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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張國燾分裂斗爭中的關鍵人物－－張浩 (2)

黃禹康

2007年02月23日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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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傳聖旨”化分裂　張國燾解除偽中央

　　瓦窯堡會議剛結束，張浩就向毛澤東請求分配新的工作任務。他坦誠地表示：“我的任務已經完成，現在我是中國共產黨一名普通黨員，請中央分配工作。”中央很快決定，由張浩做說服張國燾率領四方面軍北上的工作。中央當時考慮由張浩出面做張國燾的工作的原因有三：第一，張浩黨性強，堅持原則，顧全大局，主張團結，一向堅決主張維護黨和紅軍的統一。第二，張浩在黨內資格比較老，多次承擔黨的重任，在黨內有較高的威信。第三，張浩是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參加了共產國際的七大會議，並受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的派遣回國傳達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精神和《八一宣言》，他有共產國際代表的特殊身份。張國燾成立的“第二中央”，沒有經過全黨代表大會的民主選舉，更沒有向共產國際報告，尚未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當時中國共產黨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任何重大問題、組織變動都要經過共產國際的批准。因此，由張浩以國際代表的身份做張國燾的工作是最合適的。張浩愉快地接受了黨中央交給自己的光榮任務，並首先以“林育英”的名字向張國燾發電報。

　　在這之前的11月5日，張國燾公然致電中共中央，狂妄地聲稱“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布文件，並和你們發生關系。”“你們應該稱黨的北方局、陝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的名義”。

　　面對張國燾這一公然分裂黨、分裂紅軍的囂張氣焰，在當時對中央來說，處理張國燾個人問題是容易的，但要他率領紅四軍幾萬將士北上就需要做艱苦的工作了。毛澤東不能不對此頭疼不已，但毛澤東深知張國燾的為人，在國內他以老大老資格自居，可對共產國際的話他則惟命是從。但此時陝北還沒有大功率的電台，雖然有密碼，但仍無法與共產國際聯系上，無法直接得到共產國際的指示。在張國燾與黨中央相持不下形成僵局時，代表共產國際的張浩的作用，是獨特而無人能替代的。

　　然而張浩也有為難之處，在他離開莫斯科回國時，張國燾還未另立“中央”，共產國際並未賦予他解決張國燾問題的任務。但現在因與共產國際聯系不上，而張國燾分裂黨的問題又迫在眉睫。張浩經過深思熟慮，毅然決定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解決這一令黨中央為難的棘手問題，雖然這樣做要冒很大政治風險，但面對黨和紅軍的生死存亡大事，張浩寧願犧牲個人也要力挽狂瀾。后來張國燾分裂紅軍分裂黨的問題幾經努力，終於順利解決，共產國際在得知詳細情況后，對張浩“先斬后奏”的做法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張浩給張國燾第一封電報的原件，目前在中央檔案館和一些地方檔案館都尚未查到。但據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一書中寫道：“林育英到達陝北后，立即致電給我。大意是：他和王明曾參加了1935年7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大會對中國問題的討論，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策略的決定。他奉命攜帶密電碼，經蒙古回國尋找中央紅軍，已於某月某日到達陝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擬由陝北繼續到川康地區來，與我和其他同志會晤，但因交通阻礙，尚不知能否如願等語。”

　　張浩發出的電報很快在紅四方面軍中傳開，張國燾心裡惶恐不安。他的“第二中央”既沒有經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選舉，又沒有經過共產國際的批准，畢竟做賊心虛。因為在這之前的1923年的中共“三大”會議上，張國燾曾因反對共產國際關於國共黨內合作的指示而被迫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所以他對共產國際的權威至今還是心有余悸的。

　　收到了張浩的電報后，張國燾仍遲遲不願帶部隊北上，他心存僥幸，幻想共產國際代表張浩能夠支持他。張國燾以“黨中央”名義給張浩發了電報，誣告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中央領導人的政治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逃跑主義”等等，但他最后表示“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這就給張浩的工作留下了回旋的余地。1936年1月16日，張浩根據毛澤東、張聞天的意見，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給張國燾又發去一份電報：

　　“請轉四方面軍張國燾同志：

　　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我已會著毛澤東同志，詢問一、四方面軍通電甚少，國際甚望與一、三軍團建立直接的關系。我已帶有密碼與國際通電，兄如有電交國際，弟可代轉。再者，我經過世界七次大會，對中國問題有詳細新的意見，准備將我所知道的向兄轉達。林育英 16日9時。”

　　1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張浩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專門討論張國燾分裂黨、危害紅軍的問題。與會的所有領導對張國燾的反黨行為都極為憤慨，紛紛發言譴責張國燾。會上，還通過了《中央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指出：“黨中央除去電令張國燾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棄一切反黨的傾向外，特決定在黨內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決定。”

　　為配合中共中央做出的這個決定，毛澤東、張聞天又建議張浩給張國燾發電，張浩於是給張國燾、朱德發出了《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共中央路線，張國燾處可成立西南局》的電報：

　　“國燾、朱德二同志：

　　甲、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於第一位，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的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紅軍的萬裡長征是勝利了。乙、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上爭論提交國際解決。林育英 24日”

　　較前一封電報相比，這封電報的口氣要嚴厲些。從正面肯定了中央的政治路線，表明它是得到共產國際支持的﹔同時還指出中央的原則爭論提交共產國際解決，沒有任何商量的余地﹔為解決黨內糾紛，張浩讓張國燾“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這無疑是給張國燾一個台階下，使之能願意接受。

　　同日，張聞天也致電張國燾。電文的大意是：同意張浩的建議，至於組織關系上可以採取靈活變通的辦法，並表示同意張國燾成立西南局，直屬國際代表團，暫時與黨中央發生橫的關系。這樣一來，對張國燾成立“第二中央”的主張和做法已完全否定了，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無疑是當頭一棒。從心裡講，張國燾很難接受張浩的這個電報，只是出於張浩的電報中說了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他才不得不考慮張浩的意見，他如再一意孤行帶著部隊南下，就要背“違背共產國際指示”的罪名。

　　此時此刻，紅四方面軍中的二號人物、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也開始突然轉變態度，他表示完全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張國燾徹底成了孤家寡人了。與此同時，在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等同志的斗爭下，張國燾的南下計劃受阻，被迫接受了成立由自己擔任書記、任弼時擔任副書記的中共西南局，與陝北黨中央發生橫的關系的這一過渡性辦法。

　　接著，張浩又接連致電紅四方面軍，傳達“共產國際改變採用新政策的經過”及其原因，並電告了共產國際建立統一戰線的各項細則和《八一宣言》的要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當時解決張國燾分裂主義、謀求團結的政治基礎。這些電文令人耳目一新，使朱德、徐向前等紅軍將領“深有‘柳暗花明’之感”（徐向前原話）。

　　在中央紅軍北上節節勝利的同時，張國燾南下卻處處碰壁，部隊損失減員嚴重，士氣低落。他此時的心情既復雜又悲涼：政治上毛澤東得到了張浩這個共產國際代表的支持，他們根據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精神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深得人心。而他率領的左路軍南下作戰接連失利，形勢日益緊張，朱德、劉伯承、徐向前都激烈反對他的分裂行徑，甚至就連一貫支持他的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也開始反對他，使他在政治上一下子成了孤家寡人。嚴峻的現實使張國燾不得不承認：“事態的發展，使我自己在黨內的地位開始轉居劣勢。”過了幾天，張國燾連續給張浩發了三封電報，在這幾封電報中，張國燾的氣焰再沒有先前那麼囂張了。

　　這一時期，張浩單獨或與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聯名給張國燾等人發了數封電報，要求他們取消偽中央，盡快率部隊北上。1936年2月14日，張浩、張聞天致電張國燾，對南下紅軍的戰略提出了三個行動方案：第一、為北上陝甘，並指出此方案在林育英動身離開莫斯科時已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第二、為二、四方面軍就地發展﹔第三、為四方面軍南下轉戰。張聞天、張浩在電報中強調指出：中央認為，第一方案為上策。

　　接到電報后，紅四方面軍高級干部立即開會研究。朱德、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都一致決定接受中央的第一個方案。鑒於此，張國燾被迫取消了自己的“偽中央”，並同意北上，因為張浩的電報裡說斯大林希望主力紅軍向北發展，靠近蘇聯，與蘇聯紅軍聯合抗日。6月6日，張國燾召開中央縱隊活動分子會議，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此時，張國燾雖已取消另立的“中央”，但並沒有改變同中央對抗的立場。他企圖拉攏剛剛會師的紅二方面軍支持他的錯誤活動和主張，遭到紅二方面軍領導人的堅決抵制。在朱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力爭下，紅二、四方面軍決定共同北上，同中央和紅一方面軍會合。

　　1936年8月3日至9月3日，張浩、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又聯名給朱德、張國燾發電，歡迎他們前來會師，並說為“注重目前團結，過去的矛盾一概不談”。還說，張浩同志將親自到前方去接他們。9月27 日，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聯名致電張浩、張聞天、毛澤東，表示尊重共產國際和中央的指示、意見。部隊馬上前來與一方面軍會合，先頭部隊會到達界石鋪，決不再改變。隨后，紅四方面軍日夜行軍北上，並按期與一方面軍勝利會師。

　　紅軍會師奏凱歌　張浩英靈傳千古

　　10月19日，張浩從保安啟程，代表中共中央到寧夏同心城迎接二、四方面軍。經過幾天的急行軍，二、四方面軍於11月3日抵達同心城，張浩在關橋堡會見了朱德、張國燾。隨后，張浩又在紅四方面軍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並向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介紹了黨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偉大意義，使廣大指戰員受到極大鼓舞。　

　　過了幾天，張國燾回到保安。根據中央的指示，張浩又趕到保安，代表中央找他談話，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他能認識自己的錯誤。隨后，張浩與張國燾一同回到瓦窯堡，在以后的一段時間裡，張浩又多次找張國燾談話、做工作。在爭取張國燾率左路軍北上的過程中，張浩利用自己共產國際代表的特殊身份，為黨和紅軍立下了大功，這也是張浩革命生涯中最光輝燦爛的一頁。對張浩爭取張國燾北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除有黨史記載和有關老同志在回憶錄中作了記述外，張國燾也曾在他自己的長篇回憶錄《我的回憶》一書中說，他對張浩“極為看重”。張浩正是以他共產國際代表的特殊身份，對張國燾採取了有理有節，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的斗爭和爭取方式，最終配合中央促使張國燾率領紅四方面軍北上，促成了三大主力紅軍的大會師。

　　在長期艱苦的革命斗爭中，張浩患上了多種疾病，加之長期勞累，又得不到有效的醫治，於1942年3月6 日病逝於延安，終年55歲。張浩逝世后，黨中央為他舉行了十分隆重的葬禮，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親自為他執紼抬棺。這在毛澤東的一生中極為罕見。

（《黨史博採》授權人民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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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zzzzzz

(責編：王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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