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國家政黨制度的不同成因與歷史命運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社會主義由理想變成現實。自那時起，世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波瀾壯闊，跌宕起伏，取得可歌可泣的偉大成就，也經歷了滄海桑田般的深刻變遷。今天，我們回顧世界社會主義發展進程，探討政黨政治興衰成敗的歷史經驗，對不同國家政黨制度的歷史成因與當前狀況進行分析比較，意義不言自明。

蘇聯一黨制從光彩奪目到瞬間崩塌留下深痛教訓

提到一黨制，人們自然會想到蘇聯。蘇聯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實行一黨制時間最早、經歷最長、問題最多、爭議最大，最具研究價值。

眾所周知，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后，如何組織國家政權是布爾什維克黨[1]面臨的首要問題。應當說，當時布爾什維克黨並沒有建立一黨制政權的預想和方案。該黨影響下的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實際上是多黨參政議政機構，布爾什維克黨曾在這裡與其他左派政黨有過短暫的合作。不僅如此，布爾什維克黨還曾邀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參加了首屆工農政府即人民委員會。但在國內戰爭期間，圍繞是否與德國簽署布列斯特和約、是否實行余糧征集制等問題，兩黨發生嚴重分歧，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退出了政府。顯然，革命后聯合執政的努力遭到失敗，不是布爾什維克黨的過錯，實行一黨制也不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初衷。

1922年底，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即蘇聯宣告成立。這時，一部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已經加入了俄共（布），卷入反蘇陰謀的人和其他的社會主義者理所當然地遭到逮捕或驅逐。1923—1924年間，曾經是社會主義同路人的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黨先后解散。除俄共（布）而外，蘇聯全境已不存在其他有組織的政治力量。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別無選擇地創立了工人階級政黨單獨存在、單獨執政，沒有其他政黨參政問政的一黨制體制。

正因為沒有預先設計，蘇維埃俄國1918年憲法對共產黨的地位和作用沒有明確規定，1924年的蘇聯憲法也沒有相應的條款。1936年，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牢固確立、蘇共的地位和作用已不可替代，蘇聯憲法才正式確認，聯共（布）是“勞動群眾所有一切社會團體和國家機關的領導核心”。

蘇聯是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民族關系極為復雜、地區發展很不平衡、經濟和社會發展壓力巨大，同時又長期面臨戰爭危險的社會主義大國。執政黨對社會進行集權統治，對經濟實行集中管控，有利於統一各族人民的意志，統籌各方面的資源，發掘一切潛能，更快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十月革命后短短二十余年，蘇聯便完成了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化，實現了從農業國到強大工業國的歷史跨越，一黨制的作用功不可沒。二戰期間，蘇聯最終戰勝德國侵略者，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重大貢獻。戰后，蘇聯迅速醫治好戰爭創傷，幫助東歐國家實現重建，一黨制的功能不容否定。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由於沒有先例可循等多種原因，蘇共沒有解決好在一黨制條件下如何加強自身建設，如何完善自我監督體制和自我糾錯功能，如何不斷改進黨的領導質量、提高執政水平等問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蘇共積累了許多問題，諸如個人崇拜、病夫治國、民主缺失、思想僵化、破壞法治、漠視人權、官員腐敗、決策背離科學、形式主義泛濫、庸政懶政猖獗、嚴重脫離群眾、壓制少數民族、對外推行“老子黨”政策和大國沙文主義等等，不一而足。

列寧生前已發現一黨執政后因制度缺失、監督乏力而出現的各種問題，並向全黨發出過警告。針對黨內和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文牘主義、濫用職權和腐化變質等行為，列寧指出，如果不進行系統的和頑強的斗爭來改善黨和國家機關，那我們一定會在社會主義基礎還沒有建成之前滅亡。他號召黨同官僚主義進行長期斗爭，提醒黨不要追求黨員數量而應注重提高質量，要求全黨不斷加強學習以提高管理水平，還主張通過建立工農檢察院等方式加強對權力的制約。

遺憾的是，后來那些自稱為列寧學生的蘇共領導人，沒有認真執行這些“政治遺囑”，沒有認真對待一黨長期執政面臨的巨大風險。對於這個關乎執政黨自身命運、關乎社會主義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他們雖然不無思考，但常常就事論事，淺嘗輒止。70年代中后期，蘇聯政黨體制暴露的問題愈發嚴重，國際社會對蘇共的詬病也愈加尖銳。蘇共以全民大討論方式高調修憲，規定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是蘇聯社會政治制度以及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蘇聯領導人以為這樣一來，蘇共的領導地位就堅不可摧了。

進入80年代，蘇共早年為創建新社會新生活而奮斗的主動性、創造性和進取精神消失殆盡，蘇聯的經濟文化與社會發展因缺乏內生動力而全面“停滯”。1985年出任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試圖革新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但他思想混亂，立場迷茫，以民主社會主義為價值取向，把改革重心放在摧毀以一黨制為核心的政治體制上。結果，非黨化和非意識形態化在全社會濁浪翻騰，蘇共的領導地位和作用受到致命沖擊。在此情況下，戈爾巴喬夫打開多黨制閘門，於1990年2月主持蘇共中央全會，宣布放棄黨的政治壟斷地位，關於蘇共領導地位的憲法規定隨即被廢除。至此，蘇聯的一黨制徹底終結。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和世界政黨史上寫下光輝篇章的蘇共，1991年被解散，作為社會主義超級大國的蘇聯隨即解體。對當代人類文明進程產生過重大影響的蘇聯社會主義，就這樣因執政黨垮台而以失敗告終！

某些國家簡單復制蘇聯一黨制模式最終黨亡政息

始創於蘇聯的一黨制，后來為某些社會主義國家所仿效，首開先例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國。1924年，在蘇共幫助下成立的蒙古人民黨（后於1925年3月改稱蒙古人民革命黨）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宣布黨的總路線是越過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同年11月頒布的憲法規定，蒙古人民黨對國家具有絕對領導權。在當時沒有其他政黨的情況下，蒙古的一黨制就這樣確立下來，此后得到不斷鞏固和加強。

在蒙古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人革黨曾經做過許多有益的事情，取得不少歷史性成就。但由於緊鄰蘇聯，緊跟蘇共，人革黨與蘇共形成唇齒相依、唇亡齒寒的特殊關系，執政六十余年，犯了許多類似於蘇共的錯誤。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該黨又簡單地模仿蘇共，大搞激進的民主化改革，很快在蒙古催生出多黨問政的新格局。新產生的政黨和組織普遍質疑人革黨的領導地位。這時，窮途末路的人革黨仍盲目效仿蘇共，也自動地放棄了“絕對領導”地位。至此，蒙古的社會主義隨著一黨制的廢棄而消亡了。

改行多黨制后，蒙古人革黨最初應對西方式的多黨競爭表現尚好，大黨地位依然如舊，甚至還能繼續執政。而后二十多年，人革黨多次重組，在多黨政治格局中仍有一席之地，看上去比蘇共命運略好。但該黨已不是原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自稱奉行“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今不如昔。即便有時大選勝出，獲得組閣權或聯合組閣權，也不再是原來意義的執政黨。

二戰后，東歐也有些社會主義國家實行了一黨制，譬如匈牙利、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這些國家國情不同，一黨制的確立各有成因。其共同特點在於，在當時清理法西斯殘余、推行民主改革、恢復國民經濟、重建社會秩序的過程中，共產黨無一不是經過激烈斗爭，戰勝各種敵對勢力，通過議會選舉等民主程序取得政治優勢和壟斷地位的。阿爾巴尼亞解放時隻有勞動黨（即共產黨）一黨存在，在沒有其他政黨作為對手或伙伴的情況下，勞動黨建立一黨制政權結構是無可厚非的。

可以說，二戰后東歐一些國家建立一黨制，是特定歷史階段政治力量對比和政黨政治格局演化的結果，是歷史和社會做出的必然選擇。我們不否認蘇聯影響的巨大作用，但這些國家當時的政治安排切合民眾意願，得到了廣泛認可，這也是事實。問題在於后來，這些黨執政后沒有充分意識到一切從本國實際出發的高度必要性，在黨的自身建設、國家政權建設、經濟文化建設和社會管理等諸多方面，過於迷信蘇共經驗。它們沒有解決好如何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廉潔執政、高效執政等問題，沒能通過自己的執政活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沒有跟上全球化時代人類社會的前進步伐，陶醉於歷史成就，耽溺於理論教條，最終在“自由選擇”高於權力運作的“民主化”大潮中喪失主動，消極沉淪，走向衰亡。

因篇幅所限，這裡僅以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為例。公正地講，該兩國領導人從不缺少加強黨的地位和作用的主觀意願。阿爾巴尼亞1976年憲法明確規定，勞動黨是國家和社會的唯一政治領導力量。但是，該國領導人霍查把蘇聯式的一黨制推向極端，黨的“一元化”領導變成他個人的“一人化”集權，國家聲名狼藉，社會窮苦不堪。他去世后，黨和國家積累的問題集中爆發，其繼任者無力回天。蘇東劇變大潮襲來后，勞動黨一統天下的社會淹沒在反共狂瀾之中，各級政權一觸即潰，社會主義制度被無情打碎。遭到徹底封殺的勞動黨，連原名重組的機會都被永遠剝奪。

羅馬尼亞的情況更為可悲。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在齊奧塞斯庫執政中后期嚴重扭曲。官場中盛行形式主義、弄虛作假等歪風邪氣，黨的政府官員為政低能與個人專斷、家族腐敗相互交織，黨的領導機構和國家政權機關變成了“稻草人”。曾經大有作為的“一黨制”，逐漸蛻變成外強中干的“一人制”。1989年，齊奧塞斯庫夫婦在暴亂中喪生，羅共和羅馬尼亞社會主義煙消雲散。就損害共產黨領導體制和社會主義國家形象而言，阿、羅兩國一黨制失誤的負面影響更大。

南斯拉夫的一黨制另辟蹊徑但功敗垂成

在二戰后東歐各國建立的政黨體制中，南斯拉夫別具特色，一度令人稱羨。這是因為，南斯拉夫共產黨是靠自身力量取得戰爭勝利，而后又在民主改革中取得優勢，從而確立單獨執政地位的。阿爾巴尼亞情況類似，但南斯拉夫是地區大國，其政黨模式的影響遠大於阿爾巴尼亞。

南共執政不久，即在執政理念和內外政策方面與蘇共分道揚鑣。為探索不同於蘇聯的發展道路和政黨體制，南共於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建設自治社會主義，並將黨名改為共產主義者聯盟，黨的“全面領導”也變成了“政治思想引導”。從此，蘇聯黨政合一式的一黨制在南斯拉夫壽終正寢，南共聯盟不再充當國家和社會生活的領導者，而是從政治思想方面幫助廣大人民當家作主，以和平討論等方式保証其政策路線的執行，從而指引社會主義力量走向共產主義。

南共聯盟實行與蘇共不同的政治體制和治理方式，並未改變南斯拉夫實行一黨制這一公論。由於不存在其他政治力量，南共聯盟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政策決定著國家發展道路和方向，引導著社會管理和社會生活。各級政權機關、文教系統、社會團體、司法組織及強力機構領導者，主要由南共聯盟成員出任。從這一情況看，南共聯盟的“引導作用”，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領導作用”並無本質區別。南共聯盟領導人鐵托在黨內外享有崇高威望，對他的崇拜與當年蘇共對斯大林不相上下。其個人思想和意志影響全社會。黨的事業成敗，國家前途與命運，均系此一人。

正因為本質上彼此相似，南共聯盟也就不可能真正避免蘇聯和東歐各國執政黨出現的同類問題。雖然它與蘇共及東歐各國黨長期失和，但在黨的建設和國家政權建設等方面，卻“痛苦著同樣的痛苦”。曾經是南斯拉夫黨和國家二號人物的吉拉斯，自1953年起全面揭批南共聯盟的問題，所著《新階級》和《意識形態的黃昏》等書，深深地刺中了南共聯盟的制度之痒。雖然此人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觀本身存在問題，但他所披露的材料和事實並非空穴來風。

1980年鐵托逝世后，南共聯盟開始反省長期執政積累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最終觸及到黨和國家政治體制問題。1986年1月，南共聯盟公開承認，自治社會主義導致“多中心國家主義”，未能實現“社會一體化”，南共聯盟也沒有很好地發揮政治思想上的引導作用。這時，南共聯盟早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執政黨了，由於政治定位模糊不清，其作用日漸萎縮已難以避免。加之地方黨組織自行其是，共盟中央凝聚力越來越差，國家分裂的危險與日俱增。1989年，受蘇東各國激進改革外溢效應影響，自我迷失的南共聯盟隨波逐流，也提出了政體改革提綱，宣布實行多黨制。

1990年，伴隨政治多元化和意識形態多樣化得到確認，南斯拉夫的多黨制取代了一黨制。由於歷史積怨和外部因素共同發酵，聯邦制國家結構走向瓦解。隨之而來的是民族仇殺，戰亂持續多年。曾經被寄予厚望的南斯拉夫自治社會主義和南共聯盟獨具特色的一黨制，也未能經受住社會變革的考驗，最后自動解體。

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具有多種成因和形態

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取得成功的是中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理論成熟，制度完備，聲譽良好。對此，我們不做具體討論。這裡要說的是東歐國家和朝鮮。

在東歐地區，雖然各國都以憲法形式確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但波蘭、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國，並未實行一黨制，而是實行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東德就是一個突出例証。

眾所周知，二戰后德國由蘇美英法四大國分區佔領。德國共產黨人恢復合法地位並在各地組建政權時，“提出的第一個目標並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在全德實行民主變革”。他們鄭重宣布，德共“不存在把蘇維埃制度移植到德國的企圖，我們致力於建立一個民主的中央管理機構，一個能按照民主原則進行工作的政府”。那時，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基督教派人士合作共事，一直持續到1947年。[2]波蘭、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戰后初期都曾成立過多黨聯合政府。

后來，蘇美英法四國在戰后德國治理與走向問題上出現分歧，東西德分裂大勢所趨，德國東部地區才出現了不同於當初的發展方向。即便如此，東佔區第一次選舉也是以多黨制為基礎的。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合並后的統一社會黨，與另一主要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在選舉中互為對手。當時，蘇聯為建設一個統一民主的德國，不但支持統一社會黨，同時還支持戰前即已存在的反法西斯政黨德國自由民主黨，以及戰后新建立的民主主義政黨農民黨和國家民主黨。

這裡有必要指出，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同根同源，納粹統治時期同受法西斯迫害，曾並肩進行反法西斯斗爭。戰后東部地區社會不斷左傾化，政治取向相同的兩黨合而為一成為普遍訴求。統一社會黨建立后，黨內領導體制也有別於蘇共。有很長一段時間，原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各推舉一人擔任共同主席。這種雙主席制顯示了雙方的平等地位和黨的團結。后來，東德單獨立國並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統一社會黨作為執政黨掌控國家權力直到1989年。在這期間，基督教民主聯盟、自由民主黨、國家民主黨以接受統一社會黨領導為前提，在東部地區參與各級政權，有的黨的領導人還長期擔任國家高級職務。波蘭、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與東德十分相近。

但是，東歐國家的多黨合作制一開始就蘊含著不穩定因素。其最大隱患在於，“聯盟黨”或“參政黨”並不是執政黨的忠實伙伴和盟友。由於歷史基因不同、價值取向有別，這些黨在社會發生動蕩、執政黨面臨危機時，先是脫身自保，而后落井下石。蘇東劇變時，波蘭、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國執政黨的昔日盟友紛紛轉向反對派，為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做出了“重要貢獻”，其教訓至今令人唏噓不已。

朝鮮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憲法所規定的“體現偉大領袖金日成和偉大的指導者金正日同志思想和領導的主體的社會主義”。盡管憲法還載明“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在朝鮮勞動黨的領導下進行一切活動”，但實際上，朝鮮實行的是勞動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只是外界知之不多而已。

朝鮮勞動黨1945年成立，初稱北朝鮮共產黨中央組委會，次年與新民黨合並為北朝鮮勞動黨，從此開始在朝鮮北方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但朝鮮沒有實行一黨制。為團結各方面愛國力量，朝鮮勞動黨當時支持有關人士建立了兩個友黨，即朝鮮民主黨（現稱社會民主黨）和天道教青友黨。前者的指導思想是“民族社會民主主義”，后者的基本綱領是擁護勞動黨領導，把朝鮮建設成為富強獨立自主的民主國家。該兩黨的早期領導人都曾長期擔任過國家高級職務。目前該兩黨的領導人分別是金英大和劉美英。金英大為現屆朝鮮最高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

朝鮮勞動黨牢牢掌握著國家各級權力，始終把握著國家的發展方向。社會民主黨和青友黨作為民主黨派存在至今，並與勞動黨一起作為祖國統一戰線重要成員，表明它們在朝鮮特有的政治體制和權力架構中仍發揮著某種作用。雖然該兩黨的更多情況鮮為人知，但從研究角度看，將朝鮮的政黨體制歸為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似無不妥。

越南、古巴和老撾堅持一黨制但成因各不相同

目前世界上公認的社會主義國家除中國、朝鮮外、還有越南、古巴和老撾。在世界社會主義處於低潮，一黨制被嚴重抹黑甚至被妖魔化的情況下，這三個國家堅守各有特色的一黨制，表現出很強的政治勇氣和戰略定力。

越南共產黨1945年（時稱印度支那共產黨）領導“八月革命”取得勝利，主導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國，由此成為執政黨。建國初期，越南還有兩個黨，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性質的越南民主黨，另一個是愛國知識分子組成的越南社會黨。因此，越南最初搞的也不是一黨制，而是越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社會黨領導人阮闡，1945年八月革命后曾出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實際行使政府首腦職權，后長期擔任國會常務委員會副主席。民主黨領導人嚴春庵長期擔任政府部長職務，后來也擔任過國會常務委員會副主席。

在當時國家南北分裂、戰爭仍在進行的情況下，越共為團結各派愛國力量，於1955年組建了祖國戰線。共產黨作為中堅力量，在祖國戰線中處於領導地位，民主黨和社會黨為其重要成員。1975年越南全國統一，1976年改稱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越南祖國戰線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戰線、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聯盟三合為一，建立了統一的越南祖國戰線。自此，越南形成了共產黨長期執政、友好政黨長期共存、祖國戰線作為重要依托的政黨政治新格局。

蘇東劇變發生后，越南出於多種考慮，特別是東歐國家的多黨合作制遭受失敗的教訓，毅然放棄了原有的多黨合作體制，轉而實行一黨制。在此背景下，越南民主黨和社會黨自動解散。1992年通過的新憲法規定，“越南共產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胡志明思想，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全民族利益的忠實代表，是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力量”。現在的越南是典型的一黨制的社會主義國家。

古巴1959年民主革命勝利后，國內存在三個重要革命組織，一是1925年成立的人民社會黨（共產黨），二是1953年卡斯特羅領導建立的“七•二六運動”，三是1957年哈瓦那愛國學生建立的“三•一三”革命指導委員會。這時的古巴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真正意義的執政黨，三大革命組織共同掌權，持續十年之久。

1961年古巴革命遭到危機，為尋求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卡斯特羅宣布古巴革命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古巴從此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當年7月，三大革命組織合並為古巴革命統一組織，1963年5月更名為古巴社會主義革命統一黨，1965年3月改稱古巴共產黨。古巴的政治體制，從三派共治轉向了一黨執政。由此可見，古巴的一黨制是該國社會主義進程持續發展的產物，其形成過程根本不同於其他國家。

1976年，古巴在新憲法中規定，古共是領導和引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和走向共產主義的最高領導力量。1992年，古巴再次修憲，強調“古巴永遠不會回到資本主義社會”，古共是國家和社會的最高領導力量，古共組織並引導國家和社會朝著社會主義建設和向共產主義社會前進的崇高目標共同努力。古巴在長期遭受美國封鎖，外部環境十分險惡的環境中堅持社會主義，幾十年如一日，令人嘆服！其政黨體制和整個政治制度穩如磐石，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

老撾是1975年廢除君主制、轉向共和體制的。但早在1972年，老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即已決定，老撾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此外，現行憲法關於社會經濟制度的條文中，也有“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規定。

老撾實行共和制，轉向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時，國內除人民革命黨外，已不存在其他政黨。1958年成立的權貴階層政黨老撾人聯合黨，在共和國成立前即已四分五裂。另一民族民主主義政黨老撾中立黨，成立於1963年，曾在民主革命中發揮過積極作用，得到過蘇聯支持，在共和國成立時也已衰亡。還有一個地區性的政黨稱老撾民族主義自由民主黨，主要代表地方官僚和苗族上流社會的利益，在共和國成立之前即已潰散。在這種情勢下，老撾人革黨單獨執政責無旁貸，社會也沒有其他選擇。

老撾人民革命黨的前身為1934年建立的印度支那共產黨老撾地方委員會，1955年曾稱老撾人民黨。實行共和政體后，黨的領導人出任國家主席、最高人民會議主席、政府總理等職，黨由此獲得執政地位。1991年通過的憲法確認：“各族人民作為國家主人的權利，通過以老撾人民革命黨為領導核心的政治制度的運行來保障和實現。”人革黨黨章也規定，人革黨是老撾人民民主制度政治體制的領導核心。

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看，任何國家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越南、古巴和老撾的政黨體制可能也是如此。好在三國執政黨對此都有清醒認識，為加強自身建設、提高執政能力與水平、完善包括政黨制度在內的整個政治體制，三國始終沒有放棄努力。目前，這三國的政治體制總體尚好，一黨制運行有序。至於未來能否經得起歷史考驗，能否長期而有效地應對各種困難的挑戰，最終要由實踐來回答。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前副部長，現任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副會長）

[1] 蘇聯共產黨前身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簡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十月革命后改稱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俄共（布），蘇聯成立后於1925年12月改為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聯共（布），1952年黨的十九大起改稱蘇聯共產黨，簡稱蘇共。

[2] （德國）賴·安德特、沃·赫茲貝格：《倒台——昂納克答問錄》，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129頁。

（《當代世界》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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