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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國四位元帥密議國家安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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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光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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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毅建議：借重美蘇矛盾打開中美關系大門
1969年9月3日，越南領導人胡志明逝世。4日以周恩來為團長、葉劍英為副團長的中央代表團到達越南河內吊唁，並於當晚回國。8日，李先念副總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前往河內參加胡志明同志追悼會。9日，李先念在胡志明的追悼會上，未與蘇聯黨政代表團團長柯西金交談。10日中國代表團回國。柯西金即通過越方向中方傳話，希望在他回國途中，能取道北京在機場會晤周恩來總理。后因越方延誤，沒能及時將柯西金的這一要求傳遞給中方。隨即蘇駐華代辦又向中國外交部緊急提出柯西金希望在北京同周恩來會談的請求。在征得毛澤東同意后，此時，柯西金已經離開越南回到塔吉克首府杜尚別（現為塔吉克斯坦共和國首都）。當柯西金得知中方同意與他會談后，立即於9月11日上午9時從杜尚別抵達北京，並與周恩來在機場進行了會談。
會談涉及的主要內容有：一、理論和原則問題的爭論，不應影響兩國的國家關系。兩國的問題隻要心平氣和地處理，總可找到解決的辦法。二、在邊界沖突問題上，中國是被動的。中方認為，中國領土廣大，有足夠我們開發的空間，而且中國在國外沒有駐軍，更不會侵略別人。而你們卻調動很多軍隊到遠東，並說要用先發制人的手段摧毀中國的核基地。如果你們這樣做，中國就要堅決抵抗到底。三、中蘇不應為邊界問題而打仗。中蘇邊界談判應在不受任何威脅的情況下舉行。中蘇雙方首先應就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沖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等問題，達成協議。
當時，對於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有些人認為是蘇修大舉侵華前施放的煙幕，猶如珍珠港事件前日本派特使去美國迷惑羅斯福一樣。持這種觀點的根據：一是柯西金在同周恩來談話中，並未否認蘇修向中國揮舞核武器，更未保証今后不向中國發動核戰爭。二是柯西金在返回莫斯科時，蘇聯的主要領導人均未到機場迎接，這說明柯西金所作的若干緩和承諾，可能並不代表蘇聯政治局的意見。三是外電報道，9月10日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一位成員曾對美國一位代表說，蘇聯在軍事上具有對中國的壓倒優勢，如果中國對蘇聯的敵對態度繼續下去，一場軍事較量無法避免。四是9月12日《人民日報》在題為《核訛詐救不了新沙皇的命》一文中揭露，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扎哈羅夫說，蘇聯戰略火箭部隊“隨時准備立即行動”，“出其不意地進行打擊”，“使敵人措手不及”。五是9月16日，倫敦《新聞晚報》刊載蘇聯自由撰稿人、經常透露蘇聯重大決策的維克托?路易斯的文章。文章說，如果中蘇爆發戰爭，“世界隻會在戰爭爆發以后才會知道”，並說蘇可能對新疆羅布泊的核試驗基地進行空襲。
為此，四位老帥從7月29日至9月16日，對相繼發生的國際國內重大事件進行了10次共29個半小時的研討。9月13日，四位老帥還集體閱讀了周恩來同柯西金的談話記錄。17日，四位老帥將寫好的《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報呈周恩來審閱。
《對目前局勢的看法》指出，“蘇聯確有發動侵華戰爭的打算”。蘇修的戰略目標是同美帝重新瓜分世界，並妄想把我國納入其社會帝國主義的版圖。最近，蘇修變本加厲地制造反華戰爭輿論，公然對我進行核威脅，陰謀對我核設施發動突然襲擊，這表明“蘇修領導集團中的一批冒險分子，想趁我國‘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核武器尚在發展，越南戰爭尚未停止時，依靠導彈和‘烏龜殼’，對我打一場速戰速決的戰爭，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對目前局勢的看法》認為，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於反革命實用主義的需要，試圖改變對我國的戰爭邊緣政策，打出和談旗幟，借此擺脫內外困境”，並“探詢我方意圖，作為蘇修決策的依據”。“估計蘇修可能同我談判，要我基本上按照它的主張暫時維持邊界現狀或解決劃界問題﹔在繼續反華的同時，緩和並改變同我國的國家關系，以便爭取時機，堵塞國內漏洞，穩定東歐形勢，鞏固和擴展在中東及亞洲等處的陣地﹔特別是想利用對我國的反革命兩手政策，在同美帝的爭奪中，增加一點資本，求得一些主動”。
《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強調，“蘇修雖有發動侵華戰爭的打算，並且作出了相應的軍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決心”，因為“對華作戰的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帝的態度。迄今美帝的態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為它最大的戰略顧慮”。美帝也“絕不願蘇修在中蘇戰爭中取勝，建立資源、人力超過美帝的大帝國”。從“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國改善關系，這在尼克鬆訪問亞洲前后達到高潮”即可看出此用意。與此同時，蘇修生怕我們聯合美帝對付它，於是在7月26日尼克鬆出訪亞洲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向我方交出其部長會議給中國政府的聲明，充分表明了蘇修惶惑不安的心情。蘇聯“對中美可能聯合的擔心，增加了它大舉進攻我國的顧慮”。文章在列舉種種有關戰爭因素的基礎上，最終認為“蘇修不敢挑起反華大戰”。
《對目前局勢的看法》還針對“在中、美、蘇三大力量的斗爭中，美對中蘇，蘇對中美，要加以運用，謀取它們最大的戰略利益”時，建議：我們在對美蘇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時，也可採用談判方式進行斗爭。“原則上堅定，策略上靈活。”“蘇修要求恢復大使會談，我也可以選擇有利時機給予答復。這種戰術上的行動，可能收到戰略上的效果。”同時，在《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定稿后，陳毅還就如何發展中美關系提出了設想，並向周總理作了口頭匯報。
陳毅認為，現在尼克鬆出於對付蘇修的戰略考慮，急於接近中國。我們要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打開中美關系大門，並採取相應的對策：第一，在華沙會談恢復時，我們主動重新提出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別的會談，協商解決中美之間的根本性問題。我們隻提會談的級別和討論的題目，不以美國接受我們的主張為前提，估計美方會樂於接受。如果我們不提，認為美國也會向中國提出類似的建議。如果這樣，我們應該接受。第二，中美大使級會談已經証明不能解決像緩和消除台灣地區緊張局勢這樣重大的問題，必須舉行中美外長會議，在高級別會談中謀求解決問題。舉行的高級會談本身就是一個戰略行動，我們不提先決條件。第三，恢復華沙會談不必使用波蘭政府提供的場所，也可以在中國大使館裡談，以利於保密。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兩項決定：一、允許在柬埔寨逗留的美國參議員曼斯菲爾德來華﹔二、同意重開中美大使級會談。應該說這兩項決定的作出，與《對目前局勢的看法》以及陳毅發展中美關系的設想不無關系。
后來事態發展証明，四位老帥經反復研究寫出的《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和《對目前局勢的看法》以及陳毅對發展中美關系的設想，判斷正確，並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指導意義。后來，的確蘇中戰爭沒有發生、邊界沖突也未繼續。1971年7月16日中美兩國同時發表公告：尼克鬆總統在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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