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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与战友:历经烽火 情深意浓
杨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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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一波和陈原道、刘亚雄夫妇是大革命时期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中相识,结下了深深的战友情谊。正如薄一波在为《刘亚雄纪念集》写的序言所说:“亚雄同志是五四运动后三晋妇女参加革命的先驱之一。我与她父亲刘少白相识较早,同她认识并在一起工作,是在1931年2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她同陈原道同志来到天津,原道同志任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实际上主管省委的全面工作,亚雄同志任省委秘书长。不久,因组织遭受破坏,她和原道及大批同志被捕,判刑后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稍后,新的顺直省委(在北平)又遭破坏,我也被捕,关押在这里。……及至她去延安学习特别是全国解放后出任劳动部副部长,我们的接触就更多了。她那种孜孜以求、扎扎实实的学习和工作精神,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草岚子监狱里的“铁窗战友”

  薄一波,1908年2月6日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蒋村。1925年12月,在大革命高潮中,薄一波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组织、宣传和群众工作。1927年6月,他被迫转入地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同年夏,薄一波任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委员,受组织派遣在晋北的忻县、定襄、崞县、繁峙一带,从事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组织很快恢复了,但是无法和上级组织取得联系。1929年春,薄一波只身前往天津,找到顺直省委,并奉命打入天津宪兵司令部国民党党部政训处。从此,薄一波在北平、天津、唐山等地从事兵运工作,先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士兵工作委员会书记、平汉线北段兵暴委员会书记、顺直省委军委常委,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唐山兵变和平汉线北段兵变等斗争。由于白区工作环境险恶,斗争复杂,他四次被捕,两次入狱,并在狱中与陈原道、刘亚雄夫妇结识,他们在白色恐怖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陈原道,1902年4月21日出生于安徽巢县(今巢湖市居巢区)青岗乡陈泗湾村,是我党早期著名政治活动家。1925年,他由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被党组织选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期间,陈原道研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从事革命工作特别是党的宣传工作构筑了坚实的基础。在苏联期间,陈原道结识了刘亚雄。

  刘亚雄,1901年10月22日出生于山西省兴县黑峪口村,是山西著名民主人士刘少白之女。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由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期间,陈原道十分赞赏刘亚雄勤奋好学的品格,刘亚雄则佩服陈原道博学多才和质朴稳重的品格。他们经常在一起研讨、切磋革命理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8年底,刘亚雄从苏联回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初,陈原道回国,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刘亚雄任干事。这两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在革命征程中走到了一起,不久便结为革命伴侣。1930年2月,陈原道调任河南省委,任组织部长兼秘书长,负责省委机关的日常工作。1931年1月,陈原道赴上海列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后,陈原道受党中央委托,组成以他为首的由徐兰芝、贺昌参加的中央代表团,前往天津,解决顺直省委问题。当时,顺直省委陷于“混乱”之中。他根据实际情况,妥善解决矛盾,改组河北省委,于2月5日成立河北临时省委。河北临时省委由徐兰芝任书记,陈原道任组织部长,陈复任宣传部长,安子文任秘书长,实际上是在陈原道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同年2月,刘亚雄调河北临时省委担任秘书长。据她回忆:“从1月下旬到4月初,短短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在叛徒到处追踪、搜寻的情况下,原道夜以继日地奔走于各机关和各旅馆之间,反复工作,有斗争,有团结,终于初步解决了河北党组织的混乱情况,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在极其复杂的环境里,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但是,由于河北临时省委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以致省委机关驻地被敌人包围监视都未察觉。4月8日,省委准备在招待处召开常委全体会议时,陈原道和刘亚雄等不幸被捕,被关押在天津市公安局。

  陈原道等人被捕后,阮啸仙、廖划平、刘锡五等组成了河北临时省委,并于4月10日后把省委机关由天津迁至北平。中共中央决定,一面立即营救被捕同志,一面派出以殷鉴为首的一批领导,迅速组建新河北省委。5月8日,新的河北省委正式成立。然而,由于省军委负责人廖划平被捕叛变,新组建的河北省委机关再次遭到严重破坏,甚至留在天津工作的一些同志也未能幸免。6月26日,薄一波、刘澜涛等一批干部相继被捕,关押在北平东北军宪兵司令部看守所。8月初,薄一波等39人,又被送到海陆空副司令行营军法处。在这里,薄一波被判刑8年。8月底,薄一波等“重要分子”全部被关进“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这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因坐落在草岚子胡同,被称作“草岚子监狱”。9月,陈原道、刘亚雄等被押解到北平,关押在军法处,不久也被转入草岚子监狱关押。

  在草岚子监狱,对犯人实行法西斯专政,除女犯外,都带脚镣,大号七斤半重,小号三斤重。薄一波、陈原道等被关在南监,刘亚雄等女犯被关在北监。在这里,他们继续进行斗争。为了坚持长期斗争,殷鉴、陈原道、薄一波、杨献珍等一起研究认为,党员必须组织起来,成立党支部,以支部为核心,团结全体政治犯,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经薄一波提议,由陈原道担任支部书记。继陈原道之后,孔祥桢、殷鉴、薄一波等都曾担任过支部书记。作为狱中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陈原道想方设法把党团员紧密地团结在党支部周围,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薄一波、陈原道等人抓住放风的机会,秘密碰头,研究情况,分析被捕党团员的政治表现、思想动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教育计划,对表现坚强的同志给予有力的支持和鼓励,一批青年团员在狱中转为中共党员;对少数动摇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员团结起来后,党支部不仅领导难友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等的斗争,还开展了政治性斗争。经支部研究决定,利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开展一次争取“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共赴国难”的斗争,得到了全体政治犯的响应,于1932年3月向当局递送呈文,并以绝食的方法迫使狱方表示“一定转达”,斗争取得了胜利。

  据当年草岚子监狱的难友刘武雄回忆:“在这艰苦的岁月里,狱中党支部为团结狱中全体同志,提高党、团员和群众的阶级觉悟和坚定的斗争意志,粉碎敌人的‘反省政策’和‘高压政策’,把监狱变成对敌斗争的战场和学习马列主义的课堂,每当集体在牢房院内放风的时候,我注意以原道以及安子文、殷鉴、薄一波、刘锡五、杨献珍、张友清等同志三三两两凑在一起,一面饮水,一面低声细语,谈谈问题,我想他们大概是研究交谈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吧!”

  与此同时,薄一波还同难友们把监狱变成学习马列主义的学校。他们克服困难,通过秘密渠道搞到许多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的刊物及领导人的报告,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组织大家学习。正如陈原道在狱中情形的报告中所说:“这一工作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惟有加强这种工作,才能算达到我们真实任务,这就是武装我们思想与理论,出来时才会起更大的作用。”陈原道翻译俄文,杨献珍、廖鲁言等翻译英文。据当年狱中难友刘澜涛在1983年回忆说:“陈原道同志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话不多。在狱中他给我们讲《列宁主义问题》,那时还没有书,他记忆很好,一章一章给讲。”

  薄一波与陈原道、刘亚雄夫妇在草岚子监狱斗争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共同“迎接”敌人的皮鞭和酷刑;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他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铁窗战友”。

  抗日烽火中,薄一波与刘亚雄战斗在山西前线

  为了营救被捕同志,党做了大量工作。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也设法营救被捕同志。陈原道的岳父刘少白利用曾经当过天津市商品检验局局长的社会关系,多方活动。最终找到了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而对陈原道等人减轻判刑。1932年9月,陈原道和刘亚雄刑满被保释出狱。陈原道出狱后,随即被河北省委派往直南磁县地区巡视工作,指导农民运动。11月,中共中央调陈原道赴上海,任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会党团书记。刘亚雄与其同行,任江苏省委妇委负责人。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他不畏艰险,经常转移住处。1933年2月1日,因叛徒出卖,陈原道被捕,不久被作为要犯转押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面对敌人的酷刑,他威武不屈;面对叛徒的“劝说”,他痛加斥责。4月10日拂晓,陈原道等19位同志被绑赴刑场。陈原道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1岁。

  陈原道的牺牲,对刘亚雄来说是重大的打击。她强忍着极大的悲痛,揩干眼泪,怀着身孕离开上海,在白区自行活动。同年6月,刘亚雄再次调河北省委。此时,河北省委又遭破坏,刘亚雄接不上组织关系,而且又临产,只好返回太原,住院在母亲家里,生下儿子。为了纪念丈夫陈原道,她为儿子取名“纪原”。不久,她毅然把陈原道的遗腹子纪原交给父母抚养,自己毫不畏惧地踏上新的革命征程。1935年9月,刘亚雄在山西特委从事地下工作。

  华北事变后,日本扩大对华北的侵略,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领导干部。1936年9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建议、党中央批准,薄一波和53位同志经组织营救从草岚子监狱出狱。10月下旬,薄一波被北方局派往山西,组成以他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他创造性地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思想,通过公开合法的方式,成功地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他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特别是接办、改组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建立了山西新军,对华北抗日战争具有重要意义,对全国抗战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刘亚雄经安子文从北平介绍到公开工委,参与领导了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工作。当薄一波在太原见到刘亚雄时,高兴地说:“你来了很好,这里的工作任务很艰巨,我们很需要干部。”刘亚雄当即表示:“只要是党的需要,我没有意见。”1937年1月,在太原军政训练班,组建了女兵连,刘亚雄任指导员,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妇女干部。薄一波也很关心女兵连的成长,尤其是注重政治理论教育,他让杨献珍给女兵连学员讲哲学,着重讲唯物论、辩证法;廖鲁言讲政治经济学。他在百忙中抽时间亲自给女兵连讲课,主要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通过他们的讲解,大大提高了学员的认识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

  在战争环境下,薄一波还尽可能地照顾刘亚雄。11月,薄一波根据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率决死队一总队前往晋东南抗日前线。在行军途中,薄一波考虑到刘亚雄身体虚弱、行军步履艰难,便设法为她弄了一辆马车。可她坚决不肯坐,战士们硬是把她抬到车上。1938年春,决死一纵队政委薄一波命令刘亚雄率领决死一纵队游击第一区队,开赴同蒲沿线的平遥、祁县、太谷等地发动群众。平遥的旧县长弃职逃跑,刘亚雄派出区队政治工作员梁济民出任平遥县长,组织了党领导下的平遥县人民政权。同时,成立平遥大学,刘亚雄自兼校长。5月,游击区队发展到3个区队,每个区队150余人。薄一波随即命令成立了游击第一大队,任命刘亚雄任大队政治教导员,八路军总部派老红军干部杨世兴任游击大队队长。不久,游击大队又奉命开赴同蒲、正太沿线,以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为中心活动,打击进犯根据地的日军,保卫了抗日政权。1939年3月,刘亚雄调任晋东南妇女救国总会主席兼党组书记。在抗日救国的烽火中历经数年磨练,使刘亚雄成长为一名政治素质较高、指挥能力出色、文武双全的优秀妇女干部。1940年4月,刘亚雄被任命为太行区三专署专员,成为抗日根据地第一位女专员。

  在晋东南抗日烽火中,薄一波和刘亚雄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工作,后又相继赴延安学习和参加党的七大,在宝塔山下增进了革命友谊。1942年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刘亚雄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薄一波于1943年11月初到达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后由于七大推迟召开,他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并担任第一支部干事。

  1945年4月党中央决定召开七大,并要求对经过整风的原七大代表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刘亚雄的七大代表资格是原山西地区党组织推举并呈报党中央的,尚未正式通知刘亚雄本人。晋冀鲁豫代表团是由刘伯承、薄一波率领,刘亚雄拟为代表团成员之一。但是不久,由于托派问题一时说不清楚,刘亚雄的正式代表资格降为候补代表。政治上的不公平对待,使刘亚雄心情很沉重。刘伯承、薄一波很快了解到了这一情况,他们相信刘亚雄,立即指示她:放下包袱,参加七大!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刘亚雄和全体代表、候补代表一起,满怀喜悦地步入庄严、朴素的会场——延安中央大礼堂。会上,薄一波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薄一波和刘亚雄这两位战友来不及细细体味胜利的喜悦,又踏上了新征程。薄一波重返太行山,战斗在晋冀鲁豫,刘亚雄则开赴东北,开展新的工作。

  耄耋之年,薄一波与战友情深意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薄一波和刘亚雄相继走上了领导岗位。薄一波先后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刘亚雄先后任劳动部常务副部长,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61年6月,薄一波与刘亚雄等部分狱中难友重返草岚子监狱,共叙当年铁窗战斗的情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薄一波和刘亚雄都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被迫中断了联系。薄一波因康生等人捏造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遭受残酷迫害,先后被关押12年之久。在被关押期间,他仍然孜孜以求地阅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充分表现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信念和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1978年12月,党中央为薄一波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薄一波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1979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82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文革”中,刘亚雄未能幸免,也遭到了残酷的迫害,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她和丈夫唯一的儿子刘纪原也受到了被牵连。1970年,68岁高龄的刘亚雄被遣送到敦化干校“劳动改造”。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为她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被任命为交通部部级顾问,并连任全国政协第五、第六届常委。

  平反后,薄一波和刘亚雄两位老战友才得以相见。刘亚雄晚年整理撰写了陈原道的生平传记,送到薄一波那里审阅,恰逢他生病,为不影响其身体健康,她嘱咐薄一波的秘书不要催。1987年5月,刘亚雄在北京带病主持“纪念山西女兵连成立50周年史料座谈会”。期间,薄一波在中南海接见了刘亚雄等原山西女兵连67位战士。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女兵连,并特地向大家介绍了刘亚雄“不平常的、坎坷的一生”。称赞她:“真不容易呀!”

  1988年2月21日,刘亚雄在北京逝世。3月3日,刘亚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厅隆重举行。80岁的薄一波怀着沉痛的心情,前来向老战友告别。他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来到刘亚雄遗容前,静静地默哀、三鞠躬,然后含着泪水而去。次年,由山西省委、吉林省委、国家劳动部、交通部等联合编辑出版《刘亚雄纪念集》,薄一波亲笔题写了书名并作了序。他在序言中高度评价了刘亚雄的一生说:“在革命和人生的征途中,亚雄同志经历了不少磨难,可以说是坎坷丛生,饱经忧患……但是,在这些磨难和冤屈面前,她没有消沉,她对党对革命始终初衷不改,矢志不移,而且愈挫愈奋,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薄一波还回顾了他与陈原道、刘亚雄夫妇的交往,说:“1932年秋,说国民党准备迁都,对‘政治犯’实行所谓大赦,原道、亚雄同志都获释。随后,亚雄同志和她的爱人原道同志,一同去江苏省委工作。不久,原道同志又被反动当局逮捕,1933年牺牲在南京雨花台。面对这一打击,亚雄同志坚强不屈。她一如既往,以百折不挠的革命毅力,战胜困难,顽强地为党工作,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把遗腹子抚养大。”

  对于英年牺牲的陈原道,薄一波一直念念不忘,时隔近70年仍然动情地说:“陈原道,一个很好的同志。”1988年3月24日,为纪念陈原道烈士牺牲55周年,薄一波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生忠贞,风范长存——纪念陈原道同志英勇就义55周年》的文章,回顾了陈原道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他说:“陈原道同志是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为党的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已彪炳史册。他的革命精神和高风亮节,永远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并且深情地说:“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烈士的英名与江河长存!”薄一波还把这篇文章收入自己的回忆文集《领袖元帅与战友》一书中,以表达对陈原道的怀念之情。2003年1月,在陈原道英勇就义70周年前夕,95岁高龄的薄一波挥毫写下:“一生忠贞,风范长存。”这是一位世纪老人对革命战友的深深怀念,浓浓的战友之情跃然纸上。

  来源:《党史纵横》2008年第1期
(责任编辑:王黎锋(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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