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繁簡爭論：眼光應向前看

“這是一次注定夭折的閱讀歷程。豎排的繁體文字、文言語句、布滿正文的注釋，中國人熟悉了上千年的行文到了我這一代已成了陌生的叢林。”學者許知遠在他的文章中寫道。

這種體驗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都是相同的。因為我們都在使用通用規范漢字，也就是平常說的簡體字。

但，繁體字真的離我們遠去了嗎？

又不是。在書法、篆刻等藝術作品中，在題詞和招牌的手書字中，在出版的書籍中我們還是會看到陌生而又熟識的字體。

前不久，《漢字簡繁文本智能轉換系統》在京發布。技術，可以讓繁體字、簡體字的轉換不再是難事，精確度也一再提高，但關於繁體字與簡體字的爭論，卻不曾停息。

“爭論一直有，漢字也一直在簡化”

“漢字繁簡問題的爭論一直有，漢字也一直在簡化。”

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審顧之川向記者講述起漢字的簡化史——

從歷史上看，漢字從甲骨文到楷書，總的發展趨勢是趨向簡單。清末就有人主張簡化漢字。20世紀30年代，當時的教育部曾成立“國語統一促進會”，1932年公布《國音常用字匯》，收錄了部分被稱為“破體”“小字”的宋元以來“通俗的簡體字”。1935年1月，“國語統一促進會”第二十九次常務委員會召開，通過了與錢玄同的提案有關的“搜採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如案名所示，它不是為新文字定策，而是提出將已在流通的簡體字加以整理，以作為標准字。這些被稱為“固有的比較實用的簡體字”，一是現行的俗體字，二是宋元以后小說中的俗字，三是章草（草書的一種，筆畫保存一些隸書的筆勢），四是行書和草書，五是《說文解字》中筆畫少的異體字，六是碑碣上的別字。

1936年1月，“簡體字表”因受到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的反對而“暫緩推行”。新中國成立后的上世紀50年代，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成為我國主要的語言文字政策，漢字簡化終於成為現實，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有前代學者的研究與呼吁﹔二是當時我國有九成文盲，簡化漢字有利於“掃盲”。

顧之川表示，我國推行簡化漢字已有幾十年的歷史，在趨勢就簡的前提下，沒有必要再變回繁體。至於簡體字的缺點，並非不能改正。如果考慮到更有利於在中小學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有利於兩岸文化交流等問題，有利於在海外推廣中華文化，完全可以提倡“識繁寫簡”，即認識繁體字，使用簡體字，讓中小學生認識一些繁體字。

爭論歸爭論。

不可忽略的現實是：在推行簡化字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裡，傳統文化迎來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人們開始關注漢字，並思考：文字從何處起源？漢字的簡化是如何發展的？

“我們既不能一味追求簡化而任意破壞理據，也不能因固守理據而無視漢字的繁難”

“在簡繁之爭中，最好不要先有了感情色彩，而是要冷靜思考，客觀分析。”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王立軍表示，簡化是由古文字向今文字發展過程中的一種重要方式。

他長期從事漢語言文字學教學與研究。“漢字是表意性質的文字，表意文字的根本特點就是其構形具有可解釋性，也就是說，漢字的構形是有理據的。”

關於漢字的演化，他娓娓道來——

從古文字到今文字，漢字一直堅持理據性的特點沒有改變，但漢字理據的表現方式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早期古文字階段，漢字的理據主要是靠物象或物象的組合來表現的。由於象形造字法滿足不了實際需要，人們開始摸索著用兩個或幾個象形字進行組合造字。形聲的出現，使得漢字不僅可以從意義的角度加以類聚，而且可以從聲音的角度加以類聚。隨著這種類聚關系的逐步調整和優化，到了小篆時期，漢字便形成了具有一定基礎部件和有限構形模式的構形系統，這個時期漢字的理據已不再是個體字符的直觀理據，而是通過部件的類化、義化和整個漢字系統的形聲化，上升為更高層次的系統理據。

隸書是漢字形體簡化幅度最大的階段之一，它對篆書進行改造的目的也是為了“以趨約易”。從書寫的角度來說，漢字的形體越簡單，書寫速度就越快﹔從理據的角度來說，漢字的形體越復雜，理據保留程度就越高。所以，書寫和理據對形體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漢字的發展就是要在這兩種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去尋求簡繁適度的造型。

在現在所說的繁體字中，有不少字的理據早就非常隱晦了。王立軍舉例：如“執”“願”按《說文》“六書”是形聲字，它們的義符分別是“幸”“頁”，但現在還有幾個人能了解“執”為什麼從“幸”“願”為什麼從“頁”呢？把“執”的義符改成“扌”、把“願”的義符改成“心”，意義不是更明確了嗎？為什麼非要那麼絕對地說繁體字更能體現理據呢？

“我們既不能一味追求簡化而任意破壞理據，也不能因為固守那些已經十分隱晦的理據而無視漢字的繁難。”王立軍強調，簡化漢字推行了半個世紀，方便了幾億人的認字和寫字，已經成為傳播現代信息和國際交流的載體，在傳統文化現代化方面，也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書寫和認讀簡化漢字已經成為國內外絕大多數漢字使用者的習慣。

“繁簡之爭的背后是新時代的文化身份焦慮”

北京大學教授龔鵬程正是用繁體字來回答我們的提問。來北大之前，他曾是台灣淡江大學文學院院長，台灣南華大學、佛光大學創校校長。

“對正體字有親切感，這是當然，但這並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認知上的，屬於知識性感情，而非因自幼熟習的那種自然感情。”他所說的正體字就是繁體字。

“眾所周知，簡化字不只是個別字省了筆畫而已，它還有大量同音替代、偏旁推類，一個字代替了好幾個字，因此在認知上十分混亂。古代詩詞歌賦文章典故、人名地名書名專有名詞，到底原來是什麼樣，看簡化字，更難判斷，這讓我頭痛不已。”在龔鵬程的記憶中，無數文化名人、書法家，甚至中文系的教授也在繁體字與簡體字的轉換之間頻頻出錯。比如：岳王廟寫成嶽王廟、發展寫成髮展、影后寫成影後、新淦寫成新干。“那不只是錯了個把字，更是對一段話的文脈語境之誤讀，認知上大成問題。”

“親不見，愛無心，產不生，厰空空，麵無麥，運無車，導無道，兒無首，飛單翼，湧無力，有雲無雨，開関無門，鄉裡無郎……”這是一段在網上流傳的文字，言外之意就是簡體字隔斷歷史文化。

“傳統六書造字法和筆順，都很難講。須知文字是跟思維合一的，混亂且簡陋的文字體系，自然會使得思想簡陋混亂，這亦是無疑的。”龔鵬程說，“歧見之趨同，有時也不是在道理上爭辯就能解決的，還須有情感上的基礎。例如朋友和家人，歧見雖大，畢竟容易商量，就是吵吵，也不傷和氣，這就易於達成共識。否則越要據理而爭，雙方的裂痕就越大，越湊不到一塊兒去。”

當年的他，帶隊來北京，赴語委會討論文字問題，迄今亦二十余年了。“從劍拔弩張，火花四射，到現在和衷共濟，其實也不容易。”

“其實兩岸文字學界交流合作多年，共識大於分歧。”他更為關注的是：眼光向前看，聯合海內外，共同關心漢字與科技發展和運用的問題、漢字在世界拓展的教學問題等等。

“繁簡之論，之所以日益引起大家的關注，背后的因素是新時代的文化身份焦慮。”龔鵬程回到爭論問題本身，“現在，中國正在逐漸走出歐洲中心主義的陰影，尋找自己的文化身份認同。文字，是最重要的文化符號，當然格外引發關注。民情須知、民氣可用，我們應利用這個機會，好好來探索一下：漢字與科技發展、漢字與英文西班牙文的國際競爭、漢字的推廣等相關問題，不要繼續斗嘴。”（記者 靳曉燕 通訊員 李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