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魯迅

　　楊義 1946年生，廣東省電白縣人。現任澳門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著有《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文學圖志》《中國敘事學》《文學地理學會通》《魯迅文化血脈還原》《魯迅作品精華（選評本）》三卷、《國學會心錄》等著作50余種，論文500余篇，著述量超過1000萬字。主編書籍16種，70冊。

　　均為資料圖片

　　去年冬，我從魯迅的文化血脈、哲人眼光、志士情懷、巨人智慧等多元角度，以古今文獻、金石文物、野史雜著、風俗信仰、地域基因、時代思潮以及魯迅的深層生命體驗方面的豐富扎實的材料，對220余篇文章進行有根柢、有趣味、有獨到眼光的評點。這實際上是為五四前后的半個世紀的文化精髓譜系作注，為20世紀最深刻的一位思想文學的巨人，作方方面面的解讀。以一人之力進行如此充滿挑戰性的事情，誠如《詩經》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今將這些評點奉上，意在獲得更多的批評指點。

　　魯迅研究是我的學術研究的始發點。從1972年北京西南遠郊的工廠庫房裡通讀《魯迅全集》十卷本至今，已經四十多年了。1978年，我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唐弢及王士菁先生，開始系統地研究魯迅。此后我發表的若干關於魯迅的文字，創造了個人學術生涯的頗有幾個“第一”。1981年上半年的《論魯迅小說的藝術生命力》，是我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1982年7月的《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的本質特征》，是我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的第一篇文章﹔1984年4月在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小說綜論》，是我的第一本學術專著。

　　由此邁出的最初的學術腳步，是我后來研究《中國現代小說史》並孜孜矻矻探尋中國古往今來的文學，乃至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的本源和本質的第一個驛站。選擇這個學術思想出發的驛站，在與魯迅進行一番思想文化和審美精神的深度對話之后，再整裝前行，對古今敘事、歌詩、民族史志、諸子學術進行長途奔襲，應該說，多少是儲備了彌足珍貴的思想批判能力、審美體驗能力和文化還原能力的。當我在審美文化和思想文化上歷盡艱辛地探源溯流三十余年之后，再反過頭來清理魯迅的經典智慧和文化血脈，於是在最近兩年陸續推出了《魯迅文化血脈還原》（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4月），《遙祭漢唐魄力——魯迅與漢石畫像》（《學術月刊》2014年第2期）和三卷的《魯迅作品精華（選評本）》（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8月），對我的學術生涯第一驛站的存貨進行翻箱倒櫃地大清理。清理的結果，使我對魯迅的思想和文學的存在，油然生出深深的敬佩和感激之情。有此標杆，令人在思想學術上不容稍微懈怠。

　　最近，我把總字數133萬言的這三份材料，作了一次校對，把校勘所得寫成兩篇文章：《魯迅給我們留下什麼》《如何推進魯迅研究》，每篇都是兩萬多字，前一篇還是草稿。文章寫得很匆促粗糙，隻不過想把近年重回魯迅的心靈軌跡作一番清理。

　　魯迅給我們留下了什麼？以往思考這個問題，往往羅列魯迅的一系列觀點，不妨換一個角度，魯迅在精神特質和思想方法上留給我們什麼啟示。觀點是具體的，容易隨著歷史的行進而增光或褪色﹔精神特質或思想方法，則具有潛在的普適性，運用之妙，可以進入新的精神過程。

　　嚴峻深邃的眼光

　　魯迅有33篇小說，有16篇寫到“眼光”。《奔月》寫羿“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著，眼光直射，閃閃如岩下電，須發開張飄動，像黑色火”，把一個看作人物精神的要緊處。《拿來主義》“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絳洞花主·小引》謂對於《紅樓夢》，“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可見眼光是認知世界關鍵。如清人吳喬《圍爐詩話》卷六說：“讀書須眼光透過紙背，勿在紙面浮去。”

　　在《魯迅作品精華（選評本）》每一本書中，都夾著我手寫的書簽：“讀魯迅可使心靈的眸子如岩下電。”強調的也是“眼光”。香港版《魯迅作品精華》作《弁言》也說過：“我們觀察中國事物之時，灼灼然總是感受到他那銳利、嚴峻而深邃的眼光，感受到他在昭示著什麼，申斥著什麼，期許著什麼”﹔“‘魯迅眼光’，已經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智慧和精神的一大收獲，一種超越了封閉的儒家精神體系，從而對建構現代中國文化體系具有實質意義的收獲。在魯迅同代人中，比他激進者有之，如陳獨秀﹔比他機智者有之，如胡適﹔比他儒雅者有之，如周作人﹔唯獨無人如他那樣透視了中國歷史進程和中國人生模型的深層本質，這就使得他的著作更加耐人重讀，愈咀嚼愈有滋味。魯迅學而深思，思而深察，表現出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流的思想洞察力、歷史洞察力和社會洞察力，從而使他豐厚的學養和深切的閱歷形成了一種具有巨大的穿透力的歷史通識。”

　　比如解剖國民性的命題，《阿Q正傳》寫阿Q式的革命：阿Q所夢想的革命武器，不是民主共和，他連自由黨都訛成“柿油黨”，反而《三國》《水滸》《封神》等小說及地方戲劇《龍虎斗》中的各種兵器，板刀、鋼鞭、炸彈、洋炮、三尖兩刃刀、鉤鐮槍，成了他想象中合群打劫的家伙，帶有民俗狂歡的諷喻性。魯迅眼光看透了群體潛意識。魯迅有一個透入人們靈魂的發現：“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南腔北調集·諺語》）這是魯迅的眼光，那種認為魯迅解剖國民性是受西方傳教士影響的“殖民思想”，是離開事物的本質，或把事物本質虛無化的不實之論。

　　痛快淋漓的智慧

　　香港版《弁言》還說：“誰能設想魯迅僅憑一枝形小價廉的‘金不換’毛筆，卻能疾風迅雷般揭開古老中國的沉重帷幕，賦予痛苦的靈魂以神聖，放入一線晨曦於風雲如磐？他對黑暗的分量有足夠的估計，而且一進入文學曠野便以身期許：‘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靑年一代‘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便賦予新文化運動以勇者人格、智者風姿。很難再找到另一個文學家像他那樣深知中國之為中國了。那把啟蒙主義的解剖刀，簡直是刀刀見血，哪怕是辮子、面子一類意象，國粹、野史一類話題，無不順手拈來，不留情面地針砭著奴性和專制互補的社會心理結構，把一個國民性解剖得物無遁形，淋漓盡致了。讀魯迅，可以領略到一種苦澀的愉悅，即在一種不痛不快、奇痛奇快的大智慧境界中，體驗著他直視現實的‘睜了眼看’的人生態度，以及他遙祭‘漢唐魄力’，推崇‘拿來主義’的開放胸襟。他后期運用的唯物辯証法也是活生生的，毫無‘近視眼論匾’（參看他的雜文《扁》）的隔膜。我們依然可以在他關於家族、社會、時代、父子、婦女，以及文藝與革命，知識者與民眾，聖人、名人與真理一類問題的深度思考中，感受到唯物辯証法與歷史通識的融合，感受到一種痛快淋漓的智慧禪悅。他長於諷刺，但諷刺秉承公心，冷峭包裹熱情，在一種‘冰與火’共存的特殊風格中，逼退復古退化的荒謬，逼出‘中國的脊梁’和‘中國人的自信力’。魯迅使中國人對自身本質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深度，正是這種充滿奇痛奇快的歷史深度，給一個世紀的改革事業注入了前行不息的、類乎‘過客’的精神驅動力。”

　　魯迅雜文，得力於他那種隨手拈來的雜學。民初魯迅，是一個獨特的精神存在。他以沉默排遣痛苦，也以沉默磨練內功。思想痛苦的醫治，使思想者真正深刻地咀嚼出文化的滋味。如果沒有民國初年的校古碑，抄佛經，搜集漢畫像和金石文物，就沒有這位具有如此深邃的精神深度，深知中西文化之精髓之魯迅。魯迅的人文興趣廣泛，少好繡像、俗劇，長嗜古碑、漢磚和木刻，借以體驗文化趣味和古人心靈。文學家的魯迅，是以博識者作為其文化修養背景的，1925年作《看鏡有感》一文，寫得如此驅遣自如，誠然顯示了博識者風採。雜文，乃是魯迅創造的與民族國家共患難的文化方式。

　　強悍的骨頭

　　魯迅是大智大勇的啟蒙斗士，《自嘲》詩雲：“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骨頭之硬，來自鮮明而熱烈愛與憎的錘煉和淬火。“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女吊》寫一種“民俗活化石”，甚至是“女鬼活化石”。“鬼”也有化石嗎？鬼本該連著“黑暗”和“死”，魯迅卻從中激活強悍的生命，由此建構了現代中國文學上無可重復的意義方式和意義深度。

　　悲憫求索的情懷

　　由1918年寫《狂人日記》的驚世駭俗，到1919年寫《孔乙己》的委婉精妙，在不到一年間，魯迅小說形式發生本質性的變化，顯示了魯迅文學世界的出手不凡和淵深莫測。在《孔乙己》中，魯迅撿起故鄉街市有如隨風飄落的一葉陳舊人生的碎片，夾在狂飆突起的《新青年》卷頁之間，由此審視著父輩做不成士大夫的卑微命運，行文運筆充滿著悲憫之情。這就是他們的“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嗎？其地名、其人名，充滿反諷的張力。

　　不僅文章與文章之間追求思想形式的原創，而且書與書之間呈現了精神求索的獨特的深度。《吶喊》沖擊力強，《彷徨》反思性深。《祝福》反思五四的啟蒙。辛亥過去近十年，五四大潮正在奔涌，然而講理學的本家叔輩老監生魯四老爺大罵的“新黨”還是康有為，似乎歷史並沒有由於思潮推涌而邁步前進。《孤獨者》反思“孤獨”。胡適1918年發表《易卜生主義》，裡面引用易卜生《國民公敵》的話：“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獨的人。”對此深度反思的結果，孤獨的魏連殳，怎麼能說的“世界上最強的人”呢？他隻有一句“我還得活幾天”，這是魏連殳求生意志的宣言，在行文中反復鳴響。在走投無路之際，他當了軍閥杜師長的顧問，出賣人生價值為代價的，勝利意味著失敗：“我已經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我已經真的失敗，——然而我勝利了。”《傷逝》沉浸於對更年輕一代知識者的思想文化的反思，反思了易卜生《傀儡家庭》的浪漫性。本篇一開頭就說，“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為全篇定下了哀婉的懺悔格調。哀婉源自對青年知識者的青春禮贊，以及對青春失落的哀傷。其中剔出了一種“被系住的蜻蜓的哲學”：“就如蜻蜓落在惡作劇的壞孩子的手裡一般，被系著細線，盡情玩弄，虐待，雖然幸而沒有送掉性命，結果也還是躺在地上，隻爭著一個遲早之間。”這條擺脫不掉的細線，就是社會習俗、宗法勢力、經濟體制，左右著青年知識者的命運。《離婚》反思啟蒙主義和女性主義思潮翻滾后，鄉村依然是士紳的廳堂原則壓倒和制約著鄉野原則。七大人故弄玄虛的“屁塞”，輕而易舉地打翻了愛姑的“鉤刀腳”，這就是中國鄉村社會權力結構的“無物之陣”。

　　至於《如何推進魯迅研究》，就不准備細講了。其中認為，魯迅是一口大鐘，小叩則小鳴，大叩則大鳴﹔依然覺得魯迅研究還存在著不少可以深入開墾的思想、知識、精神文化的園地和土層。就看研究者舉起敲鐘的槌棒的材質和大小，就看研究者的知識儲備和思想能力，是否與研究對象相稱。我講了推進魯迅研究的五個維度，即更深一層地疏通文化血脈，還原魯迅生命，深化辯証思維，重造文化方式，拓展思想維度。

　　以往的魯迅研究的顯著特點，是側重於思潮，尤其是外來思潮對魯迅的影響。這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自不待言，然而以往即便談論魯迅與傳統文化的關系，也側重於思潮對這種關系的沖擊而產生的變異，就脫離了文化血脈的根本性了。魯迅說過：“外之既不后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墳·文化偏至論》）他是把思潮和血脈並舉，而使之相互對質，一個巴掌拍不響，兩個巴掌才能拍出文化新宗、人生意義和國人之自覺。思潮離血脈而浮，血脈離思潮而沉。重思潮而輕血脈的研究，隻能是“半魯迅”的研究，隻有思潮、血脈並舉，才能還魯迅應有的“深刻的完全”。即便是研究思潮，也要有血脈研究的底子，才能理解魯迅為何接受思潮，如何接受思潮，而使思潮轉換流向和形態。如魯迅所言：“新主義宣傳者是放火人麼，也須別人有精神的燃料，才會著火﹔是彈琴人麼，別人的心上也須有弦索，才會出聲﹔是發聲器麼，別人也必須是發聲器，才會共鳴。”（《熱風·聖武》）血脈是解釋思潮為何及如何“著火”“出聲”“共鳴”的內在根據。

　　魯迅的文化血脈既深且廣，深入歷史，廣涉民間。魯迅的文化血脈，論其大宗，相當突出的是要從庄子、屈原、嵇康、吳敬梓，從魏晉文章、宋明野史、唐傳奇到明清小說，甚至要從紹興目連戲、《山海經》、金石學和漢代石畫像中去尋找，去把握。比如解釋《朝花夕拾》開篇的《狗·貓·鼠》，就可以啟動地域文化和文獻學的角度，上溯到八百年前陸游《劍南詩稿》卷十五有《贈貓》絕句雲：“裹鹽迎得小狸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慚愧家貧策勛薄，寒無氈坐食無魚。”這對貓的捕鼠功勞相當感激，如南宋吳自牧《夢粱錄》記述“貓，都人畜之，捕鼠”﹔陸游又借貓來吐露家境的貧寒，連累了貓也挨餓受寒。到了《劍南詩稿》卷三十八，又有《嘲畜貓》詩曰：“甚矣翻盆暴，嗟君睡得成。但思魚饜足，不顧鼠縱橫。欲騁銜蟬快，先憐上樹輕。朐山在何許，此族最知名。”注雲：“俗言貓為虎舅，教虎百為，惟不教上樹。又謂海師貓為天下第一。”陸游為山陰（今紹興）人，與魯迅有同鄉之儀。魯迅幼年聽到的故事與這裡的“俗言”一脈相承，但魯迅聽到的貓是虎師傅，陸游卻說是“虎舅”，加了一層親緣關系。

　　又比如，討論魯迅的美術關注，以發現“東方美的力量”為主旨。1935年，他給木刻家李樺寫信：“以為倘參酌漢代的石刻畫像，明清的書籍插畫，並且留心民間所賞玩的所謂‘年畫’，和歐洲的新法融合起來，許能創出一種更好的版畫。”（《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頁）他由此設想一種新的美學形態：“以這東方的美的力量，侵入文人的書齋去”（《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頁）這就有必要重新認識民國初年的魯迅。魯迅一生，主要是1915年至1936年這個二十年的兩端，購得碑刻及石刻、木刻畫像拓片近六千種。這成為魯迅文化血脈裡擁有的一筆重要的思想資源。魯迅收藏的山東嘉祥等地的漢畫像拓片405種，多是民初沉默期所得﹔南陽漢畫像246種，則是1935年12月至1936年8月通過王冶秋轉托相關人士拓印所得。許壽裳稱贊：“至於魯迅整理古碑，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圖案，……即就碑文而言，也是考証精審，一無泛語”（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40頁）。其間曾用南宋人洪適《隸續》校訂《鄭季宣殘碑》。考証古碑時，對清人王昶（號蘭泉）的《金石萃編》多有訂正。1915年末，從北平圖書館分館借回清人黃易的《小蓬萊金石文字》，影寫自藏本的缺頁。魯迅的金石學、考據學修養，於此立下了精深的根基。沒有如此精深的傳統學術修養，魯迅是不可能寫成《看鏡有感》這類雜文的，也不可能以山東嘉祥和河南南陽的漢代石畫像考見漢人的生活史和心靈史，從中發現“東方美的力量”，借以遙祭“漢唐魄力”。既關注魯迅借鑒外來思潮，又顧及魯迅植根於本國文化血脈，才能超越研究“半魯迅”的局面，還原一個“全魯迅”。（演講人：楊 義 地點：澳門大學 時間：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