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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閻錫山在山西斗智斗勇晉西事變中的薄一波

2007年01月16日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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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個雞蛋中間跳舞的閻錫山，想起了被山西兩次通緝的薄一波

　　1932年閻錫山東山再起，重新掌握山西軍政大權以后，雖然他與蔣介石的爭斗告一段落，並貌合神離地相處著，但他知道，蔣介石吞並山西的想法一直沒有改變。3年以后的1935年，在一種錯雜的形勢下，閻錫山明顯地感到“土皇帝”的交椅不太安穩了。

　　這一年，侵華日軍策劃的華北“自治運動”，不但與閻錫山獨佔山西、發展山西閻記官僚資本的利益發生了沖突，而且已將山西納入到了“侵略華北之計劃”，亡國亡省的危險就在眼前。

　　盡管閻錫山是在日本畢業的，並一直與日本保持著良好的關系，但是，在日本的鐵蹄要叩響山西的大門的時候，如果與日本妥協，不但不能保持山西的安全，還有可能成為遭人唾罵的漢奸。“傾巢之下，安有完卵”，這個道理他是知道的。

　　蔣介石怎麼樣？面對著日本的威脅，閻錫山開始整理軍備、修建防務工事對付日本時，“曾數次電請中央，將晉綏軍隊與國家財政統歸中央統一”，希望蔣介石給予經濟上的援助。閻錫山此舉當然有乘機擴充自己的勢力的念頭，但畢竟考慮的是抗日的問題。但此時蔣介石仍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對閻的要求不但置之不理，反而數次催閻出兵陝北，剿滅紅軍。閻錫山認識到，擁蔣是沒有出路的。但蔣畢竟是中央，他隻能表面擁蔣，實際拒蔣。但是“假如日本人打進山西來，山西抵抗不了，蔣介石也抵抗不了，怎麼辦？”他把目光轉向了共產黨領導的紅軍。

　　對於共產黨，以閻的本性而言，是絕對敵視的。但是，此時共產黨所倡導的抗日主張，在東征過程中的大力宣傳，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共產黨要求援綏抗日、實行對日武裝作戰的主張，與閻錫山保衛晉綏的目標有共同之處。在蔣介石頻頻催促他出征陝北之時，他已明確地意識到，借助共產黨的力量保衛山西也許是一條比較好的計策。於是，閻錫山想出了一條“變通”的策略：請一位堅決抗戰又有號召力的共產黨人，但是不以共產黨員的面貌出現，而是以山西抗敵救亡活動家、組織家的面貌出現﹔採取共產黨的進步措施和主張，但是提法上要換成“山西話”，組織上戴閻錫山的“帽子”即官辦團體的“帽子”﹔借助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做法，但又打著山西的旗號──擴充實力，應付危機，渡過難關。閻錫山認為，這樣既可以把群眾發動和組織起來，抵抗日本的侵略，贏得愛國的名譽，又可為將來與日本談判增加籌碼﹔既可頂住蔣介石吞並他的企圖，又可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實力﹔既可同共產黨搞好關系，又可在合作中交一些共產黨朋友，借以提高自己的身價。這就是他所謂的“配為、當為、能為三者合一”的萬全之策。他說：“現在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時候，就要看誰能制服誰了。”后來，薄一波曾在一次會議上對他的這種做法作過這樣的形容：“閻錫山是在三個雞蛋中間跳舞，哪一個也不能碰著。”

　　閻錫山在作出這樣的策略的時候，人選也早已考慮好了，那就是曾在山西兩次被通緝的同鄉薄一波。

　　而此時的薄一波，還在北平草嵐子監獄裡。

　　1936年8月下旬，閻錫山派郭挺一到北平獄中找到薄一波說：“閻先生派我來營救你，帶來了活動經費和給宋哲元的信，請宋幫忙。另外，閻先生還有信帶給你。”當時，我們黨也在營救薄一波等同志出獄。所以，薄一波興沖沖地告訴郭，不必營救了，自己馬上就要出去了。郭將這一情況電告閻錫山后，閻立即發來一份電報，要郭轉給薄。電報大意是：目前山西形勢危急，“希望一波兄回晉，共策保晉大業”。而作為共產黨的領導干部的薄一波，對此並不動心。他對郭說：“共策保晉大業雲雲，你做可以，我不適合。我在外邊搞了這麼多年，在山西又曾兩次被通緝。對閻錫山這個人，我不感興趣。”

　　但是，薄一波出獄后，與接頭人徐冰談起這件事后，徐冰報告了北方局的領導人、化名胡服的劉少奇時，劉少奇對此很重視，第二天就讓徐冰找到薄一波。徐冰轉達了劉少奇的指示：“當前黨的任務是：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聯合全國各黨、各派、各軍、各界一致抗日。北方局剛剛收到陝北來電，毛澤東同志在電報中提出，閻錫山等華北六省市軍政負責人處，‘一有機會，即須接洽。統一戰線以各派軍隊為第一位，千萬注意’。這樣的機會我們找還找不到，現在閻錫山找上門來，你卻拒絕不去，是不是還有一點‘左’傾關門主義的頑疾？‘左’傾關門主義就是不懂得要善於把公開工作同秘密工作相聯系，把合法斗爭同非法斗爭相聯系，把上層統一戰線工作同下層統一戰線工作相聯系。過去我們就是吃了‘左’傾關門主義的虧，使白區黨的工作受到重大的損失。”很顯然，劉少奇堅決主張薄一波到山西，與閻錫山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工作。

　　而薄一波對此是猶豫的，他請徐冰報告劉少奇不願回山西的理由：“我在獄中讀過共產國際七大的全部文件，其中季米特洛夫的報告最感人﹔還讀了共產國際十三次委員會各位委員的發言。這兩次會議都是反對‘左’傾關門主義的，對照我長期在白區做軍運工作的經驗教訓，我對‘左’傾關門主義的危害深惡痛絕。中央瓦窯堡會議的決定，我在獄中也認真學過，反對‘左’傾關門主義，我是堅決的。不過，我不去山西有自己的理由。並不是因為我做黨的秘密工作已經多年了，不熟悉上層社會的人情世故和待人接物，不適合到那裡工作。主要是不願意和閻錫山這樣的人共事，何況郭挺一已經知道我仍是共產黨員。”

　　劉少奇對薄一波的理由並不理會，他讓徐冰給薄一波下了命令：“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徹底轉變我們過去的斗爭方式與工作方法，學習和創造新的斗爭方式與工作方法，這是新形勢向我們提出的要求。不會就學，到工作中去學。閻錫山正因為知道你是共產黨員，才會對你這樣歡迎嘛。”

　　薄一波對毛澤東剛來的電報指示和劉少奇的考慮是完全領會的，況且黨的決定，作為一名黨員是沒有二話可說的。在征得劉的同意后，薄一波到山西實地考察了40天左右。在考察過程中，薄一波將山西的情況全摸得清楚了，對在山西開展工作心中有了底了：“按照黨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來衡量山西的情況，覺得不但可以做工作，而且大有文章可做。”

　　1936年10月下旬，薄一波正式赴晉工作。離開北平時，徐冰傳達了北方局對開展山西工作的指示：(1)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爭取站穩腳跟。不要搞“左”傾關門主義和空談主義，不要提閻錫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號，不要怕到上層機關去和戴“官辦團體”帽子。(2)要踏踏實實地做群眾工作，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不做“清客”，不“抬轎子”，要爭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領導權。(3)由薄一波、楊獻珍、韓鈞、董天知、周仲英五同志組成中共山西省公開工作委員會，隻作公開工作、合法工作。這個組織絕對秘密、不對外。可開會，也可不開，因為閻錫山請的是薄一波，實際上就是通過以薄一波的名義來進行工作。公開工作委員會直接受北方局領導。同時成立山西省臨時委員會，由張友清任書記。黨的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開。

　　劉少奇還特別交代：“一波同張友清是一塊從草嵐子監獄出來的，互相很熟悉，無話不說。從現在起再不能發生橫的關系，各搞各的，薄搞薄的，張搞張的。張做秘密工作，省委名義是公開的，可以發文件、開會。公開工作委員會不能發文件，也不必開什麼會，就是由薄一波在那裡領導。”

　　薄一波一行5人在11月3日到達太原，閻錫山的代表梁化之、郭挺一已在火車站迎接。第二天，閻錫山就將薄一波請到省政府“東花園”趙戴文的參事室進行會談。曾經做過薄一波的老師的趙戴文和薄的高小同學梁化之陪同。對於這次談話，薄一波回憶說：

　　見面稍事寒暄之后，我就開見山地說：“這次能回來在閻先生領導下做點事情，很高興。山西對我有兩道通緝令……”梁化之馬上打斷了我的話，半開玩笑地說：“現在不‘通緝’，不就請到了嗎?”……閻對我也是心中有數的，特別是知道我是真共產黨員之后，更是高興，所以談得非常之好，無拘無束，而又嚴肅認真。我說：“我願意在閻主任領導下工作，是做工作，不是做‘清客’。按咱們家鄉(閻和趙是五台人，我和梁是安襄人，我家和閻家、梁家又是鄰村)的話說，‘先小人，后君子’，把丑話說在前面。有幾點情況我想需要說清楚，然后好共事。第一，我參加共產黨多年，可以說是定型了，說話行事總離不開共產黨的主張，希望得到理解﹔第二，我隻做抗日救亡工作，對抗日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要給予方便，對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其中會有不少是共產黨人。”閻一一表示同意。趙插了一句：“一波，道理全都你佔了，我也提一條：在山西省政府裡、軍隊裡，你不能發展共產黨的組織。”我回答：“可以保証不發展。”有意思，這同北方局對“公開工委”的決定恰好一樣。這個“約法三章”，為我們以后工作的開展，提供了合法的依據。我們和閻錫山建立的特殊形式的上層統一戰線，就這樣開始了。

　　這次談話后，趙戴文和梁化之似乎有點不太滿意，覺得閻錫山太倚重薄一波了。而閻錫山對此卻不在意：“現在抗日是第一等好事，就得用第一等好人去做。”

　　戴閻錫山的“帽子”，說“山西話”，執行的卻是共產黨的主張

　　在薄一波到達山西的同時，中共中央也在積極地作閻錫山的統戰工作。毛澤東派彭雪楓，作為與閻錫山聯系的代表，並數次致電閻，閻也作出了積極的回應。中共中央與閻錫山建立的統戰關系，一方面為薄一波在山西工作的開展提供了基礎，另一方面，薄一波的工作又促進了這種統戰關系。因為薄在山西建立的上層統一戰線，“特殊就特殊在：它戴的是閻錫山的‘帽子’，說的是‘山西話’，貫徹執行的卻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總之，形式是閻錫山的，內容是共產黨的”。

　　薄一波在山西開展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接辦犧盟會。犧盟會是山西省犧牲救國同盟會的簡稱，成立於這一年的“九·一八”5周年大會。但是，由於會員成分比較復雜，而成立時所發表的《綱領》、《宣言》、《告同胞書》引起了日軍和國民黨政府的反對和質問，閻錫山又採取搪塞的態度，因而犧盟會成立后並沒有開展工作。

　　薄一波接手后，對犧盟會進行了改組，組成了以薄一波、董天知、韓鈞等為首的新的工作班子。改組后的犧盟會，成為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組織，也成為薄一波等在山西開展工作的“基地”。薄一波利用犧盟會的組織形式，廣泛發動群眾，宣傳共同抗日的主張，使山西的抗日工作在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各地青年紛紛來山西，參加抗日的准備工作。當時的《上海黨聲》雜志著文盛贊山西的抗日宣傳工作：“不分國與共，共組同盟救祖國”的統一戰線歌聲，響徹晉陽大地。

　　在積極宣傳抗日的同時，薄一波還把目光放在了組織抗日武裝力量上。以薄當時的身份，公開提出組織武裝力量，必然會導致閻錫山的猜疑及頑固派的反對。薄一波明白這一點，總在尋找適當的時機，不顯山不露水地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不久，機會就讓薄抓住了。

　　犧盟會改組后不久，閻錫山召開了一次高干會議。他在會上出了一個題目：“假如日本人打進山西來，我們該怎麼辦?”讓大家討論。會議開了幾天，許多人發了言，但閻一直不表態。薄一波看出閻錫山想擴軍的意圖，決定抓住這個時機，讓董天知發言試探一下。薄一波對董說：“閻錫山要征求意見，看樣子，他有所圖謀。他有個‘雄心壯志’，要訓練30萬國民軍，想擴軍，但辦不到。你今天到會上可以這樣講：‘日軍步步進逼，晉綏首當其沖，不早作准備，將來必吃大虧。不成立一支以保衛桑梓為宗旨的強大部隊，就不足以抵抗日本入侵。因此，像閻會長講的，發展30萬國民兵是當務之急。’”

　　董天知在會上如此這般地講了。閻錫山聽了雖沒有說話，卻掩飾不住高興的神色。薄一波知道，機會是抓住了。果然，會后，閻錫山就讓薄負責主持“招兵”的工作，並把負責培養軍政干部的軍政訓練委員會交給犧盟會領導。軍政訓練委員會的實際辦事機構是政訓部。政訓部的組織、宣傳、訓練分別由梁化之(主任)、薄一波(副主任)、宋劭文、劉岱峰負責。薄一波通過犧盟會，首先開辦各種訓練班，培養干部。如1936年12月，連續舉辦兩期“臨時村政協助員訓練班”，訓練1000名宣傳抗日的專職人員，並發展犧盟會會員60萬人。在此基礎上，又開辦了“國民兵軍官教導團”、“軍士訓練團”等，先后訓練10個團，2萬余人。這為以后組建新軍，堅持山西抗戰准備了干部。

　　在實際工作中。薄一波是持十分謹慎的態度的，在宣傳的用語及尺度的把握上，盡可能戴閻的“帽子”，說“山西話”。薄在制定任務的目標時，所講的“一方面，加緊守土抗戰的工作﹔另方面，積極准備收復失地的工作。”就是用的閻的話。1936年11月綏東百靈廟抗戰勝利，閻從中撈到了政治資本，於是他把以前提出的“屋頂戰”的口號改為“守土抗戰”。他說：“收復失地是利害問題，守土抗戰是是非問題。”一方面打起了抗戰的旗幟，另一方面又避免使用“抗日”的字眼。根據閻的意願，薄一波本來擬用的“抗敵救亡下鄉宣傳團”，改成了“臨時村政協助員”的名稱。1937年2月，在太原召開的主要由太原市各界代表參加的犧盟會代表會議上通過的犧盟會工作綱領，薄一波與楊獻珍也仔細推敲，把政治語言改為“山西話”，“抗敵救亡”﹔“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改為“動員民眾，守土抗戰”﹔“不分黨派”改為“不分派別”。雖然用的是閻錫山的語言，實際上是我們黨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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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炎黃春秋

(責編：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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