最廣泛地聯系起來——無論是上下數千年甚至更為久遠，無論是縱橫幾萬裡乃至浩瀚的星空——閱讀在這當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有人說自從有了文字就有了閱讀，其實，自從有了人類就有了閱讀。農民閱讀土地和庄稼，牧民閱讀草原和羊群，漁夫閱讀河海和魚汛，星相家閱讀浩瀚星空，尋寶人閱讀山丘溝壑，父母閱讀新生嬰兒神秘的表情，兒子閱讀父母臨終前眼眶裡的淚水，如此等等，都是先於文字的閱讀。

　　人類社會對於文字的閱讀，迄今為止，尋找得到最早的實証是6000年前古代四大文明之一古巴比倫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至於中華民族的文字到底最早形成在哪一個年代，還需要不斷地去考証。僅就100多年來考古發現，中華民族早在公元前1700年就有了基本完善的文字——甲骨文。而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中還發現在陶器上刻畫的符號有數十種之多，其中有些與甲骨上所見的字類似，因而有人認為它們就是早期文字。至於在龍山文化早期的陶罐上發現的朱書可以肯定就是文字，充分表明中國的漢字至少已有四千年以上的歷史。而根據先秦許多史書上的記載，中華文字出現的年代還應當更早。譬如相傳造字的倉頡，就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個代表人物。《說文解字》記載：倉頡是黃帝時期造字的史官，被尊為“造字聖人”。他所處的年代約為公元前26世紀。據此推測，四五千年前，我國的文字就已經比較成熟了。

　　在中華文獻中，關於“河圖洛書”的傳說，顯然與文字和閱讀直接相關。中華文化始祖伏羲氏有許多傳說，如伏羲定姓氏，伏羲定方向，伏羲定八卦，這些都需要伏羲氏的文字閱讀。相傳，在洛陽東北孟津的黃河有龍馬背負“河圖”出現，伏羲能夠閱讀而且依此而演成八卦——《周易》。后來又有洛河神龜馱“洛書”，夏朝的大禹能夠閱讀而依此治水成功，天下始定九州。“河圖洛書”是兩幅神秘的圖案，最早記載在《尚書》及《易傳》中，諸子百家也多有記述，《易·系辭上》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一說。“河圖洛書”，中華文化中陰陽五行術數之源，太極、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風水等皆可追源至此，“河圖洛書”一直被看成中華文明的重要起源，在國際人類學界也一直有著“宇宙魔方”的美譽。

　　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把“河圖洛書”臆斷為文字載體，可無論如何也說明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閱讀。

　　閱讀先於文字。這幾乎是一個不需要求証的事實。而注意到這一事實，將有助於人類對閱讀文化的正確理解。

　　閱讀先於文字，也就是說，人類的閱讀首先是為了認識事物、趨利避害，而不是首先是為了文字。在文字產生之前，閱讀隻關乎意義。文字形成之后，文字的語音、字形、書寫乃至圖畫、書寫、文辭等逐步成為閱讀的對象物，現在更是擴大到了視頻、音頻，超越了文字，然而，還是要守住閱讀的本源，即閱讀首先在於為了對象物的意義。

　　清末光緒年間，金石學家王懿榮從那些散落在藥鋪裡的中華龍骨上的刻紋閱讀出意義，解讀出這是一種契文，即甲骨文，這就是追尋意義的閱讀獲得的意想不到的好處。緊隨其后，又有考古學家通過中華龍骨上的記載，找到了河南的安陽小屯，在那裡以及后來在其他地方先后發掘搜集到十五萬片甲骨卜辭，在龜甲與牛胛骨上刻的文字總字數達到3500個左右。從甲骨文字結構來說，除了象形以外，形聲、會意、假借等比較進步的造字方法已普遍被應用。足見在三千余年前的商代，中華文字已達到了相當完備的程度。而且由此可以推斷，中華文字在商代以前還應當有一個很長的發展形成過程，其歷史可以繼續向前延伸。這就是閱讀史上超越文字而又恩惠於文字的一次閱讀。

　　文字提升閱讀

　　今天我們所要討論的閱讀是基於文字的閱讀，否則就要落入泛閱讀和反文化的窠臼。

　　創造文字，閱讀文字，乃是人類走出蠻荒、結成社會、邁向文明的一大步。《淮南子·本經》中記載：“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足見這是多麼重大的一件事，可謂驚天地、泣鬼神。自有文字產生，從根本上提升了人類閱讀的作用和價值。阿爾維托·曼古埃爾在其《閱讀史》裡指出，即將成為書寫者的人必須能夠先識別和辨認符號的社會系統，然后才可能將其記載於書頁上﹔對大部分文字社會而言，閱讀是社會形成契約的初始，學會閱讀便是一個人在社會上的通關儀式。

　　自有文字之后，所謂閱讀就專指對書寫在物體表面上的連續文本符號的理解，現在，當然也包括從電子屏幕上獲取編碼信息的閱讀。人們一旦獲得這樣的閱讀能力，就主要通過文字來理解事物，獲取人生經驗。對於絕大多數的閱讀者來說，閱讀文字往往先於閱讀實踐之前，再通過此后閱讀實踐來印証或者糾正文字所給予的信息和知識。這種倒逆式的學習成為人類加快進步的主要路徑。最能夠說明閱讀對於人類提升認知能力的名言是我國的一句俗話，即“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土耳其著名作家帕慕克在《白色城堡》一書裡這樣贊美閱讀：“人生猶如單趟車旅，一旦結束，你就不能重來一次了。”閱讀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情，它可以使得我們對生命有過很多次的體驗和領悟。

　　對於識字的人，閱讀很自然會成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西班牙大文豪塞萬提斯一直酷好閱讀，甚至連丟落在街道上的碎紙片他都會撿起來讀。英國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每年都要重讀一次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而且都將讀后感記下來。“這實際上便是在記錄自己的傳記，因為我們對生命所知更多時，莎士比亞就會進一步評論我們對世界的理解。”而識字的人一旦孤立獨處，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往往是閱讀。我國著名詩人、翻譯家綠原先生，20世紀50年代他遭遇冤案坐監7年，他竟然借此孤獨的遭遇在監獄裡自學德語，出獄后翻譯了德國文學經典名著《浮士德》和不少德語文學作品。奧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有一部著名中篇小說《象棋的故事》，寫的是一個銀行職員落入德國納粹的監獄，監禁使他孤獨得幾乎發瘋，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偷到一本書，卻是他從不感興趣的棋譜書，是國際象棋著名對局，在百無聊賴、孤苦無援下他隻好用閱讀這部棋譜度過牢獄中的日日夜夜，豈料從此陷入獨自對弈的魔怔。

　　文字的魅力在於，人們一旦認識它們就再也離不開。文字對於閱讀的提升一度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有些文字被視為宮廷或者幫派的秘笈而受到誓死保護，有些宗教甚至則把經卷看成是宗教屬性中不可更改的一部分，凡宗教幾乎都把寺廟僧侶誦經作為每日必修之課。古人認為一個成功的人士一定要“讀萬卷書，行萬裡路”。古人還將家族的傳承寄托在閱讀之上，即“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在世人看來，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閱讀均不可或缺。不僅是“學而優則仕”，還要“仕而優則學”，總之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朗讀先於默讀

　　朗讀與默讀，孰先孰后，人們通常很少去想它。但是，作為對閱讀史發展、變化過程的了解，作為對閱讀方法的正確掌握，卻需要對此有所了解。

　　朗讀先於默讀，這是閱讀史研究已經証實了的。希臘語中的閱讀一詞就是取“我讀，我認識，我大聲朗讀”之意。在公元前7世紀，古希臘大約隻有5%的人識字，能閱讀的更是寥寥無幾。那時候的公共閱讀總是以聽讀文本為主，因而還具有一定的娛樂性。閱讀史研究專家認為，已知最早的公共閱讀始於希臘，也就是說，希臘識字人很早就是朗讀者。古希臘時期，甚至醫生還會開出“閱讀”的處方，讓病人通過聽別人閱讀來調養心神。而不少希臘人以及羅馬人，還有過養一名受過專門訓練的奴隸為主人朗讀的風氣。阿爾維托·曼古埃爾認為，在公元10世紀前，雅典人、羅馬人的正常閱讀方式是大聲朗讀。而早在公元前7世紀，到亞述圖書館查找資料的亞述學者，“肯定都是在隆隆嘈雜聲中閱讀”。“在雅典或珀迦馬的時代，旁邊另有幾十個讀者各攤開刻寫板或卷軸，喃喃自念著各類故事……我們找不到有抱怨希臘或羅馬圖書館的噪音的記載”。直到公元前5世紀，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還是堅決反對書寫和默讀，他對他的學生柏拉圖一再強調口述的重要性。柏拉圖當然要尊崇恩師的教誨，但又不能不把乃師的思想記錄下來，這才有了柏拉圖的《理想國》等一些口語體的著作一直流傳到今天。

　　中華民族的閱讀也是一個從朗讀到默讀的過程。比蘇格拉底更早出現的孔子，也是一個強調口述、反對書寫的哲學家、教育家。“述而不作”是他的信條，這個信條一直流傳至今。可想而知，在竹簡、木牘時代，竹簡、木牘制作不易，能由老師口述或者閱讀者朗讀就很不錯，由此形成通常的閱讀主要是聽讀或朗讀。戰國時期儒家集大成者荀子，在他的《勸學篇》裡，也透露出當時閱讀以朗讀為主的情形：“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君子知夫不足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從這些名句裡，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信息，當時的閱讀學習是首先聽到——入耳，然后才是入腦。學習則是“誦之”。宋代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在其《讀書法》中談道：“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隻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閑，而義理自出。”由此可以想見，這裡說的讀書乃是指那種要動口的誦讀。

　　古代的誦讀還與傳統書寫不夠完善有關。我國古代的書寫長期沒有句讀標點，這也造成初學者閱讀的困難，被迫要先聽先生誦讀而后跟讀，學生想不誦讀都不行。西方書寫的標點具體化是在公元7世紀后，我國則是在15世紀才有粗略的斷句記號，而標點的具體化則是西學東漸后的20世紀之初。書寫標點符號具體化的滯后也使得閱讀者依賴聽讀的時代延后。我國古代長篇小說四大名著有三部成書於說書人長期說書之后，《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的故事已經由許多民間說書人多次表演給普通觀眾們聽，然后才由文人作家集中整理創作而成。這一事實也可以表明，聽書之所以成為我國大眾的愛好是與書寫不夠完善有關的。

　　人類閱讀肯定是一個聯覺過程，聽覺、視覺甚至觸覺都在同時發揮作用。閱讀者隻要在足夠時間裡擁有文本，其閱讀既可以朗讀、誦讀，也可以默讀、速讀，而默讀的速度肯定高於發聲的閱讀，默讀替代朗讀成為人們通常閱讀的方法隻不過是早晚的事情。隨著文本書寫不斷完善，隨著斷文識字的人越來越多，隨著閱讀文本越來越容易獲得，個體默讀也就越來越普遍。在默讀成為普遍的閱讀方式后，朗讀也就退位為一種輔助性的閱讀方式，正如古希臘人認為朗讀具有娛樂性，中國古代書院的會講具有廣場性，朗讀作為一種大眾閱讀的形式，至今還一直為人們所樂於採用，甚至作為一種閱讀的藝術受到人們的歡迎和欣賞。

　　出版擴展閱讀

　　中國古代有四大發明彪炳於世，其中關於閱讀文本傳播的發明就有兩項，一是漢代的造紙術﹔二是宋代的活字技術，足顯我國閱讀史的悠久和輝煌。據《史記》記載，我國早在周朝，就有朝廷的圖書館，當時稱為“藏室”，而古代哲人老子就曾經擔任過朝廷圖書館的館長，當時官職為“藏史”。到公元6世紀，也就是唐代，雕版印刷可以印刷出高清晰度的文本。那時候還沒有現代形態的書籍裝訂，書籍形態主要是卷軸，通常一書會有好幾卷。現在中國出版業還將同一種書籍中的分冊稱作“卷”，就與卷軸的形態有關。在書籍裝訂成冊之前，作為卷軸向書籍的過渡形態，唐代出版工匠還有過龍鱗裝、蝴蝶裝卷軸等書裝形式。現存北京故宮的唐中葉王仁昫寫本《刊謬補缺切韻》一書就是龍鱗裝。龍鱗裝又稱魚鱗裝、旋風裝，外觀與卷軸無異，舒展開后頁張邊沿有規律地翹起，呈現鱗狀而得名，偶遇風吹頁張微微卷起呈旋風狀，又稱旋風裝。此書上有宋宣和玉璽4枚，明代宋濂作序，加鈐清乾隆帝諸璽，又兼紙墨考究，被視為稀世之珍。唐末宋初，出版業則進入印本書時期，進入冊頁制度，即把零散頁張集中起來，用訂線方式穿聯成冊，這才有了線裝書。宋代我國書刊印刷業的水平遠遠領先於全世界。據稱，一直到公元18世紀中期，漢語出版的書籍比其他所有語言出版的書籍的總和還要多。當時的傳統市場主要有3種出版物，即官刻、私刻和坊刻，多數印刷商一直垂青於雕版印刷。

　　我國大量的出版物主要出現在13世紀之后。因為明代朝廷重視教育，初等教育形成網絡，學校遍布全國，成為原有私塾的補充，辦教育第一位的就是供人們閱讀的課本，這些主要來自浙版、蘇版、蜀版和建版圖書。與此同時，大量供人們消遣的小說也乘勢而上，馮夢龍編撰的短篇小說集《古今小說》受到熱烈歡迎，反映宮廷生活的鮮活故事也不斷印刷上市。到了18世紀，一時間彩色連環畫暢銷，19世紀則街頭小報風靡一時。19世紀在廣州街頭，甚至出現沿街挑擔販賣書的小販，他們收購舊書或到書庫領取新書，分裝在兩隻箱子裡，走街串巷，挨家挨戶叫賣。這樣的小販還從事租書業務。可見當時的閱讀平民化、市場化特點非常明顯。

　　自19世紀晚期起，西方印刷技術被引進上海，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現代出版業的發展，擴展了商業化的閱讀市場。著名科技史家李歐梵等將中國大眾文化的產生追溯到上海的出版業，認為自1895年后，上海的雜志和小報把政治消息與新觀念傳播給了中國讀者﹔此外，教科書、工具書、小說和科學書籍重塑中國的國民素質。當時的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不僅是新式文化的先鋒，也是技術革命的先鋒，與傳統出版業去中心化的特征相反，技術基礎使上海成為全國最重要的出版中心和閱讀中心。

　　西方社會的閱讀在出版技術的促進下也出現過革命性的變化。公元14世紀中國造紙術經阿拉伯國家傳入西歐，15世紀中期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取代羊皮紙。1450年，金屬活字印刷術在德國美因茨問世，約翰·谷騰堡發明的印刷技術核心是活字技術和螺旋式壓印機，據科學史家分析應與中國的技術發明相關。中國的活字技術在公元11世紀就見諸《夢溪筆談》一書的記載，雖然是泥活字而非金屬活字，可這一設計思想無疑是世界首創，中國雕版印刷壓力原理的技術也使用了千余年，在東亞地區廣泛使用，這兩項技術是否對谷騰堡發揮過直接的影響，至今還不得而知，但就技術問世的先后來說，無疑中國的印刷技術對世界是具有重大貢獻的。

　　當然，作為一種具有產業價值的技術，谷騰堡技術的發明無疑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1450年整個歐洲僅有一家印刷所，但到了1500年，就出現了250個印刷中心，1700余家印刷所，已知印刷的圖書27000余種，印量超過1000萬冊。僅僅在兩代人的時間裡，歐洲讀者數量由幾萬驟增至幾十萬。谷騰堡技術的發明和產業化正值歐洲文藝復興濫觴時期，進步的人文主義作品得到空前的大傳播，莎士比亞的作品膾炙人口，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著作產生了無與倫比的影響。其《聖經》德譯本受到印刷業的極大支持。《新約》在他的居住地維騰堡兩年再版4次，之后在其他幾個地方再版達到66次，有力地支持了宗教改革，使得教堂內的經書，飛入尋常百姓家。可以說，過去一千多年來，印刷技術的發明使得人類的閱讀發生了不啻是天翻地覆的變化，甚至對社會發展也作出了史無前例的貢獻。

　　新的千年早已來臨。人類社會正置身於又一輪的技術革命，那就是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信息技術革命。信息技術革命首先就是一場閱讀領域的革命。人類的閱讀生活又一次面臨著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改變。數字技術使得人類的知識存取幾乎有心想事成的高效，移動互聯網使得廣大人群的閱讀幾乎有信手拈來得便捷，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后將以從未有過的快節奏和精准度為人們提供閱讀的即時文本。數字技術將進一步擴展人類社會的閱讀。人類的閱讀歷史正在續寫新的華章。

　　忙時讀書 閑時讀屏

　　數字技術正在大規模地擴展人類的閱讀，而全民閱讀的呼聲卻前所未有地高漲起來。這二者之間看起來完全是歷史的巧合，實則卻有某些內在的規律值得關注。

　　全民閱讀，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72年首次提出的倡議，1982年再次提出這一倡議。199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決定，把世界兩位大文豪——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和英國的莎士比亞的忌日，即4月23日這一天確定為“世界讀書日”。我國政府在1997年提出建設以全民閱讀為主要內容的知識工程，正是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言的一種響應。此后，根據我國國民閱讀狀況和國家文化建設的需要，2006年國家9部委發出開展全民閱讀活動的倡議，2012年十八大提出“開展全民閱讀活動”，在2014、2015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都提出“倡導全民閱讀”。

　　全民閱讀活動正在我國蓬勃開展。

　　縱觀人類閱讀史，歷史上從未有過倡導全民閱讀，更不要說開展全國性的全民閱讀活動，可以說，全民閱讀是人類閱讀史上的一大進步。閱讀從來就是個人的事情，即便在歷史上有過文人群體開展的比較廣泛的閱讀活動，但從未有過覆蓋全民的閱讀活動。因而，其意義有著特殊的歷史意義。

　　閱讀的意義，在我們看來，當然首先關乎學習，但又並不限於學習。閱讀的功能除學習外還關乎人的精神趣味。譬如一個臨終老人的閱讀，學習對於他已經毫無意義，但他要讀，隻能認為與其精神生活的需要相關。閱讀關乎人的進步，但並不限於人的進步。閱讀的目的除為了進步外還可以為了消遣。譬如閱讀一部驚險小說，閱讀者閱讀的預期是緊張與快樂，而這時人生進步通常不會成為其目的。全民閱讀關涉全民，因而其意義必定豐富多樣，不可整齊劃一，簡單從事。全民閱讀的意義的最大公約數還是“享受閱讀的樂趣”較為適宜，古人說的“開卷有益”乃是一種至善而平和的勸讀方法，讀以致學，讀以修為，讀以快樂，讀以消遣，都是全民閱讀認可的閱讀價值觀。而全民閱讀較高的目的，則是為了改善全民的精神生活，涵養全民的精神氣質，弘揚社會主流價值觀，鑄就國家的文化根基。正如講座開始時我引用的史蒂文·羅杰·費希爾的名言，閱讀“永遠是文明之聲”。

　　然而，正當全民閱讀活動蓬勃開展的重要關頭，數字技術又正在成為激動人心的新寵。閱讀專家們正在號召增加圖書的閱讀量，移動互聯網的閱讀卻在導致更多的低頭一族。厚厚的大部頭書籍有被越來越薄的智能手機取代的危險，快速的抽拉瀏覽已經使得傳統的速讀技術望塵莫及，讀微視頻比較讀長文稿當然是開心一刻，讀八卦趣聞比起讀八股社評自然是輕鬆時分。碎片化、膚淺化、瀏覽式閱讀正在受到傳統閱讀所詬病，而智能手機閱讀我行我素照樣招搖過市且已從5S提升到6S。傳統閱讀正在遭遇新興閱讀的挑戰。

　　然而，回望人類的閱讀歷史，閱讀方式、閱讀內容、閱讀載體、閱讀效果特別是出版擴展閱讀、推動閱讀，一直是在變化發展之中。閱讀先於文字，因而閱讀包羅萬象。文字提升閱讀，難道視頻就不能提升閱讀？朗讀先於默讀，默讀在超越朗讀之后，人們依然在朗讀這裡找到樂趣。出版擴展閱讀，那麼，數字技術難道對閱讀隻可能是一種倒退或者破壞？作為一種通信工具的普及，數字移動終端業已建立了對大面積人群的服務，正在朝著社會的一些角落拾遺補闕，這時候，人類閱讀歷史的進程難道可以背對這一切而抱著竹簡木牘或者羊皮紙永不撒手嗎？答案當然是不言自明的。閱讀社會所要做的隻能是善待一切閱讀方式，堅守人類閱讀認知規律，提倡傳統閱讀與新興閱讀的融合，既不要讓全民閱讀變成全民讀屏，也不要放棄普通民眾的碎片化、即時性的數字閱讀，是不是可以把所謂的融合變成調和，即：忙時讀屏，閑時讀書，全民都以讀文讀圖為快樂生活。如能是，全民閱讀必將為全民的精神生活升華做出貢獻。

　　聶震寧，著名出版家、作家。編審。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本科、中央黨校法學理論研究生畢業，曾獲英國愛丁堡龍比亞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系第十、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八屆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曾任中國出版集團公司總裁。現為中國韜奮基金會理事長、中國出版協會副理事長，兼任北京印刷學院新聞出版學院院長、南京大學出版研究院院長、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研究生導師，曾獲我國出版業個人成就最高獎“韜奮出版獎”、中國政府出版獎優秀出版人物獎、首屆庄重文文學獎等獎項和新中國60年百名優秀出版人物等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