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慶“潛規則”為何仍暗流涌動？

1月8日，新華社梳理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巡視組的47份巡視反饋情況報告，並披露了部分此前未公布的典型違紀案例。

據報道，在西南某省某縣，逢年過節收受禮金的歪風盛行，當地官場將這種送錢行為稱作“利市”（節慶紅包）。當地一些部門不僅用公款送禮，甚至召開黨組會議討論給縣委書記和縣長送錢的具體數額，然后按當地通行的辦法——由兩名領導干部去送，其中一人進入領導的辦公室，另一人則站在門外，進去的領導干部出門時用手拍一拍空口袋，以示“利市”已送出。

無獨有偶。1月8日的《人民日報》也報道了一件類似案例：在廣東樂昌這個不大的縣級市，中央“八項規定”出台后的2013年、2014年春節以及中秋節期間，收送“紅包”的歪風依然不停，並且發生了腐敗窩案——11名市委常委有9人涉案，72名干部栽了跟頭，“紅包”禮金高達450多萬元。有一個細節格外引人關注——在樂昌，以往臨近年終時，有的鄉鎮班子專門開會討論送禮方案，並在如何安排資金上動一番腦筋。

與正常的人情往來不同，上述案例中的“節慶紅包”呈現出四個特點：一是送禮資金“公款化”﹔二是送禮標准“市場化”﹔三是決策方式“集體化”﹔四是心理氛圍“正常化”。

《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准則》明確規定：禁止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謀取不正當利益，不准“在公務活動中接受禮金和各種有價証券、支付憑証”。

在十八屆中紀委第三次全會上，王岐山同志曾表示，2014年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主要任務之一，是重點糾正領導干部利用婚喪喜慶、喬遷履新、就醫出國等名義收受下屬以及有利害關系的單位和個人禮金的行為。

2014年10月，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收官之際，中央首次晒出“紅包”整改清單：10萬余人主動上交“紅包”及購物卡，涉及金額5.2億元﹔查處2550人，涉及金額2.5億元。有專家稱，這張清單意義深遠，意味著中紀委將治理收送紅包禮金作為反腐重點，正在認真落實並取得初步成效。

自中央八項規定出台以來，“收受節禮”等問題得到有力遏制，但在一些地方，個別“懷揣目的”的單位和個人心存僥幸、我行我素，依然將“節慶紅包”當成行賄利器﹔許多並非“懷揣目的”的人，在這種節骨眼兒上，也不得不遵從積習已久的“潛規則”。

在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日益從嚴的背景下，節慶“潛規則”為何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仍暗流涌動？

以色列著名心理學家本濟夫的《情緒的微妙》一書，從群體心理學上解釋了這一現象。本濟夫把人所在的“群體”分成兩種，一種是交往群體，另一種是參照群體。交往群體是由交往中比較親近的人們構成的，參照群體則是由“等級關系”構成的。

本濟夫認為，導致人情腐敗的“節慶紅包”，主要發生在參照群體中：人處於嚴格的等級關系結構裡，收禮的是“手握重權”的人物，送禮的是他的下屬或有求於他的人們。有的人送禮是想利用他，分享他所代表的那種特殊利益，通過加入到他代表的那個特殊參照群體，成為“圈子”裡的人。還有的人就算不是為了利用他或接近他那個圈子，也得送禮，因為別人都送，唯獨你不送，你的異類行為就會被記在賬上，日后自有你的好瞧。也就是說，在等級分明的參照群體裡，送禮還是一件因為要避免害怕、焦慮、危險感而不得不做的事情。

所以，治理節慶“紅包”，關鍵是要切實消除令人們不敢輕視的“潛規則”。這既需要加強監管，扎牢關住權力的制度籠子，不斷封堵尋租空間，又需要轉變思想觀念，涵養廉潔文化，讓社會交往“清淨”起來。同時，還需要加強社會監督，嚴肅懲處無視紀律和規矩的頂風違紀者。

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在軍隊一次重要會議上指出：今后軍官的收入主要是靠工資，不能有其他的所謂灰色收入，更不能有違法所得，否則就要受到查處和追究。有評論稱，這段話是講給部隊聽的，也是講給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聽的。

大量事實一再証明，當官場潛規則成為明面堅決抵制、暗裡不敢違抗的“鐵律”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形就必然出現。治理敗壞黨風政風的官場潛規則，還需要在如何釜底抽薪上多動腦筋。 

（黑龍江《黨的生活》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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