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相坤
毛澤東說：你們把滿山遍野梢林荊棘、荒無人煙的南泥灣地區，變成為陝北的江南。王震同志領導的三五九旅，是執行屯田政策的模范。感謝你們為黨創造出怎樣建軍、養兵的新辦法。
王震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習近平總書記曾號召全黨學習王震“在六十多年革命生涯中表現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魄、膽略和政治智慧，形成的崇高思想、品德和風范”。
領著父親當紅軍
王震是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1927年上半年，在蔣介石反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前后，王震毅然於１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５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此后，他不僅置自己生死於度外，還把父親引上了一條當時有被殺頭危險的革命道路。
1908年4月11日，王震出生在湖南省瀏陽縣一個農民家庭。少年時代，他放過牛，練過武，曾經流浪街頭。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早早種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嫌惡如仇、懲惡揚善等思想的種子，是受到外祖父的影響。王震回憶說，在他的一生中，外祖父對他的影響最大。年輕的時候，外祖父參加太平天國起義軍，習過武，讀過私塾，知道不少古今故事。所以，他常常給童年的王震講金田起義，以及綠林好漢、近代改革派譚嗣同等人的故事。
上學后，給王震影響最大的是李紫軒老師。他常常讓學生背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詩句，這些修身准則對王震的人格精神影響很大。王震后來回憶童年時曾這樣寫道：“幼年反抗思想的形成，影響最大的是李紫軒老師。他和外公是我真正的啟蒙老師。而另一個啟蒙老師那就是貧困。”
1922年，13歲的王震在二叔的資助下來到長沙尋求出路。很快錢花完了，他開始流浪街頭。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被長沙火車站的副站長、共產黨員黎湘看中，從此成為一名長夫，在鐵路上干各種雜事。在京漢鐵路大罷工中，王震被派去散發傳單，此后參加夜校的學習。1925年春，成為鐵路工人糾察隊小隊長。這個“小隊長”的職位使他有機會結識毛澤東。有一天，王震奉命挑選3名精干的糾察員一同用手搖軌道車把毛澤東送到長沙韭菜園。在護送的路上，毛澤東主動和王震聊天，從個人生活到救國救民。這次護送，不僅是王震與毛澤東建立深厚友情的開始，而且在他年輕的心靈中點燃了一支不滅的火把。
王震加入共產黨之后，他的家庭受到連累。祖父被反動“清鄉團”抓住，嚴刑拷打，受盡折磨，最后被綁住手腳，扔進放有毒蛇、螞蟥的池塘裡，被活活咬死。兩個妹妹相繼餓死。父親王貴財是個敦厚老實的農民，也離家逃難，藏身於大屋山中。1929年10月，王震回到家鄉，找到了父親。父親雖然受盡屈辱，但並沒有責怪王震。
在當地共產黨員張正坤、蘇勞的支持下，王震決定到大口沖奪槍、建立游擊隊。那天夜裡，他們一行6人從大屋山出發，偷襲周家大院。採取調虎離山之計，先放火燒了周家的一個大草垛，趁人們紛紛救火之際，王震等順利把槍取走。盡管隻得了4支槍和一箱子彈，但他們已聲勢大震。隨即成立了瀏北特區，王震任區委書記。又成立了瀏北特區游擊支隊，張正坤任隊長、蘇勞任政委、王震兼任黨支部書記。
聽說兒子在組建游擊隊，父親王貴財也報名參加。當時參加游擊隊並沒有很多條件，主要是立場堅定，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和政策，工作積極，作戰勇敢，身體健康的青壯年。這些，王貴財都符合。張正坤找王貴財談話，提出他是一家之主，留在地方，便於照顧家庭，使王震更安心工作。王貴財聽后說：“我一家都參加革命了，沒有牽挂，也無須有顧慮。古時候有楊家將，戚（繼光）家軍，我們為什麼不能有父子兵？請放心，我一定服從命令，聽從指揮。”張正坤覺得王貴財說的句句有理，經研究，破例收下了他。將他安排在伙房裡做飯、打雜。王貴財雖有意見，還是堅決服從了安排。他想，當了和尚不愁沒經念，隻要上了隊，還怕沒仗打？
1930年2月，支隊決定攻打團防局。王貴財有幸參加了這一作戰行動。戰斗開始后，他率先帶領隊友們搶佔了反動團總家的大門和正廳，牽制了裡面的護兵、團丁的反扑和進攻，給攻打團防局的游擊隊主力極好地配合。團防局很快被攻下來了，擊斃了7名作惡多端的團丁，並繳獲了11支槍和兩擔子彈，取得了游擊隊成立后的第一次大勝利。王貴財立了三等功，不久被任命為司務長。《王震傳》記載：1930年10月，王貴財又參加紅軍，成為紅軍中的一名炊事員，轉戰到江西萬載，1934年在一次戰斗中光榮犧牲了。
創立南泥灣精神
王震以“猛將”著稱，在湘贛蘇區斗爭中曾獲三等紅星獎章。“猛將”王震總是在革命的重要時刻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在黨最需要的時刻總是想到王震。1937年4月，王震來到延安。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告訴他，我們黨和紅軍面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新形勢，需要總結以往的經驗，學習新的軍事知識和戰爭指揮藝術，才能適應發展的新形勢。中央軍委從各個部隊調來的領導干部，多數同志留在延安上紅軍大學，還要選送一批同志去莫斯科進蘇聯紅軍各軍事院校深造，軍委決定派你去蘇聯學習。7月8日，毛澤東約見王震。毛澤東說：“請你王胡子來，非為別事。中央本來決定派你到蘇聯去學習，昨日風雲突變，盧溝橋頭打了起來，你就不能去了。”並告訴他：中央作了改組紅軍體制的決定，第二方面軍編為一二○師，王震任三五九旅副旅長。王震當即表示服從中央決定，“當副旅長可以，當團長也可以，隻要上前線打仗抗日就行。”
長征勝利后中央機關駐足延安。延安成為中共中央所在地長達13年。為確保邊區的安全，中央軍委調三五九旅回師陝北。王震到達延安后很快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說：皖南事變后，急需加強延安和邊區南線的防衛力量。調你們三五九旅到南泥灣是守衛延安南大門。你們不僅要隨時准備迎擊國民黨可能發動的軍事進攻，還要通過開荒生產，盡快做到生產自給，從根本上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毛澤東解釋道：軍事上堅持“退避三舍”的方針，等敵人完全進來了再消滅。經濟上要發展生產。“現在我們經濟困難，擺在我們面前的有三條路，一、投降國民黨大家不贊成，二、解散回家大家不贊成，三、困死餓死。出路隻有一條，開展大生產，自力更生，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
為了使部隊深刻認識墾荒屯田的重要意義，王震領導全旅開展了深入的政治動員和思想教育。廣大指戰員認識到，隻有大力開展以農業為主的生產運動，才是增加物質財富，保障部隊供給的最可靠的辦法﹔開展大生產運動，就是為了保衛和建設邊區，為了堅持抗戰，是同日寇直接作戰一樣光榮的事。大生產運動就這樣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王震傳》記載：三五九旅廣大指戰員以不怕任何困難的英雄氣概，在“一把镢頭一支槍，生產自給保衛黨中央”的口號下，從旅長到每一個戰士，包括勤務員、炊事員，無一例外地參加生產，開荒種田。沒有房子住，戰士們用樹枝、雜草搭起簡陋的帳篷，露宿在山林野谷之中。沒有糧食，就爬山涉水，趕到100裡甚至數百裡外去背糧、運鹽。沒有菜吃，就到河邊、山上去挖野菜、打野生動物來解決。沒有衣穿，夏天光著膀子開荒、種地、打場，冬天則砍柴燒煤炭取暖。缺少工具，就運鹽到國民黨統治區換農具，從倒坍的古廟中抬來破鐘，從河防地區撿來敵人轟擊邊區的彈片，甚至渡過黃河到山西前線運回破壞鐵路的鐵軌，自己動手，打鐵制造工具。
王震帶頭戰斗在開荒第一線，曾被評為邊區大生產運動的勞動模范，毛澤東親筆題詞，表彰王震“有創造性”。在王震帶動下，各部隊掀起了你追我趕的勞動競賽，開荒紀錄不斷被刷新。
王震認真貫徹執行“一面作戰，一面生產”和農忙生產、農閑練兵、勞武結合的原則，平時在地裡勞動，把槍架在地頭上，一有情況拿起武器就迅速投入戰斗。1944年夏，王震接受中外記者採訪。當記者擔心地提問：這些勞動的士兵怎麼保持他們的軍事技術呢？王震向他們作了介紹，並由一個連現場作了匯報表演。美國記者愛潑斯坦當場作了如下記錄：步槍射擊：100米外的1平方米的靶標，372發打中369發。擲手榴彈：全連平均距離40米﹔攻擊課：首先從壕坑打3槍，1分鐘平均前進150米，在前進中，扔出3顆手榴彈，跳越障礙和溝塹，用刺刀刺7個靶標。愛潑斯坦把這項成績告訴了在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包瑞德上校說：“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很了不起的。”
王震帶領三五九旅在南泥灣開展大生產運動取得的成績，得到黨中央的高度評價。毛澤東說：你們把滿山遍野梢林荊棘、荒無人煙的南泥灣地區，變成為陝北的江南。王震同志領導的三五九旅，是執行屯田政策的模范。感謝你們為黨創造出怎樣建軍、養兵的新辦法。我們現在能這樣說了：我黨我軍可以抗戰到底，徹底地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了！可以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了！還可以宣布一條，從此我們八路軍、新四軍也不解散了！邊區政府也不撤銷了！
毛澤東的這一評價，使大生產運動超越其經濟意義，上升到建軍、建國和取得抗日戰爭最后勝利的戰略高度，使三五九旅成為全軍大生產運動的一面光輝旗幟，使王震成為寶貴的南泥灣精神的主要創立和實踐者。南泥灣精神以“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同心同德、團結奮斗”為精髓，極大地激發了抗日軍民的生產熱情，為中國革命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新中國成立后，王震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書記、新疆軍區第一副司令員、代司令員等職務。他認真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領導剿匪、土改等工作，改造和團結起義部隊，指揮軍隊屯墾戍邊、興修水利、發展工業和各項事業，迅速穩定了新疆的社會秩序，實現了新疆財政經濟狀況的好轉。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就是在他的積極建議下創建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革命集團插手兵團，使兵團建設出現災難性后果，經濟面臨崩潰，成為國家沉重包袱。在軍隊整頓的背景下，197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頒布中發〔1975〕11號文件，決定撤銷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領導機構，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農墾總局，主管全疆國營農牧場的業務工作。
1978年2月，撤銷兵團建制不到3年，農墾體制就難以為繼。為此，國家農墾總局派出工作組對新疆農墾管理體制等有關問題進行了調查，根據調查提出了恢復兵團體制的建議。不久，王震開始為恢復兵團建制而奔波。
1981年6月30日，王震致信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提出了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建議。他在信中說：“新疆現有200萬人生產兵團，屯墾在全疆各地，主力屯墾於准噶爾（天山北）、塔裡木（天山南）兩大盆地，建設起70多個邊境團級農場，擔負生產和邊防警務。應恢復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番號，實行農工商聯合企業，歸中央農墾部和自治區雙重領導。這樣便於新疆軍區將駐疆部隊集中訓練，又握有集中防御力量。”第二天，鄧小平作出批示：“請王震同志牽頭，約集有關部門領導同志，對恢復生產兵團的必要性，作一系統的報告，並為中央擬一決議，以憑決定。”
對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包括新疆自治區黨委在內認識並不完全一致。1981年7月8日，王震在中南海接見國家農委副主任張秀山等人的談話中披露說：“我給軍委鄧主席報告，恢復生產兵團新疆的同志認識也是不一致的，有的主張恢復，有的不主張恢復。”
為了堅定中央恢復兵團的決心，1981年8月10日至20日，王震陪同鄧小平利用休假到新疆視察工作。這是鄧小平生平第一次踏上西域大地。鄧小平這次新疆之行的主要日程是：5日傍晚，乘專列從北戴河出發。10日，抵達烏魯木齊。13日至14日，視察了石河子市。15日，視察了烏魯木齊南山牧場。16日，同谷景生談話。19日，視察了吐魯番市。20日下午，離開新疆。在與新疆自治區黨委第二書記谷景生的談話中，鄧小平主要談了八個問題，談到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問題，鄧小平指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穩定的一支重要力量。生產建設兵團恢復確有必要，組織形式同軍墾農場不同，黨、政、軍結合。”鄧小平這次新疆之行，為恢復兵團建制定了基調。1981年12月3日，中央正式發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決定》。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成立、恢復和發展，對維護國家統一、保衛邊疆，對新疆自治區的各項事業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幾十年來，它作為新疆經濟建設的突擊力量、保衛國防的后備軍、新疆穩定的重要因素、漢族人民支援兄弟民族進行建設的一種有效形式，對新疆各族人民和各項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發揮了經濟發展的“建設大軍”、 鞏固邊防的“銅牆鐵壁”、 維護社會安定的“大熔爐”、民族團結的“中流砥柱”等重要作用。對此，王震功不可沒。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辦公廳副主任）
（《刊授黨校》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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