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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宗教委主任朱維群:我堅持認為中共黨員不能信教

2013年06月17日07:37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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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周刊:那麼,該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

朱維群:我們實行和堅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因為這一政策符合宗教現象發展規律,符合人民和國家的根本利益,而不是說我們可以贊成唯心主義,可以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持中立態度,可以放棄在人民特別是青少年中間進行唯物主義、無神論的教育,放棄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和引導責任。

至於該如何治理這些問題,且不說那些更復雜的事情,我們當前可以很快做起來的事至少包括:不允許任何人用行政力量推行、助長某種宗教;不允許宗教干預屬於政府的各項職權;團結愛國宗教團體,把境外利用宗教進行的種種滲透堅決頂回去;對宗教事務實行有效管理,促進、幫助宗教團體建立健全內部管理制度;在媒體和各級各類學校教育(宗教院校除外)中,宣傳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些措施與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完全不矛盾,而且恰恰是保証宗教事業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所必須的。

如果任由一些人以宗教為名謀取金錢利益,形成、擴大勢力,以至尾大不掉,越往后會越難收拾。

中國新聞周刊:對於中共黨員是否可以信教的問題,目前社會上有不少議論,對此你有什麼看法?

朱維群:2011年我寫的《共產黨員不能信教》一文,發表於《求是》雜志,就是針對我在工作中發現一些黨員同志不信科學信宗教、甚至變成宗教徒而發的。文章引起較強社會反響。據我所知,黨內公開反對的聲音並不多,但不少人內心是不高興的。

我堅持認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黨員不能信教的原則。道理很簡單:第一,從世界觀上說,中國共產黨的世界觀是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是黨的一切理論與實踐的基石。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外國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的資產階級政黨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黨的政治綱領與世界觀是高度一致的。

正是由於擁有科學的世界觀,我們黨才能領導人民用自己的奮斗現實地推動中國社會的革命、進步和發展,而不是去追求虛幻的天國和來世。而宗教的世界觀無一例外屬於唯心主義、有神論。如果允許黨員信教,那麼就是允許黨內兩種世界觀並存,這勢必造成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動搖和喪失,在思想上、理論上造成黨的分裂。

第二,從組織上說,如果我們允許黨員信教,就等於允許一些黨員既接受黨組織的領導,又皈依於宗教人士的門下,接受各類宗教組織領導。如果在藏區,就等於允許黨員接受達賴的“宗教”思想影響,承認達賴的“根本上師”地位。五大宗教乃至更多宗教在黨內並存,勢必在組織上造成黨的四分五裂。恰恰是在西藏和新疆這兩個反分裂斗爭極為尖銳的地方,自治區黨委都旗幟鮮明地堅持黨員不能信教,這不是偶然的。

第三,黨員信教,勢必成為某一種宗教勢力的代言人,一些地方將出現宗教徒管黨的宗教工作的現象,就不可能平等地對待每一個宗教,不可能真正貫徹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也根本不能指望這些人去抵御境外滲透,黨的宗教工作將從根本上塌台。

總之,如果允許黨員信教,將使我們黨從思想上、組織上自我解除武裝,黨的先進性喪失。我認為,保持黨的純潔性,除了政治上、組織上、作風上的純潔性,還應有基本的一條,就是世界觀上的純潔性。

有人指責,強調黨員不能信教違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這是毫無道理的。當一個人自願加入我們黨的時候,實際上他就是根據宗教信仰自由原則選擇了不信仰宗教;根據同一原則,他還可以重新選擇信仰宗教,只是他需要退出我們這個以辯証唯物主義為共同世界觀的政黨而已。

當然,在一些多數人口信教的少數民族中,可以允許黨員對一些從宗教禮儀轉化來的民族習俗靈活對待,以避免脫離群眾,但思想上的要求不能降低。

中國新聞周刊:你怎樣看待達賴喇嘛的宗教地位?怎樣看待接觸商談的前景?

朱維群:當我們稱丹增嘉措先生為“達賴喇嘛”時,本身就表明我們還沒有否定他的宗教地位。但是,不要忘記,他同時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身份,即他在政治上是一個以分裂祖國為目標的政治流亡者。

近些年,達賴喇嘛作為政治流亡者的身份越來越搶眼,而越來越不像個佛教徒。比如,眾所周知,珍愛生命,反對殺生,包括反對自殺,是佛教的基本教義,但達賴喇嘛不僅不制止他的手下煽動境內少數人自焚的罪惡行徑,反而以各種方式予以支持,反復表示他不會對自焚行為叫停。

又比如,眾所周知,活佛轉世自古以來有一套必須遵守的歷史定制與宗教儀軌,包括金瓶掣簽和向中國中央政府報批的制度,但達賴喇嘛不僅反對這項制度,聲稱“轉世”隻能由他個人決定,還到處宣稱要轉世為外國人,轉世為女人,轉世為蜜蜂……

再比如,藏傳佛教中,杰千修丹護法神為前任歷世達賴所尊崇,而十四世達賴喇嘛無端強迫信教群眾放棄杰千修丹信仰,一手挑起信教群眾紛爭。這哪裡還有一點兒宗教上的虔誠,以及對歷世前任達賴喇嘛的尊重?

關於接觸商談,我一直把這個事情看得比較淡,因為歷史充分表明,這個集團分裂主義的本質是不會變的。如果說有變化的話,就是這個集團越來越窮途末路,其行為越來越不計后果。而西藏的前途自1951年和平解放和1959年民主改革后就由西藏人民自己做主了,達賴改變不了這個歷史方向。 

(記者/王全寶 實習生馮霜晴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編:楊麗娜、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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