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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牧回憶改革開放年代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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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性的重大舉措
從1979年初到1981年下半年，我國在對外開放方面，採取了三項重大舉措。一是摒棄了“一無內債、二無外債”的傳統觀念，打破了不用西方國家政府貸款的思想“禁區”，向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借款，吸收境外客商的直接投資在我國大陸上舉辦企業。二是改變進出口貿易由外貿部一家獨辦、壟斷經營的做法，對若干部門和地區授予部分商品的進出口經營權。三是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並結合我國實際，借鑒國外設置“自由貿易區”、“出口加工區”的做法，舉辦經濟特區。這三項重大舉措，在思想上具有突破性，同時又都是在局部地區、一些部門試行的，在實踐上帶有探索性質。為使事權統一，保障工作健康發展，黨中央和國務院分別發出文件，明確由我全面負責來組織實施。
關於利用外資的肇始
1978年6月，在我考察西歐回來向中央政治局匯報那個會上，議到加強技術引進工作時，提出了付款問題。我國在引進技術裝備中已採用過國際上通行的延期付款方式。會上認為這種辦法利息較高，不大劃算，要研究採取新的方式。當時談得比較多的是利用中國銀行在國外吸收的外匯存款。我在會上提出可按國際通行辦法，採取多種方式。那次會后不久，小平同志說，引進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爭取時間。可以借點錢，出點利息，這不要緊，早投產一年半載，就都賺回來了，下個大決心，不要怕欠賬。接著，在7月國務院務虛會上，對利用西方國家的貸款和吸收外商投資基本上形成了共識。當時，法國、聯邦德國都有可以提供貸款的表示。問題是要找利息低的優惠貸款。不久，接到日本對華友好人士木村一三先生先傳來的信息，說日本政府有一筆向發展中國家貸放的“海外協力基金”，利率低（1.875%-4.75%），擱置時限長（即從達成協議到第一次還本的期限為5-10年），本息償還期長（即從達成協議到還清本息為20-30年），中國可以爭取使用，但是須由中國先張口。當年8月，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簽訂，這件事可以考慮推進了。1979年1月，日本著名政界人士、經濟學家大來佐武郎來訪，中央要我就借用日本“海外協力基金”一事，向他作了進一步探詢。以后經中央批准，我聘請大來佐武郎作顧問。1979年5月份，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卜明同志為借用日本能源建設貸款和民間銀行貸款訪日，又就借用海外協力基金一事，與日方有關部門進行商談。他回來匯報說，有希望爭取到。經黨中央和國務院討論，決定為此派我專訪日本。
當年9月1日，我帶領國際貿促會主任王耀庭、國家建委副主任謝北一到達東京。3日會見了大平正芳首相。他對我們表示歡迎，談了許多友好合作的話。隨后與日本外相園田直進行會談。園田說，以谷牧副總理這次訪日為契機，將進一步加強以支援中國現代化為中心的日中緊密關系。對於給中國提供貸款，他打出了第一批（即1979年度）給500億日元的底牌，表示年底大平首相訪華時可正式敲定。這次去日本訪問，還特地看望了前首相田中。田中說，你們早就應該來了，我們已經等候一段時間。他還說，二戰后一些國家的經濟振興，都是利用了外資的。在當代世界上借用外債是各國建設中通行的一種辦法，在這方面沒有什麼不好意思。接著他拿出幾張照片給我看，都是他為籌措外債到一些國家訪問時拍的。話語坦率，意甚懇切。對前首相福田和企業界的稻山嘉寬、岡崎嘉平太、荻原定司、木村一三等，我們一一約見，介紹了中國在新時期的施政方針。我們還到了名古屋、京都、大阪參觀一些工廠、港口和城市設施。在參觀訪問過程中，日方有人示意，希望我對日本政府向中國貸款公開表示一下謝意。經認真思考后，在東京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我強調中日兩國從各方面發展友好合作，是兩國的共同需要，對兩國人民都很有利。我們會用好貸款，高質量完成使用貸款的項目。我在會上還宣布：中國建設所需資金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也要引進外資，隻要條件適當，我們將接受所有友好國家的貸款，也准備參加聯合國金融組織，接受世界銀行等機構的貸款。
自此，中國借用日本政府海外協力基金貸款，進入了准備實施階段的談判。10月份，日本派出對中國資金合作團來華。
12月初，在大平訪華前夕，日方又派來日本政府貸款商談小組。12月5日至9日，大平首相來訪，正式談定了1979年度500億日元的貸款（當時約折合2.3億美元），年利3%，還款期30年。這是我國在實行改革開放中獲得的第一筆外國政府長期低息貸款。從1979到1983年，我國向日本政府貸得3390億日元，1984年到1989年又貸得4700億日元。在我國使用的外國政府貸款中，日本是一個大的戶頭。
以借用日本政府海外協力基金為起點，我國邁開了使用國外貸款的步子，來源也不斷擴大。1980年談成了科威特阿拉伯基金會的一筆4360萬第納爾貸款，其中一部分用於建設廈門國際機場。當年還談成了一筆9億比利時法郎的貸款。
在使用國外貸款方面還有一件大事，就是我國通過爭取在1980年正式恢復了在世界銀行中的成員國席位，也恢復了我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成員國席位。從此開始了我國與世界銀行的長期密切合作，我國利用世界銀行貸款的項目不斷獲得成功，成為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利用世界銀行貸款促進國內科技、經濟發展的典范。
關於恢復我國的世界銀行的席位及爭取使用世界銀行貸款，國務院成立了由我負責的指導小組，並由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協調管理這方面工作。1981年3月，國務院批准進出口委等部門提出的《關於世界銀行貸款和政府間貸款工作中各有關部門工作程序、職責分工的意見》，這項工作有序地開展起來。
關於吸引外商投資
吸收境外客商直接投資，比使用外國政府貸款起步早些。在1978年7月國務院務虛會后就著手了。當時中央領導同志認為，吸收外商投資舉辦股權式的中外合資企業，雙方共同出資、共同經營、共享權益，共擔風險，不造成債務負擔，比使用外國貸款對我們更為利多弊少，要抓緊做好准備工作。其中一個重要任務，是制訂《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在起草中議論較多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企業所得稅稅率定多少。要給外商投資者以優惠，有關同志認識是一致的，但是到底優惠到什麼程度合適？幾經研究，定為30%，加上地方所得稅3%，共33%，略低於東南亞多數國家和地區。另一個問題是外商投資比例問題，起初參照印度等國的做法，擬限定外商對一個項目的投資比例最多不超過49%。后來在反復討論中，榮毅仁同志提出我國的問題是要鼓勵外商投資，不宜限定外商投資的最高比例，相反應當規定最低投資比例要求。大家認為有道理，后來就確定了現行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關於外商投資不得低於25%的規定。
關於外貿體制改革的起步
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間，我國依照蘇聯經驗，實行國家統制對外貿易的政策。進出口貿易基本上由外貿部及其所屬各專業進出口公司統一經營。這種根據當時歷史條件實行的高度集中的外貿體制，對於抗擊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進行私營進出口商行的社會主義改造，發展獨立自主的對外貿易，起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但是，它也有許多弊端。一是一年制訂一次計劃，開兩次廣交會，基本上是坐在家裡做生意﹔二是先收購，后外銷，產銷不見面，工貿不結合﹔三是一家專營，統得過死，不能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四是由國家統包盈虧，吃“大鍋飯”，不利於實行經濟核算，效益差。在擴大對外經濟交流、加速四化建設的新形勢下，如仍然因循這種體制，難以對變化頻繁的國際市場作出靈敏的反應，難以促進生產企業在適銷對路上下功夫，難以發揮地方和其它部門搞外貿的積極性。總之，於擴大出口、搞好技術引進很不利。因此，在粉碎“四人幫”之后，隨著經濟建設提到重要位置，改革外貿體制的呼聲從各個方面傳到黨中央和國務院，並排到議事日程上來。在1978年7月國務院的務虛會和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外貿體制問題得到了反復的討論，作出有計劃有步驟地認真切實加以改革的決策。
從1979到1981這三年間，我主持國家進出口委（前身是進出口領導小組），協調有關部門，在改革外貿體制上進行了以下四項工作，邁出了第一步。第一，初步改革外貿商品分工，賦予一些地區和部門部分商品的進出口經營權，開辟新的外貿渠道。第二，組織多種形式的工貿結合試點。第三，外貿出口收匯實行內部結算價格，提高地方出口外匯留成比例。第四，適應多渠道經營外貿的情況，制訂了若干協調管理的辦法。
現在看來，當時的改革雖是初步的改革，但也顯著調動了有關方面的積極性，有力促進了外貿出口的增長。工作當然也是很艱苦的。30年的外貿高度集中體制的經營，在人們頭腦裡成為習慣很難改，步履維艱。特別是實行多渠道經營后，難免出現了某些自相競爭、削價促銷的情況，一時“香港水貨充斥”、“國家外匯受損”、“傷害了老客戶”之類的信息傳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案頭，似乎是“天下大亂”了。在這種情況下，我的確感受到很大的壓力。這時，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支持了我，明確指出工作問題可以討論，但不能搞小動作。在外貿體制改革中當然會產生這樣那樣的缺點，但不能說改革這件事搞錯了，更不能因此停滯改革。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歷史已經証明，我國的外貿走改革之路是必要的，當初改革的總體思路也是對頭的。
關於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在廣東、福建的實行和經濟特區的舉辦
1979年4月下旬，中央召開專門討論經濟建設的工作會議。廣東省委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權力，讓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有較多的自主權和機動余地，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和珠海及屬於重要僑鄉的汕頭舉辦出口加工區。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對這個設想表示贊同。為此，黨中央、國務院責成我幫助廣東、福建兩省省委、省政府進行研究論証，提出具體實施方案，提請中央討論決定。
我從5月11日至6月5日帶領國務院進出口領導小組辦公室（甘子玉）、國家計委（段雲）、外貿部（賈石）、財政部（謝明）、建委、物資部等部門同志組成的工作組，前往廣東、福建做調查。在廣東18天，同習仲勛、楊尚昆、劉田夫、吳南生、王全國、曾定石、梁湘等同志座談討論，先后看了廣州、深圳、珠海和佛山、中山、新會、汕頭等地，還約見時任港澳工委書記的王匡同志到廣州交換了意見。當時，葉帥在廣東，我專門去作了匯報，聽取他的指示。在福建8天，除在福州與廖志高、馬興元、郭超、畢際昌等同志討論外，在從廣東去福建途中看了漳州、廈門、泉州等地。沿途與地方同志一道分析那裡的經濟發展條件，研究規劃目標和重要措施，討論如何改革經濟體制，增強地方經濟活力，加強對外經貿工作，增收外匯，增加先進技術的引進。
回京后，我除向黨中央、國務院寫了書面報告外，還面報了幾位中央領導同志。我向小平同志匯報時，談到准備劃出辦區的四塊地方，應當如何命名等。我說，國外有的叫“出口加工區”，有的叫“自由貿易區”，有的叫“投資促進區”等等，我們究竟叫什麼合適？小平同志很贊成辦這類區，並且明確地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時就叫特區嘛！
黨中央隨后即接到廣東省委《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和福建省委的《關於利用僑資、外資，發展對外貿易，加快福建社會主義建設的請示報告》。
經過認真討論，於1979年7月15日以中發﹝1979﹞50號文件，批轉了這兩個報告。中央在批語中指出：“廣東、福建兩省靠近港澳、華僑多，資源比較豐富，具有加快經濟發展的許多有利條件。中央確定，對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權，使之發揮優越條件，抓緊當前有利的國際形勢，先走一步，把經濟盡快搞上去。這是一項重要的決策，對加強我國四個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
這是一項重大決策，是“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重要步驟。在當時計劃經濟體制之下，需要說服各個部門支持，組織實施的工作非常具體，十分復雜。1979年下半年，我在北京多次召集會議進行協調。第四季度，廣東省負責同志還專門到北京作過匯報。年底，我又去廣東、福建與地方同志做了研究。1980年3月下旬，我受中央委托，在廣州主持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工作會議。當時兩省的主要負責同志習仲勛、楊尚昆、劉田夫和馬興元、郭超同志都參加了會議，到會的還有國務院有關部門和港澳工委的負責同志。
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裡舉辦經濟特區，馬列主義經典裡找不到，是史無前例開創性的社會經濟實驗。因此，會上對特區建設的方針作了詳細的研究。通過這次會議，把中央舉辦特區的構想初步具體化了。在討論過程中，到會同志還根據特區創辦起步的實踐，考慮到特區不但要辦工業，也要辦商業、旅游、房地產等行業，不但要拓展出口貿易，還將在全國經濟生產中發揮多種功能，因而“出口特區”這個名稱，就難以概括其全部功能和作用。我根據會上討論的意見，改名為涵蓋面更寬的“經濟特區”，得到大家的贊同。這次會議討論的以上內容形成《紀要》，當年5月16日，中央以中發﹝1980﹞41號文件批轉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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