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中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問題再探討 (2)

佔善欽

2007年02月07日08:19 來源：zzzzzz

【字號大中小】打印社區手機點評糾錯 E-mail推薦：

　　三

　　綜合蔣介石的日記、宋子文的日記、相關材料的佐証及推導，周恩來對於１２月２５日釋放蔣介石是知情並同意的，還提供了關鍵性幫助。那為什麼有關周恩來的重要著作都對此有所回避？

　　其實，早在西安事變期間，對於中共與西安事變關系的問題，中共就很注意把握宣傳分寸。西安事變的第二天，即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３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西安事變問題發言，指出：“中共中央暫不發表宣言，但在實際行動上應積極去做”，“為了爭取群眾，我們對西安事變不輕易發言”。１２月２０日，毛澤東甚至致電在西安的周恩來，要周恩來在談判時“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場說話”，而不是偏向包括張學良、楊虎城在內的任何一方。而且，為爭取全國更多的支持，中共決定把與東北軍、西北軍聯合的抗日聯軍組織、西北抗日軍事政治委員會、聯合宣言等“對全國宣布一事，稍為遲緩一下”，后來實際上也沒有宣布。到１９３７年１月７日，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宣傳方針問題，專門發出指示：“西安事變系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內部問題，本黨絕未參與”，“蔣之釋放，張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對此案之處理，本黨也認為是南京內部的問題”。１９３７年３月，毛澤東還特別向美國作家史沫特萊澄清：“當西安事變中，日本軍閥方面，寧、滬、平、津一部分中國人方面，都說西安事變是共產黨的陰謀。這種說法完全不合事實。”

　　即使在１９４９年執掌大陸政權之后，中共對於西安事變的宣傳仍是很慎重，因為“對張學良的功勛，我黨不會忘，中央對西安事變的宣傳持慎重，起到暗中保護張學良的作用”。１９８６年３月，中央宣傳部還特別發出《關於慎重發表有關西安事變材料的通知》，指出：“發表有關西安事變的材料應該非常慎重，要考慮政治后果，要有利於同志間的團結，有利於促進祖國早日統一，有利於張學良將軍的安全。對於有爭議的人和事，一般暫不涉及﹔對於涉及重要機密的史料，一定要嚴格注意內外有別，嚴防授人口實，授敵以柄”。

　　可見，為了中華民族的團結和張學良的安全等，中共長期以來對西安事變的宣傳有所保留。出於這樣的考慮，沒有論述周恩來在１２月２５日釋放蔣介石一事中的作用，是完全有可能的。因為回避周恩來的作用，就可以突出張學良，有利於張學良的安全﹔同時還可以維持蔣介石“體面”地回到南京，突出西安事變是國民黨的內部問題。

　　值得探討的是，有關周恩來的重要著作不僅沒有論述周恩來在１２月２５日釋放蔣介石一事中的作用，而且還與此有矛盾之處。這就是周恩來在蔣介石走后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其中表示反對蔣介石當天走。

　　早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１日，中共中央就釋放蔣介石的條件問題，曾致電周恩來，提出：“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開誠談判，在下列基礎上成立和平。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幾個抗日運動之領袖人物，排除親日派，實行初步改組。第二，取消何應欽等之權力，停止討伐，討伐軍退出陝甘，承認西安之抗日軍。第三，保障民主權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第五，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建立合作關系。第六，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証時，恢復蔣介石之自由，並在上述條件下贊助中國統一，一致對日。”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條件，周恩來與宋子文等進行談判，１２月２３日就致電中共中央：“是否可放蔣回京，我認為是可以的。張、楊都急望此事速成”。可見，周恩來個人是同意在這些條件下釋放蔣介石的。１２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再次就釋放蔣介石的條件問題，致電周恩來，提出：“在下列先決條件下恢復蔣自由：一、全部中央軍分向河南、綏遠二省撤退。二、南京宣布國內和平以民更始不咎一切，既望並召開救國會議之命令，蔣亦發表同樣宣言，此條即取消討伐令，承認張、楊與我們地位。三、部分的釋放國犯與共產黨”，還特別說明：“依目前情勢，沒有這些條件而釋放蔣是危險的，張、楊即使戰敗，挾蔣在手還有文章做”。

　　１２月２５日上午，周恩來和蔣介石進行會談，依據前文的蔣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記，提出的條件是“以后不剿共”、“（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許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員長解釋”。這和中共中央在１２月２１日電報中提出的條件是一致的，主要內容都是停止“剿共”、聯合抗日。但是，周恩來在會談后向宋子文提出的幾項事情，包括蔣介石發表通電、保証人民言論自由、逐步釋放政治犯等，內容是和中央在１２月２４日電報中提出的“蔣亦發表同樣宣言”、“以民更始不咎一切”、“部分的釋放國犯與共產黨”等都是一致的，而且都涉及了國民黨軍隊撤軍的問題。這也從側面証實了宋子文日記的可信度。

　　但是，在蔣介石走后，周恩來致電中央：“我們隻認為在走前還須有一政治文件表示，並不同意蔣今天走、張去。但通知未到張已親送蔣、宋、宋飛往洛陽”，電報時間為“二十五日十五時”。但頗為費解的是，《周恩來傳》則明確認為：“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點多鐘”張學良送蔣介石到機場，飛機起飛“已是下午四時了”。可見，這封電報的時間是在張學良釋放蔣介石的時間之前，很不合邏輯。當然，其中具體內情到底如何，還值得進一步研究，依據目前材料還不能妄下結論。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領導人事后對張學良在１２月２５日釋放蔣介石都是認可的。１２月２５日當天，周恩來在給中央的電報中就認為：“故蔣走張去雖有缺憾，但大體是轉好的”。毛澤東也在當天的一封電報中就指出：“昨晚電恩來，待先決條件履行及局勢發展到蔣出后不再動搖才釋放。但他們今日已經釋放蔣介石，宋子文、張學良、宋美齡今日同機飛洛。依情勢看，放蔣是有利的，是否達成有利，當待証實后告。”１２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還在給劉少奇的電報中指出：“因形勢急迫，沒有待到履行停戰撤兵之先決條件即於二十五日下午釋放蔣介石，張學良送之至洛陽。蔣抵洛后當夜已下令撤兵。”１９５６年，周恩來還指出：“捉蔣以后再殺是困難的，因為那時就全中國的局勢說，殺蔣不如放蔣有利，至於早放晚放關系不大，晚放也可能出別的枝節。”

　　更饒有趣味的是，１２月２６日，蔣介石從洛陽回到南京，發表了《對張楊的訓詞》，誣稱西安事變的發生是因“反動派煽惑”和自己防范不周，而其解決是因張、楊在自己的“感召”下“勇於改過”。對此，毛澤東於１２月２８日發表《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加以駁斥，公布了蔣介石在西安答應實行的六項條件，指出蔣是“因接受西安條件而恢復自由了”，並特別指出：“蔣氏應當記憶，他之所以能夠安然離開西安，除西安事變的領導者張楊二將軍之外，共產黨的調停，實與有力。”言下之意，己不辯自明。

　　四

　　依據前文所述，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觀點。

　　第一，張學良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５日釋放蔣介石並不是臨時的決定。有很多論著認為張學良１２月２５日是臨時決定而匆忙釋放蔣介石的。實際上，至少在１２月２４日晚，張學良就和宋子文籌劃要在１２月２５日送走蔣介石，還制訂出一個單獨行動的計劃。１２月２５日上午，宋子文在談判成功后提出當天要讓蔣介石走，得到周恩來的同意和幫助，張學良於當天下午釋放了蔣介石。

　　第二，１２月２５日蔣介石被釋放，是建立在當天上午國共談判成功的基礎上，周恩來對此也是知情並同意的，還提供了關鍵性幫助。１２月２５日上午，周恩來面見了蔣介石，雙方達成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的共識，談判取得了成功。由此，宋子文提出當天要走並請周恩來提供幫助，周恩來說服了原來不同意馬上釋放蔣介石的楊虎城，蔣介石得以順利離開。周恩來在釋放蔣介石一事中的作用，由於中共對西安事變的宣傳方針，而長期以來沒有被披露於眾。

　　第三，周恩來對張學良１２月２５日釋放蔣介石是知情的，但對他親送蔣介石是不知情的。在張學良釋放蔣介石之前，周恩來就勸過張學良不要親送蔣介石，但１２月２５日下午，張學良瞞著周恩來親送了蔣介石。周恩來得知后，立即趕往機場想再次勸阻，但為時已晚。可見，１２月２５日張學良釋放蔣介石，不是張學良的個人行為，而是至少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集體行為﹔而張學良親送蔣介石則是張學良的個人行為。因此，很有必要注意這兩者的區分，而有不少論著對此有所混淆。

　　第四，周恩來在１２月２５日蔣介石走后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其內容和以上觀點是矛盾的。雖然這封電報的時間有些不合邏輯，但具體內情如何，還需要進一步研究，甚至可能事情的真相還遠沒有被認識。

　　總之，隨著文獻材料的不斷挖掘和社會歷史的不斷發展，我們要根據確鑿的新材料，依據新的研究環境，據實更新我們對歷史的認識，以求更客觀地對待和研究歷史。現在，張學良、宋美齡等西安事變當事人都已逝世，國共兩黨也因“台獨”的猖獗和祖國統一的重任而關系大為改善，進行了一系列的溝通協作。如實研究西安事變，弘揚這種為國家利益而放棄黨派紛爭、不計前嫌的精神，無疑對當前台海關系有所裨益。

　　

（《中共黨史研究》授權人民網發布，請勿轉載）

【1】【2】

(責編：蔣榮華)

最新評論
熱門評論

查看全部留言

·焦點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