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幾個英譯本

開欄語

　　古代中國走向世界、影響世界，在世界版圖上留下了不斷延伸的絲綢之路。清代的閉關鎖國，給中國造成了深重的苦難，近代中國歷史賦予中國人的時代使命，是“走向世界”，而這是一條充滿了痛苦和屈辱、艱辛和曲折的漫長的坎坷的道路。自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經歷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飛速發展，成為第二大經濟體。証明了中國不僅能夠走向世界，而且能夠有力地影響世界。如今，一個新的戰略構想在世界政經版圖從容鋪展開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開啟了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新時代。在這一歷史性的戰略構想面前，回顧一下近代中國經典、中國思想在走向世界過程中的一些往事，或有助於我們對“一帶一路”的意義的理解和認識。從本期起，我們約請資深出版人秦穎先生為我們介紹相關圖書。

　　讀林語堂的《中國和印度的智慧》，有一則對《詩經》英譯本高下的短評。他說：“我以為海倫·華德爾（Helen Waddell）所譯的中國詩歌，是所有譯本中最出色的。”但華德爾並不通漢語，她翻譯《詩經》是根據理雅各（J.Legge）的譯詩和注釋完成的。無獨有偶，與華德爾差不多同時，美國詩壇領袖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在其詩歌創作陷入困頓和徘徊時，在剛去世的好友芬諾洛薩的遺物中發現了一批用英語詳細注釋的中國文學資料，其中有許多是《詩經》。他雖不懂漢語，但透過費氏的英語注釋，看到了《詩經》中高超的技巧和醇美的意境，為之驚喜萬狀。於是根據這些資料翻譯，晚華德爾的《中國詩選》兩年，即一九一五年，出版了《漢詩譯卷》。這兩節不大為人注意的掌故，表明了《詩經》的藝術手法和魅力對西方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甚至成了一些外國詩人靈感的源泉。

　　第一個英譯選本十八世紀由威廉·瓊斯爵士（Sir W.Jones）完成。瓊斯是梵文學家、詩人和近代比較語文學的鼻祖。他先是將《詩經》譯成拉丁文，分兩種文體：散文本和韻文本。后來，他又根據拉丁文本譯出英譯本，仍然是散文本和韻文本。據說，他之所以每次都作兩種譯本，是因為他認為隻有這樣才對得起亞洲人的詩作。實際上，瓊斯的韻文譯本是十八世紀的英國作家在中國古詩的影響下為十八世紀的英國讀者所寫的詩，嚴格講來，不是翻譯。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英國倫敦會傳教士理雅各才將整部《詩經》譯成散體英文，到一八七一年，他又在倫敦出版了《詩經》三百零五篇的韻體譯本，並於一九六七年在紐約重印。他的譯本注釋豐富，是學者的譯文，對后世影響頗大。林語堂以為，就其譯文的“句法，韻律和總的效果看，常常缺乏真正的詩味，但其譯文准確無誤……雖其中不乏成功之作”。這個評價是中肯的。一八九一年倫敦又出版了阿連璧（C.F.Allen）和詹寧斯（William Jennings）的英譯本。阿連璧曾任英國駐鎮江、福州等地領事。所譯《詩經》主要參考孫璋、理雅各及兩種德譯本。其譯本著眼於英國人的鑒賞，押韻，但隨意改動原文，近似改寫。后者成書前，曾刊登在香港的《中國譯論》上。他在序言中批評了儒家將一些愛情詩的解釋與政治事件聯系在一起。他認為理雅各有時避開了一些疑難詩句的注釋，對其詩韻的處理也頗有微詞。

　　到二十世紀，西方對《詩經》的漢學研究立場發生了變化。對《詩經》的認識也由“經典”變為“詩集”，譯者以漢學家和作家為主。一九一三年華德爾在波士頓出版了一個韻體譯本，此即林語堂所稱的最佳譯本，“讀者每每為其譯詩中所表現的轉瞬即逝的思想，三千年前農婦瞬間的傷心哀痛留下深深的印象”。但譯文刪節太多，而且重新組織。該譯本多次重印，比較暢銷。與此相反，路易絲·哈蒙德（Louis S.Hammond）走了另一極端，她試圖把一個中文字譯成一個英文音節，不增不減，而且保持原詩韻律，其中不少很成功，如《邶風·式微》。龐德的譯詩，影響很大，是理雅各之后第一個把《詩經》譯成自由體的人。一九一五年劍橋初版，一九五四年哈佛重印。龐德認為譯詩是個創造性的問題，他的譯文經常被當成創作選入近代英美詩選，但譯文錯誤很多，不能算是佳譯。韋利繼龐德之后，將《詩經》譯成自由詩，一九三七年在倫敦出版，此譯本代表了西方二十世紀以來對《詩經》的認識與研究的發展。他第一次打破了《詩經》風雅頌的次序，以詩歌內容編排，分為婚姻、戰爭、農作等十七類。其翻譯完全越出了儒家傳統的樊籬，成為純粹的研究，其譯文也頗有特色，他在序中說：中國的舊詩句都有一定的字數，必須用韻，很像英國的傳統詩，而不像歐美今天的自由詩。但他譯詩卻不用韻，因為他認為用韻不可能不因聲損義﹔他用一個重讀音節來代表一個漢字，並將這種格律比之為英詩的無韻體。

　　在《詩經》西譯中，主角一直是西方人，他們的翻譯大多帶有明確的目的和主觀的色彩，甚至成為創作的素材和靈感的源泉。本世紀以來，我國翻譯家亦為此作了巨大的努力。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夫婦曾譯有《詩經選》，在國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第一個英文全譯本由許淵沖先生完成（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許先生對自己的翻譯頗自信，他認為自己超越了前人，就是“別人重意似，譯的是詞﹔我重意美，譯的是意，這是從內容上看。從形式上看，別人多不押韻，各行長短不一，我卻全都押韻，每行甚至和原文字數相等（一漢字譯一英文音節，如《採微》）。總之我重意美，音美，形美（三美），目的是使讀者知之，好之，樂之（三之）。”針對龐德、韋利等人的譯詩及理論，許先生表示：“譯詩如不傳達原詩的音美，就不能保存原詩的意美。《詩經》總的說來是用韻的，譯詩如不用韻，絕不可能產生和原詩相似的效果……用韻固然可能因聲損義，不用韻則一定因聲損義，用韻損義的程度反比不用韻小。”200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大中華文庫”收納出版了汪镕培、任秀華的《詩經》英語全譯本。他們按照“傳神達意”的原則進行翻譯，通過英詩的形式對《詩經》進行再創作。

　　有人說，翻譯是跟原作競爭，是創作。的確如此，但遠不止於此。它還是一種文化的互譯、轉換。《詩經》的西傳和英譯，已不再是簡單的譯事，而成了中西文化交流、融匯、影響的過程，譯作已不再是兩千多年前《詩經》作者的原意，而是另一種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另一個時代的翻譯家們對《詩經》鑒賞的成果。《詩經》的英譯也因此賦予了深刻的文化寓意和價值。

(來源:南方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