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維辛的悲傷依然刻骨銘心

　　圖為2001年，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幸存者安娜回到奧斯維辛集中營舊址參加該營解放56周年紀念儀式時，淚流滿面。資料圖片

　　周·重磅

　　解密

　　南方日報駐京記者 魏香鏡

　　實習生 鄭瀟 李強

　　1月27日，波蘭奧斯維辛納粹集中營舊址籠罩著悲痛的氣氛。當日，“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暨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70周年紀念活動在這裡隆重舉行。

　　二戰期間，奧斯維辛集中營存在的4年多時間內，共有130多萬人被關押，其中110多萬人在集中營喪生。

　　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當作屠殺工具的焚尸爐和毒氣室已成歷史的見証，停駐在集中營的列車也布滿灰塵，但歷史並不過時——在永遠也不希望有新聞發生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它一直在人類內心有刻骨銘心的悲傷。

　　“魔鬼”建造的

　　奧斯維辛集中營

　　“集中營”原本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出現的一種機構，指那些集中監禁刑事犯、政治犯、戰俘或其他與社會秩序相抗衡者的大型監獄。最初，納粹僅把大量政治反對派關押到小型集中營裡。此后，作為德國納粹黨的法西斯特務組織和軍事組織“黨衛隊”迅速崛起。同濟大學德國問題研究所教授李樂曾介紹，伴隨著黨衛隊的崛起，納粹建造了一些大型集中營，如達豪、薩克森豪森、布痕瓦爾德、弗勞森布爾格、瑙恩葛姆和拉文斯布魯克等。

　　眾多集中營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建造起來，與納粹德國扭曲的種族理論有關系。在納粹早期的宣傳片裡曾有這麼一段文字：“自然作出了冷酷的選擇，病鳥落下來成為貓的食物，弱小的野兔被捕殺，即使在同類之間，也往往展開斗爭，弱者成為強者的食物。”

　　1938年底，集中營囚犯總數達到6萬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納粹德國逐漸把集中營轉移到東歐。舉世聞名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是由納粹德國陸軍總司令希姆萊於1940年4月下令建造的。

　　1940年10月，迫使1號營囚犯建成了比克瑙2號集中營，它比1號營大幾倍，是用毒氣裝置大規模屠殺囚犯的場所﹔建於1941年的莫諾維茨3號集中營含有45個分營，則是囚犯工廠。整個集中營佔地達40平方公裡。營內設有4套毒氣室和5個焚尸爐，平均每天焚尸1萬具。

　　“死亡工廠”

　　醫生變成“撒旦”

　　醫生原本是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裡的大夫卻成為助紂為虐的惡魔。約瑟夫·門格勒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醫師”，被人稱為“死亡天使”。

　　奧斯維辛集中營內設立了用活人進行“醫學試驗”的專門“病房”和實驗室，還建有4個大規模殺人的毒氣“浴室”及儲尸窖和焚尸爐。

　　門格勒負責裁決將囚犯送到毒氣室殺死，或者成為強制勞動勞工，並且對集中營裡的人進行殘酷的人體實驗。他慘無人道地用活人進行“改良人種”試驗，先后有約40萬無辜生命慘死在他的手下，其中絕大部分是猶太人。他曾在活人身上接種病毒和細菌，並對他們在不麻醉的情況下進行截肢和摘除器官手術。為了獲得孩子的配合，他用面包和食物進行引誘，之后對其進行慘無人道的人體試驗。

　　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策劃者和實施者罪行罄竹難書。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計劃“最后解決方案”主要策劃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負責將300萬猶太人遣送到死亡集中營，被稱為“死刑執行者”。他負責了將布達佩斯80多萬猶太人押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

　　以色列出版的《我親歷的大屠殺》是艾希曼被關押的6個月內趕寫出來的日記。艾希曼在日記中詳細描述了納粹奧斯維辛集中營施暴的細節：“黨衛軍……用棉花沾上毒液，然后丟進關滿猶太人的房間裡，過不了多久，那些猶太人就會窒息而死，然后，他指揮士兵們把猶太人的尸體弄到露天廣場的鐵架子上燒毀。”

　　寧靜的奧斯維辛小鎮變成了“人間地獄”。集中營解放時，蘇聯紅軍隻找到7650名幸存者，其中有130名兒童。他們在該集中營發現了納粹沒運走的7.7噸頭發。

　　1947年7月2日，波蘭國會立法把集中營改為紀念納粹大屠殺的國家博物館。美國新聞記者羅森塔爾於1958年8月在參觀奧斯維辛集中營舊址后，發表了一篇《奧斯維辛沒有新聞》的新聞——雖然集中營裡殘忍的屠殺畫面已成舊事，但羅森塔爾的新聞抓住了游人身處昔日“殺人工廠”的戰栗和驚悚——“一些參觀者……一看到玻璃窗內成堆的頭發和嬰兒的鞋子……他們就不由自主地停下腳步，渾身發抖”。《奧斯維辛沒有新聞》成為專業領域內“不朽的名篇”，也為譴責納粹殘暴行徑、憑吊遇難者留下了珍貴的文字記錄。

　　正義的審判從來不晚

　　二戰結束后，那些曾奪百萬人之命，犯下滔天罪行的納粹分子受到命運和歷史的正義審判。

　　命令建造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希姆萊在二戰末期企圖單獨和英美媾和談判，之后化裝逃亡，途中被俘后自殺。

　　那個被孩子們稱呼為“好叔叔”的門格勒醫生也受到懲罰。二戰結束后，他先是使用假名隱匿在德國，然后逃亡至南美洲不同國家居住，直到意外溺死在巴西。

　　不過，真正大規模懲處納粹戰犯，還是德國於上世紀60年代開始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審判。

　　李樂曾對戰后德國審判有詳細的研究，據其介紹，1963年12月20日至1965年8月20日，在萊茵河畔法蘭克福舉行的奧斯維辛審判使德國全國上下陷入政治、司法、道德和歷史認同相互交織在一起的自省和內心拷問。在奧斯維辛審判前后長達20個月的時間內，德國媒體對審判過程，包括証人的証言進行了詳盡深入的報道和評論，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創聯邦德國成立后對納粹罪犯審判報道之最。

　　奧斯維辛審判對德國戰后政治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德國人經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納粹罪行再教育，並由此激發起一種在道德及良知上進行自我審判的強烈意識。但是包括以色列在內的一些國家，認為這場最終隻有很少部分人受到了正義之輪的懲罰，裁決令人失望。

　　李樂曾說，有些對奧斯維辛集中營審判結果不滿的國家和人士認為，從最高的政策制定者到執行者，這其中包括圖書管理員、看守、廚房工作者等都要對“死亡工廠”負責。在此后的幾十年裡，德國一邊自省，一邊持續起訴與奧斯維辛集中營有關聯的人員，目的是讓這些歷史遺留問題人員，接受正義的審判。

　　2013年9月3日，德國調查納粹罪行中央辦公室負責人施瑞姆宣布，將對30名前奧斯維辛集中營看守進行起訴。在這場全國性的“追責”運動中，曾在集中營做過衛兵的93歲的奧斯卡·格勒寧受到起訴。格勒寧辯稱，雖然他目睹了許多暴行，但他本人從未參與其中。

　　但是起訴人發表的一份聲明代表了德國政府對奧斯維辛集中營這段不光彩歷史的持續性反省。聲明稱“雖然格勒寧是奧斯維辛這個殺人機器中無足輕重的一員，他仍然協助從被害者身上收集財物。因此，他被指控從經濟上幫助了納粹政權，並支持了該政權系統的殺戮”。

　　與格勒寧一樣，即便那些自認為從未參與施暴的普通工作人員，亦不能免於被起訴的命運。今年2月19日，德國檢察官發起了一項特殊行動，對30余名年齡在88歲至100歲之間的二戰犯人進行了逮捕搜查，最終有3人被捕並關押。有德國媒體報道稱，這是德國為了讓二戰屠殺罪犯接受制裁而做出的最后努力。

(來源:南方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