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法官：在超負荷中堅守

待遇低、工作壓力大、風險高，這些是我國基層法官幾乎都要面臨的問題。一些人選擇了離開，而更多的人面對實際問題，卻依然堅守。

面對這樣一個群體，他們真實的工作狀況、內心想法是怎樣的？帶著問題，記者走進了蒲江縣法院。

承受工作、心理雙重壓力

2014年12月10日，蒲江縣法院民庭法官高紅城和平常一樣忙碌。上午的第一個庭審結束后，高紅城著一身黑色法官服回到辦公室，面對記者的採訪，高紅城並沒有法官一貫的嚴肅表情，不過他也隻有短短20分鐘的休息時間能坐下來聊聊。

在高紅城的電腦裡，記者看到他的全年工作量統計表，從2013年12月10日到2014年12月10日，民庭結案747件，分配給他個人的有397件案件，現已結案374件。“快到年底了，工作還得抓緊。”高紅城看著自己將近一年的工作量統計表說，“工作量確實很大”。

記者採訪高紅城的當天，蒲江縣銀河出租車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曹紀成再次來到法院，他來主要是聽出租車保險理賠糾紛如何宣判的。

三天前，他將事件情況說明交到了法院，高紅城接到案子后，立即和書記員到事故現場、出租車公司以及保險公司進行事件調查。繁瑣的調查工作需要一個星期甚至更多的時間，但因為手上還有其他案件，他們隻能將本案調查工作壓縮到一至兩天內完成。

“能夠在訴前調解成功，是我們最大的期望，這樣能避免矛盾的激化。”高紅城說。經過多次調解后，出租車公司並未和保險公司達成一致，最終他們還是選擇走司法程序。今天就是宣判的日子，曹紀成說他相信法院，因為他們的証據是充分的，保險公司是理虧的。

作為法官，高紅城一直秉持客觀公正的信念。然而公正並不能滿足當事人的所有訴求。法官在面對情與法的選擇上始終將天平更多地傾向於法。於是，一些期望過高的當事人會感到信任垮塌，甚至認為法官和另一方串通，導致訴求的達成與他們的願望不一致，這種偏見讓高紅城無可奈何，而這也正是法官這個群體所感受到的巨大壓力。

高紅城拿著一大沓審判材料，頓了頓，語氣低沉地給記者舉了一個例子。幾年前一個案子在宣判結束后，當事人一方採取了自殺行為。經過調查，法官在審理和判案中沒有偏頗或不當的行為，但是由於當事人自殺，造成了這名法官的職業污點和職業心理上的嚴重陰影，最終他選擇不再繼續擔任法官一職。

“雖然對於審判過程我們問心無愧，但是作為法官，我們不願意看到類似事件發生。”高紅城說。

工作量大、壓力大幾乎是所有基層法官面臨的共同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對基層法官工作量的統計顯示，目前，不少基層法官每年人均辦案數量已超過200件，有的甚至在300件以上，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2012年人均辦案數竟高達411件。除去雙休日和節假日，法官平均每個工作日的辦案數量超過1件。

有一些和高紅城共事過的年輕法官因為月復一月、年復一年的工作和心理壓力最終選擇了離開。有調查顯示，從全國基層法官流失的流向來看，離職法官選擇最多的是去其他黨政機關，佔比為31.6%，調到上級法院的佔比17.5%，調到其他企事業單位或者從事律師職業的分別為1.5%和1.9%。

說到此，高紅城站起身看了看辦公室裡的年輕同事們，略顯激動地說：“培養一個法官真的很不容易，留住他們應該是司法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

面臨職級、待遇實際問題

相對於蒲江法院這樣的基層法院，還有一類法院更為基層——派出法庭。派出法庭是基層人民法院的派出機構，相當於法院的一個庭室，它具有法院的審判職能，履行法院審判職責。

黃玉彬是蒲江縣法院的派出法庭石象湖人民法庭的庭長，當高高瘦瘦的他穿一身法官服出現在記者面前時，頗有些威嚴的氣質。

2011年設立的石象湖人民法庭總共由4人組成，一名庭長、一名書記員、一名訴訟服務人、一名法警。這4個人要管轄成佳鎮、朝陽湖鎮和白雲鄉三個鄉鎮，共計17個行政村、2個居委會，3.1萬人口的各種民事、刑事案件。

對於派出法庭的法官來講，下鄉調解是基層法院的重要工作。記者見到黃玉彬已是午飯時間，因為下午還要到一個村民家裡進行糾紛調解，黃玉彬的午飯時間隻有10多分鐘。吃飯時，黃玉彬幾乎沒有說過話，匆忙而內斂。

吃完午飯，黃玉彬和書記員何嬌回到法院，法警關好了法院大門，將“法官出外辦事，有事請打電話”的牌子豎立在院門口。“這樣方便需要咨詢、調解糾紛的村民能夠及時找到我們。”黃玉彬說。

到了村民屋外，村民卻因為有事外出。面對這樣的情況，黃玉彬已經習慣了，“我們多跑幾次不要緊，隻要能找到當事人，調解他們的糾紛就好”。

然而，想要成功調解好糾紛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一次，他們去調解一樁民間糾紛案，雙方當事人在互相指責時都很強勢，堅決不退讓，而遇到需要調解的關口時又都不發表意見，各自抽煙，一冷場就是幾個小時，這樣的情況持續了一個多月。不少村民甚至希望通過家族裡的人來解決矛盾，他們認為那些人才說得起話。

在黃玉彬看來，建立老百姓的法律信仰、樹立法官的權威性顯得尤為迫切。

另一方面，職級低、待遇低似乎是所有基層法官面臨的問題。干了三年庭長，黃玉彬的工資也隻有3000元，一年下來不到4萬元錢，如果干一輩子庭長，最終的職級隻相當於一個副科級。而剛剛大學畢業到法院工作的年輕人工資可能就隻有1000多元。

相比較西部地區，在東部一些基層法院，法官的工作也隻有2000元左右。低收入水平和高工作壓力導致不少法律專業學生不願到基層法院，寧願選擇和專業毫無關聯的其他行業。書記員何嬌已在石象湖法院實習了一年，因為是實習，所以沒有工資，隻有微薄的一點補貼。“基層法院的人手很少，所以我一畢業就被調到這裡來實習，現在還沒聽說有其他實習生來。”（責編：彭納）

破解基層法官流失現象

當前破解基層法官流失現象，首先要解決法官的定位問題。法官所行使的是國家審判權，其職業有著自己的特點。法官在人格、物質上必須具有獨立性，否則很難公正行使其權力，所以，必須將法官的定位擺在更高的位置上。

其次，要適當提高法官的待遇。法院的財務保障必須有地方立法作為保障，每個法院的經費要進入立法預算，做到公開透明，不能讓下級法院求上級法院給錢。同時，人財物統一管理，不能成為大鍋飯。要充分考慮地方差異，根據當地的財政、經濟、物價等因素制定收入預算，避免收入待遇冷熱不均。

此外，還需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法官職業保障體系。省一級成立專業的法官選任委員會，由各級法官代表、人大、政協的專家組成，專門負責法官的提名、流動，確保法官的選任提拔更加公平、公正，對法官的管理和評價更加符合其職業特點。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辦公室主任賀小榮 

（《四川黨的建設》（城市版）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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