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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體制聲稱再優越，一旦不可改革，就不能為其長期的增長提供支持。印度、拉美如此，日本也是。可改革性比改革本身更重要，唯有體制的可改革性才能確保改革體制的成功。以印度為例，辛格政府過去這些年來充分認識到改革對印度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也出台了許多重要改革的思路與方案（包括試圖建立經濟特區以克服“最低工資法”的制約），但改革成效甚微，能改動的地方少之又少。印度的西方觀察家們都知道，相對照東亞的體制，印度的體制有很多可圈可點的地方。可在印度的體制下，改革談何容易。對經濟持續的增長前景而言，印度體制的不可改革性是一個致命的弱點。
在東亞，正如前文所言，盡管日本曾取得了超常的經濟奇跡，但由於其體制缺乏可改革性，最終還是陷入40年的超低速增長，難以扳回失去的國際競爭力。相反，韓國之所以能從過去的成功發展成今天更大的成功，特別是在遭遇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重創后還能成功站到國際技術的前沿，被國際學術界公認為是韓國能成功推進體制改革的結果。有意思的是，韓國在“漢江奇跡”后演變出來的體制常常被西方經濟學家詬病不已，但這個體制卻是可改革的，在一些關鍵的階段上，可改革的體制表現出了巨大的韌性和靈活的優勢。
在什麼條件下一個體制是可改革的，而另一個體制則不可改革？在實証的政治經濟學方面已有的研究暗示，利益集團的存在和游說勢力的壯大，往往是政府不能出台正確經濟政策和錯失良機的根源。經濟發展會導致社會中各種利益集團的興起和利益的沖突，不管這個利益集團是大企業巨頭還是弱勢群體，最可怕的是其游說勢力過於強大，足以影響乃至改變政府的長期政策。幾乎難以想象，墨西哥政府的有關改革政策可以免受世界首富、墨西哥電信巨頭的影響，俄羅斯也是如此。
民粹主義政策之所以在拉美和歐洲流行，也多因政府囊中羞澀。一個可改革的體制需要政府的勢力（或財富）大過任何一個利益集團，從而才有可能保持目標的長遠和相對的中立。這是改革可以成功的條件。北京大學姚洋教授曾經提出，中國的經濟轉型和增長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政府是“中性的”，不受任何一個利益集團的左右，不代表少數利益集團的利益，因此可以（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的政策選擇。
中國經濟正在步入新的發展階段，改革體制中那些越來越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部分（特別是涉及公共部門、收入分配、土地和戶籍制度以及金融等領域）十分迫切。今天的局面與之前是否大有不同？即使數量上不超過2%的國有企業資產佔了全部企業資產的40%，即使國有部門（特別是央企和金融部門）的權勢日益增長，中國看上去依然沒有變得更像俄羅斯或墨西哥。相反，這些財富的增長極有可能增強中國政府掌控局面和推進改革的能力，這是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成功的秘笈。
當下和未來20年，中國政府繼續保持“中性”至關重要，在政治上要力圖避免被利益集團綁架和俘獲，換句話說，中國需要長期保持體制的可改革性，唯有如此，適應未來發展階段升級的重大改革的成功方可期待。（張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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