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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精心考証的創新之作──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書評介 (2)

佔善欽

2006年08月11日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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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扎實的考証和分析

　　作者撰寫此書，總體上傾向於考証。這突出表現在作者對回憶錄的看法上。作者認為這些回憶錄中難免有記述錯誤或誤解，甚至存在主觀判斷造成的偏頗。因此，回憶錄雖然在了解當時的氛圍方面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要通過它們來確定具體的時期或事件，卻大有值得商榷之處。作者在書中還以董必武的回憶錄為例，考証了董必武回憶錄的執筆過程、董必武回憶錄有關“一大”出席者人數的變遷及其原因，生動地說明了回憶錄會受到當時種種環境的影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還考証了僅僅依靠高一涵的一則回憶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說”缺乏根據。

　　作者以第一手史料為主要依據，具體分析包括回憶錄在內的資料，考証得出了很多結論。例如，“淵泉”是當時《晨報》記者陳溥賢的筆名，而不是很多學者認為的李大釗。再如，對於中共一大會期的研究是一個熱點，作者依據已有的研究成果，認為中共一大可以確定在1921年7月23日召開，只是大會閉幕日期不好確定，學術界仍然有“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幾種見解。駐赤塔的赤色工會國際全權代表斯穆爾基斯的一封信是談到大會閉幕日期的惟一文字材料，其中認為大會於8月5日閉幕。作者認為，在7月30日因租界警察搜查被迫中止的大會，如果五天后（即8月5日）才又重新開會，這顯然不自然。按常識講，斯穆爾基斯的信是基於來自中國的報告寫成的，8月5日是中共一大原定閉幕日期，斯穆爾基斯接到經由伊爾庫茨克轉來的報告，就以為大會已經按7月23日至8月5日的預定日程舉行了。依據《申報》報道，8月1日嘉興起暴風，受暴風襲擊的嘉興車站和電話線的搶修作業一直持續到2日夜，而參加嘉興南湖會議的代表沒有任何人談及這場暴風災害。這意味著，南湖會議並不是8月1日或2日召開的。因此，最自然的推斷應該是這樣的，即30日夜警察搜查之后，第二天（即31日）會場移至嘉興南湖，在那裡舉行了最后一天的會議。綜合相關研究來看，中共“一大”於7月31日閉幕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由於中共創建史的第一手資料仍較為稀缺，一些問題目前還不能考証出定論。對此，作者如實地進行交代，提供相關線索，供讀者了解。例如，毛澤東曾在和斯諾的談話中指出，他第二次在北京（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時，“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就是這三本書之一。作者對此特別指出：此時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尚未出版，但據羅章龍在《回憶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一文中說，《共產黨宣言》的漢譯本，除了陳譯本外，還有當時北京大學“馬克斯學說研究會”譯自德語的油印本。但這個譯本沒有保存和流傳下來，因而難辨真偽。

　　四、寬廣的研究視野

　　作者在書中除了大力進行細致的考証，還擁有寬廣的研究視野。作者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背景下展開的，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是當時以共產國際為中心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環。國內諸多研究，對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國際視野關注相對不足，作者在這方面進行了較為中肯的研究，值得借鑒。

　　無論在哪個國家，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都是成立共產黨的最重要的必要條件。作者認為：就中國而言，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首先借助了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而后借助了美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接受蘇俄的影響，並逐步將其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理論支柱。就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日本的關系而言，是此時期復蘇的日本的社會主義思潮向中國渠滿而溢，也是近代西方思想以日本為中轉站在東亞傳播的歷史的重要一幕﹔而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與歐美社會主義之間的關系，可以說是世界性的“思想鏈條”的一環。為此，作者具體考証了中國知識分子翻譯出版日文和英文的社會主義書籍、文章等前后過程，如《新青年》1920年大量轉載美國《蘇維埃?俄羅斯》周刊文章、《共產黨》刊載歐美共產黨的綱領、宣言等的經過，甚至《新青年》第8卷第1期以后的封面圖案模仿了美國社會黨黨徽，《共產黨》也模仿了英國共產黨的機關雜志《共產黨》的封面裝幀。

　　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者認為不能僅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觀點來考察，而必須從東亞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寬闊視野來把握。成立共產黨必須在何種程度上理解馬克思主義，並沒有一定的標准﹔而無產階級的人數和工人運動的規模，也不是直接左右各國共產黨成立時間的要素。因此，單就成立共產黨的或遲或早來看，決定因素在於與俄國共產黨及共產國際的接觸是否便利。東亞由此沿著朝鮮、中國、日本的順序先后成立了共產黨。同時，作者也認為：如果中國自己不願意成立共產主義組織，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得再廣泛，或者蘇俄和共產國際再做工作，也不會產生共產黨。因此，以新文化運動的干將陳獨秀為中心的激進知識分子們，才是中國共產黨成立這段歷史的主人公。作者還對國外較為流行的“中共是早產兒”觀點不以為然，認為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這一特定的時期裡，共產黨在許多國家相繼成立，中共的成立是這一歷史現象在中國的表現。作者總結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天時、地利、人和”相互結合的結果：同一時期馬克思主義思潮在日本恰好重新復蘇並傳向中國，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基礎(天時)﹔來自蘇俄的積極推動由於陸地相接而成為可能(地利)﹔五四運動后信仰共產主義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集結(人和)。

　　當然，在第一手史料不甚充足的情況下，進行如此浩大而繁瑣的考証，本書難免有所不足。如對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未能參加中共一大的原因，作者認為“這隻能是因為共產國際代表急於召集大會”。這個結論似過於武斷。有學者指出，在當時許多黨員眼裡，中國共產黨作為全國性的組織已於1920年成立，中共一大的重要意義是后來賦予的，因此當時陳獨秀和李大釗對一大不是很重視，而未能出席。這個解釋有一定道理，不能完全排除這個可能。再如，作者認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標志就是1920年11月制定的《中國共產黨宣言》，以及《共產黨》月刊的創刊”。這個觀點似有些簡單。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全國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它的成立並不是隻取個名字就可以了的。早在1912年，《民權報》和《盛京時報》都曾刊登“中國共產黨”招募黨員的廣告。可見，判斷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不能隻看這個名稱的出現，而更要看相應的組織和行動。中共一大召集了全國的代表，制定了黨綱，通過了《關於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設立了中央局。所以，把中共一大的召開作為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的標志，是有其道理的。

　　另外，作者在書中對中國國內的史學界，尤其是中共黨史學界，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如“不關心散落世界各地的第一手資料”、“疏於考究某一記述的出自和淵源”、“對這些國際契機至今仍缺乏關心”等。適當的學術評論對於學術研究是一種促進，作者的批評是出於對中國國內研究不足的認識，但因缺乏對中國國內研究狀況的深入了解，評價有失公允。一些中國學者對此進行了反駁。鮮為人知的是，作者在出版中文本時寫了一篇序言，由於差錯而未能出現在中文本裡。在這篇序言中，作者認識到日文本對於中國國內研究評價的不妥，“有點太片面”，並做了一些糾正，這種態度是可取的。作者與小野信爾等日本前輩學者長期以來，透過史學界，堅持日中友好，做了不少實事。作者的研究對推動中國國內研究還是很有裨益的。

　　通觀作者的整部著作，充分體現了作者長期研究的學術積澱，尤其是作者對史料的嚴謹態度，對考証方法的重視和靈活運用，保証了這部著作為中共創建史研究帶來了新資料、新內容和新觀點。當然，由於中共創建史的研究受資料所限而顯得較為困難，很多問題並不能一下就考証清楚，作者在書中的一些觀點還需要繼續探討。但是，總的來說，這部著作對國內的中共創建史研究很有幫助，一定能啟發和推動中共創建史的進一步研究。（本文作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　北京　100080）

（《中共黨史研究》授權人民網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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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zzzzzz

(責編：蔣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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