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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毛澤東“告御狀”的小學教師 (2)

黃禹康（湖南）

2007年02月05日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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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教師成紅人　好景不長入監獄

　　李慶霖的壯舉受到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和關心，1973年6月23日，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派專車將李慶霖接到福州，贊揚他給毛主席的信寫得很好，並說中央有交代，生活工作上有困難盡可直說無妨。李慶霖當時提了兩個要求：一是插在他身上的要求能拔掉。1958年大躍進時，李慶霖因臨時接手的一個基礎差的班級，初考成績低而被插上“白旗”，撤銷了教導主任職務，工資由55元5角減為42元5角﹔二是其妻張秀珍原在莆田二中做工友，是“有戶口”的正式公職人員，后被解雇，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復其職。韓先楚說：“把白旗插到小學教員頭上是錯誤的，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當然應該平反！”那次會見，還有軍區李志民政委及龍飛虎少將等在座。對於插“白旗”那段歷史公案，李慶霖在1973年8月11日“平反”后寫的一份報告中可以看出他歡欣鼓舞的心情。

　　報告

　　莆田縣革命委員會：

　　我原是我縣前黃石區惠洋小學的教導主任。不久，改調到前忠門區前坑小學。職務不變。因所教出來的應屆高小畢業生，竟沒有一個考上公立初中，全都錄取在農業中學裡。我被前莆田縣教育局拔了“白旗”，受到降職降薪處分。

　　由於許多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對處分極其不服氣，曾多次向上級領導提出過申訴。今蒙莆田縣革命委員會政治組莆革政字（73）第041號決定，給我平反。這樣，這個整整十五個年頭（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三年）的冤案，一旦昭雪鳴平，真叫人高興萬分！我認為：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英明領導的結果。我要又一次縱情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十五年來，我受到錯誤處分后的政治上和經濟上所蒙受的損失都是相當巨大的。結合當前我家庭的實際困難處境，我懇切要求上級領導在給我平反后能給我以適當的經濟困難補助。是否有當，敬請批示。

　　謹致

　　崇高的革命敬禮！

　　李慶霖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一日

　　昔日一介平民的李慶霖，此時大紅大紫，李慶霖的個人命運也發生了變化。7月1日，福建省委再次將李慶霖接到省會福州，叫他在六萬人的大會上發言，同時為了不負上級領導的期望，1973年7月8日他還寫了入黨申請書，因為要推薦李慶霖參加黨的“十大”，所以各級組織力求盡快解決他的黨籍問題。由於黨的“十大”，已定於8月份召開，李慶霖已趕不上參加“十大”了，省委打算讓他參加四屆人大。在改變廣大知青命運的同時，李慶霖的命運也在不斷改變，平步青雲。從小學的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到1973年縣知青辦副主任和縣革委會教育組副組長，直至1974年任福建省高考招生辦副組長參加工農兵學員招生工作，1975年被選舉參加四屆人大並任常務委員，1976年6月成為國務院知青工作領導小組成員。

　　李慶霖因毛澤東的復信而名揚天下，因告“御狀”之舉，被人們視為“為民請命”的反潮流英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變幻莫測的險濤濁浪中，一個被推到風口浪尖的小人物想要把握自己的命運之舵是困難的。小學教員李慶霖根本不具備政治家的素質、見識和城府，他隻不過是風雲詭異的政治舞台上的一個匆匆過客。

　　他“發跡”伊始，即被地方上的極“左”勢力大肆吹捧，認為他與中央首長（江青當時接見過李慶霖）聲息相通，有很大社會影響，故極力結交他以壯大聲勢﹔這時的李慶霖被炫目的榮譽所陶醉，在當時揪黨內“走資派”、“投降派”的狂潮中，他到處表態、作報告，成了紅得發紫的人，這樣便為他后來身陷囹圄埋下了伏筆。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四人幫”在各地的親信紛紛倒台，李慶霖當時怎麼也弄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被視為“小爬虫”在當年11月份被隔離審查，關押在荔城原二十八軍軍部。1977年11月1日，李慶霖被宣布正式逮捕，又隔了一年多，莆田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才對他進行宣判，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他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對這個判決，李慶霖一直不服，他承認自己犯有嚴重的錯誤，說了一些錯話，干了一些錯事，但絕沒有犯被判無期徒刑的重罪。

　　1979年底，在離武夷山風景區不遠的福建省勞改總隊祟安縣支隊農場裡，來了一位年近5旬的犯人，與周圍那些蓬頭垢面的刑事犯似乎有點格格不入，犯人們很快知道這位慈眉善目的犯人，就是幾年前名揚全國向毛主席告“御狀”的李慶霖，於是都很敬重他。管教人員讓他干些燒開水、辦大批判專欄的輕活。

　　上世紀80年代初，有一些去武夷山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聽說李慶霖就在附近的祟安勞改農場服刑，紛紛買了水果、糕點，走了十幾裡山路專程去勞改支隊探望他，這些遠道而來的知青們的一片真誠感動了勞改監管人員，他們便讓李慶霖來見這些遠道而來的知青們。這些不同年齡、職業的老知青像親人般圍住他，一一說起當年因為李慶霖給毛主席的那封信，改變了他們的生活和命運，他們希望李慶霖保重身體，早日恢復自由。

　　1990年12月24日，福建省南平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根據李慶霖的勞動改造表現准予減刑，他將於1994午8月獲得自由。1994年3月李慶霖提前出獄。回到莆田縣城廂鎮居仁巷15號世代居住的老屋，他無限感嘆道：“自失去自由，直到獲釋回家。歷時17個春秋，如此漫長的坐井觀天，真是不堪回首！”

　　晚年孤獨又清貧心中有怨卻無悔

　　李慶霖回到闊別17年的莆田縣居仁巷15號老屋后，他和老伴沒有任何生活來源。他曾先后給福建省委、莆田縣委寫信，反映自己的困難。縣裡很快通知他，每月到縣民政局領取210元生活困難救濟費，兩位老人靠著這點錢勉強度日。

　　在李慶霖的陋室裡，隻有一台陳舊的黑白電視機，一張古董似的舊竹桌擺在牆角，當年他就是伏在這張桌子上給毛主席寫信的。現在這張桌上擺滿了大大小小的藥瓶，他和老伴都是老病號。在勞改期間，他患上嚴重的神經官能症，常常要服安眠藥才能入睡。1997年8月，他老伴張秀珍因嚴重的肺氣腫去世。老伴因他的牽連受了不少罪，他入獄不久她也被開除公職，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后來雖然停止了對她的“監督改造”，但一直沒有恢復其公職。現在撒手西去，令李慶霖悲痛不已。莆田不少老百姓自發為李慶霖捐款，達萬元之多，使得他還清了醫藥費欠賬，並為老伴發喪。

　　這些年來，全國各地的千百萬老知青沒有忘記他。在廣大知青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廣大知青們在尋找他，關注他的命運。當李慶霖還在武夷山下勞改時，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收進了李慶霖給毛主席的告狀信。1991年后，在全國各地出現了一個知青文化熱潮，一篇篇知青生活紀實文學和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研究的調研理論文章紛紛問世。不少人在文章中高度評價了李慶霖當年給毛主席上書之壯舉，認為這封信是一個重大的分水嶺般的事件，使中央高層即時調整知青上山下鄉政策，改變了千百萬知青的命運。許多互不相識的人都在關注這個命途多舛的老人的近況，紛紛給他寫信問候，寄錢給他治病，他們中絕大多數是當年的老知青，有作家、記者、虔誠的基督徒﹔信和錢多半是寄到莆田市信訪局轉交的。1998年2月，老知青作家盧荻專程去莆田採訪李慶霖3天，寫出報告文學《李慶霖──一個改變知青命運的小人物》，曾一度產生了強烈的反響。盧荻在莆田採訪期間，以一個老知青的真情實意打開了李慶霖塵封多年的情感大門，李慶霖當時心血來潮還揮毫贈送盧荻兩幀墨寶，其中一幀就是坦陳拳拳赤子心跡的──“位卑未敢忘憂國”。

　　李慶霖共有3個兒女，大兒子在當地鎮政府機關工作，二兒子在某中學教書，一個女兒在福建省體工隊工作，均已成家立業。子女們為他添了兩個孫女和一個外孫，給李家帶來了溫馨。近幾年，經常有些媒體記者欲登門採訪，大多被他婉言謝絕。有人問他，是否后悔當年給毛主席寫告狀信。他說：“不后悔，毛主席要求我們說老實話，做老實事，我當年反映的都是實際情況，沒有夸大。至於我個人，一生坦誠，問心無愧，功過任由評說。”

（《黨史縱覽》授權人民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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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zzzzzz

(責編：蔣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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