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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东营——记第二条战线的东营战场
■ 叶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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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战争时期的北平,东长安街北侧王府井南口外以东,有一座三层小楼,是国民党政府北平电信局报务科的报房、机械科的中央室、营业科的东长安街营业处所在地,有员工470人,是一个完整的电报通讯体系,人们习惯统称为“东营”。它不仅担负着北平通往全国各地的电报业务,而且是北方地区的电报通讯枢纽,在全国电信网络中占有重要位置。

  电信,被称为社会活动的中枢神经,不可须臾中断,国民党政府严加控制。北平电信局局长聂传儒,是国民党特派员,科股长以上行政主管,除个别人外,全是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大后方来的接收大员。在电信系统内,建立了一个国民党区党部(下辖7个区分部),一个三青团区队(下辖15个分队),一个军统小组,三个中统小组,数百名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员、特务分子遍布全系统。

  东营,还是三青团的大本营,区队部就设在这里,有6个分队,60多名团员。还有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中统、军统特务和军统外围组织成员。另外,除警察站岗外,还有宪兵驻守,他们经常窜到员工宿舍“串门”,跑到报房“巡视”,甚至蛮横拘审当班员工。

  东营对面,东长安街南侧,是一大片空地和树林,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大学生的“沈崇事件”,就发生在这里。东侧,是两个灯红酒绿的舞厅和一个电影院,西侧紧邻纸醉金迷的王府井大街。白天,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抱着“吉普女郎”(妓女),在这儿横冲直闯;夜晚,霓虹灯下,达官贵人、富贾豪绅,搂着舞女,招摇过市。

  在这样一个政治上高压,周围环境颓废淫荡的东营里,占人员多数的青年员工,却是高唱边疆民谣,组织联欢活动,阅读进步书籍,出版揭露黑暗、歌颂光明的壁报,洋溢着一片团结向上、进步欢快的气氛。最终,发起影响全市、震动全国的北平3000名电信员工“饿工”斗争等斗争,国民党反动堡垒被炸开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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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工”斗争

  1947年底,刘少奇同志听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汇报时指出:北平城内的工人中,市政工人是主要力量,地下党领导北平工人运动,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市政工人方面,特别要把重点放在电信系统的工人工作上。根据少奇同志指示,1948年初,地下党工人工作委员会,改组为市政工人工作委员会。委员陆禹,领导电信和邮政两个系统的地下党工作,把此前由工委、学委领导的地下党支部,都转到市政工委,北平电信系统的工人运动,有了统一的强有力的指挥,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1948年6月,我被批准入党,10月,我介绍张润滋入党。当月,重建东营党支部,市政工委指定我任支部书记,张润滋任组委,胡浚任宣委。我既高兴又忐忑不安,高兴的是党对我几年来工作的肯定,不安的是我刚入党,党竟委此重任,怎能担得起哩。接着,爆发了“饿工”斗争,对刚刚成立的东营地下党支部,是个严峻考验。

  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连遭失败,政治、经济全面崩溃的形势下,垂死挣扎。8月19日,实行所谓的“币制改革”“限制物价”。人们称之为“8·19限价”。

  当时,物价飞涨,在北平,一个油条法币10万元,一斤猪肉200万元,一袋面粉3000万元,一封平信邮资1.5万元、航空信11万元。我一位外地同学来信,由于邮票太多,信封贴不下,只得把信封贴在整版的邮票上。东营发工资,用一尺来长的布口袋装,成捆的纸币足有半斤多沉。员工们拿到工资,赶快奔向黑市换成银元或到粮店买粮食,当班的,叫妻儿来领,否则,过了一会儿就不知道物价又涨了多少倍。

  所谓“币制改革”,就是发行新币“金圆券”,代替“法币”,300万元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而“限制物价”,只是把员工的工资冻结了,实物补贴取消了,物价不但限不住,反如断线气球,直线上升,仅仅过了12天,就突破了“限价”。到了10月份,一袋面粉从“限价”时的7、8元金圆券,猛涨到60多元,而且是有价无粮。粮食全部转入黑市,一袋面粉高达100多元。当时东营一般报务员月工资74.38元,一个月工资买不了一袋面。活着吃不饱,死了连棺材板也买不起。东营一位员工逝世,就是靠同仁“化棺吊”(募捐)安葬的。电信员工和社会各界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饥饿线上。

  当时,平津各地爆发了各种形式的反饥饿斗争。石景山钢铁厂、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七十兵工厂等工厂工人纷纷起来,要求追发欠薪,发放面粉、煤炭,并把粮店私藏的粮食搜出来,按“限价”分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一些中、小学的教师们要求改善生活,停教“总请假”。陆禹布置密切注意员工情绪动态,因势利导。

  东营地下党支部通过东营的《铃铛》壁报,大声疾呼。10月初出版的一期,刊登诗歌:“传声器中在报告/说是今天要拿钱了/同志听到个个笑/拿着图章往科里跑/钱到了手更费脑/我将怎样把它花掉/是买米、买面/还是买棉袄/唉!有吃无穿,有穿无吃/这年头可怎么过得了”。接着,10月15日出版的一期,更进一步写道:“煤、粮、布不相上下地爬上了限价的八、九倍,……当昨天黑市面粉涨到100元、煤球每斤1角、布每尺3元时,我拿到整月的74.38元的血汗报酬,躇思良久,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嘴里喃喃发问着:‘朋友,今冬的日子怎么过?’”接着,有目的地启示:“为什么人家的‘配煤’‘配粮’,因为力争的缘故都有了着落,而我们还在苦挨……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这种凄惨的罪恶的赐予……恐怕只有我们驯服的电信员工们,我们这一群失掉工会给争气的可怜虫才能享受。”

  《铃铛》的呼唤,极大地激励了东营新当选的工会小组长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当晚,小组长邱玉良、徐君禹、张光斗和何复新就聚会研究,决定以张光斗个人名义,邀请东营工会小组长参加,召开“饥饿问题座谈会”,共商反饥饿对策。

  18日晚,“饥饿问题座谈会”在东营召开,除工会小组长外,不少员工也主动跑去,有60多人,群情激愤、慷慨陈词,控诉苦难生活,强烈要求行动,反对饥饿,争取生存。决定:以东营工会小组长的名义,串联电信系统各单位,两日后召开北平电信系统工会小组长联席会,共商反饥饿大计。

  斗争序幕拉开了!

  第二天一早,东营小组长奔赴各单位通知,我们赶忙向陆禹汇报,市政工委紧急分析形势,研究情况,确定方针。决定:“因势利导,发动斗争。”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论,只提经济要求,避免政治色彩。鉴于工会小组长基本掌握在我们手里,可以通过工会这个合法组织进行,但对上层不抱幻想,独立自主进行指挥,掌握斗争主动权。还鉴于历次斗争,地下党员都冲上了第一线,被当局注意,这次尽量不参加公开领导机构,幕后领导。

  10月20日,北平电信系统工会小组长联席会,如期在电信食堂召开。由于事先各党支部都在小组长中进行了酝酿,会议开得既激昂又顺利,一致决议向电信当局提出三项经济要求:1、每个员工发救济金300元;2、按“限价”每个员工配售两袋面、一吨煤;3、工资全部能按“限价”买到生活必需品。三项要求中,先发救济金,限10月26日前答复,否则就停止工作,实行“饿工”。由于前不久,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戡乱时期危害国家治罪条例》,严禁罢工、怠工,因此,叫“饿工”不叫罢工,既避免了和《条例》直接冲突,又易于发动群众,博得社会同情。同时,选出王骏发、张光斗、何复新和其他单位的16位小组长组成小组长代表会,进行工作,这样既可以推动并监督工会理、监事行动,又便于独立自主组织斗争。

  第二天,小组长代表找到工会理、监事,他们在强大压力下,假惺惺地表示附议小组长联席会议决议。并约小组长代表一道面见电信当局提出要求,一道去国民党北平市党、政、军机关呈报备案,摆出一副共同“战斗”的架势,蒙骗群众。

  与此同时,小组长代表独立自主进行斗争的组织准备和思想舆论准备。建立了由小组长代表组成的“饿工斗争总指挥部”,各单位由小组长组成分指挥部,设联络、纠察、总务干事,组建全系统的联络网和纠察队。在和平门外北平电信局院内地下电缆通道里,设立了秘密联络站,外面倒锁门,里面安装电话,规定联络暗号,专人值守。为了不给敌人镇压以借口和争取舆论同情,军政新闻等报、话不停,其余业务一律停止。自动电话无法选择,决定停止维修(当时,北平有两个人工电话局,三个自动电话局,各占业务量的一半)。同时印发《消息》快报和《签名书》,向员工通报消息,发动员工签名。《签名书》写道:“每一员工发给300元救济金一项,如届时不能达到目的时,我愿遵守大会决议案,实行‘饿工’。上项条件系我等共同之要求,并愿对小组长并代表安全损害共负完全责任。”《签名书》是宣誓,是决心凝聚的组织措施,广大员工,包括多数下层主管都签了名。

  不出所料,当局敷衍,工会上层表面支持,暗里和当局沆瀣一气。就在表示附议小组长联席会议决议的当天,发出通知,要会员“勿向局外人透露”,“对新闻界发表消息,概由本会宣传组负责,请各位会员万勿个人对外发表”,妄图封锁消息,把斗争纳入他们的轨道。小组长代表不听那一套,通电全国电信局,向报社通报消息,《北平日报》、《世界日报》、《新民报》都连续进行了报道。

  22日,当局以发给每名员工救济金50元搪塞,广大员工十分气愤,说:“这不是拿员工耍着玩嘛!”小组长代表坚持原定的300元要求,理、监事则背着小组长代表四处游说:“50元不行,100行不行?”

  26日,期限已到,当局决定每名员工借支一个月工资,并下令会计科立即发放,以缓和形势。借支消息传来,犹如火上浇油,群情激愤,借支等于没有救济,不能接受!情况越来越严重。这时,理、监事彻底撕下画皮,抛开小组长代表,以“工会”名义,让各单位讨论接受,跑到广播室对着大喇叭喊叫,让员工去领钱,甚至造谣说:“××单位已经领了,你们还不赶快去领。”妄图分化,瓦解斗争。有的员工不明真相,领了钱,后来弄清真相,愤怒地把钱退回。下午2时,小组长代表和理、监事一起开会,对是否接受借支争论激烈,他们提出接受,小组长代表坚决反对,争执不下,最后决定拿到当晚小组长联席会上讨论。

  当晚6时,小组长联席会在西长安街第七区电信管理局礼堂召开。工会理、监事们也参加了,由王骏发和那名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工会理事长共同主持。他们继续贩卖接受借支主张,小组长们坚持300元救济金,如不给满意答复,就按原决定“饿工”。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嘘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一直激烈争论到晚10时多。理、监事们黔驴技穷,抛出事先拟定的“杀手锏”,宣布“全体辞职”,并威胁:“一切后果由小组长负责!”气急败坏退出会场,妄图夭折斗争。小组长代表针锋相对,故意造成无政府假相,也表示“辞职”,“叫群众自己决定”。风云突变,沉寂片刻,“表决”呼声四起,东营小组长许书凤挺身而出,跃到台上,主持表决,除1人外,一致振臂呐喊:拒绝借支,实行“饿工”。许书凤代表全体小组长宣布:“从27日零时起,全体电信员工实行‘饿工’,不获圆满答复绝不复工!”

  决战号角吹响了!

  在小组长开会的同时,我在东营紧张组织战斗准备,院内贴满了“饿”、“要温饱不妥协”等大标语,纠察队员集合待命,派专人注意宪兵活动,在不同角落安排了三部电话,为的是如果有的电话被破坏,还有别的电话和总联络站联系。下班的员工也不回家,等待会议消息。小组长们回来,传达了“饿工”的决定,出于激愤,不到零点,电报就几乎全停了。

  27日零时一到,除少量军政、新闻等报话外,通往全国各地的电报、长途电话、市内人工电话、报时、服务、查号等绝大多数业务全停了。人们拿起电话,听到的是“对不起,现在‘饿工’,不接电话”。到营业处拍发电报,得到的回答是“对不起,现在‘饿工’,不拍发电报”。立即影响全市、震动全国。上海、南京、天津等十几个城市电信局,迅速发来通电声援慰问,通电在报房传阅,传到哪里,哪里一片欢呼。

  “饿工”开始后,东营纠察队员全部到位,员工们严肃沉静地坐在自己的岗位上。胡浚、王骏发、赵锡恩分别守着电话,我则各处巡回,及时研究情况,处理问题。总指挥部传来消息,电话二局遭到威胁没有停止工作,我们立即派出纠察队员和其他单位纠察队员一道赶去支援,很快也停止了工作。宪兵冲到报房挑衅,马上派人向他们介绍员工的苦衷,并和他们一道站岗放哨,既进行教育,也是监视,如有情况立即报告。深夜,为了扩大影响,争取社会同情,找胡浚写了《告同胞书》,申明“饿工”原由,“向诸位亲爱的同胞致歉”,贴在东营大门口。清晨,报社记者来访,派出王骏发、张光斗、赵锡恩接待。

  东营广大员工充满必胜信心,自觉遵守各项决定,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主管人员慑于群众力量,报务科长连报房也没进,呆坐在办公室里。平时不可一世,找茬儿骂人克人的股长,一反常态,到报房默默转了一圈,一声没吭,灰溜溜地走了。

  北平电信员工的“饿工”斗争,冲破国民党政府严禁罢工、怠工《条例》,犹如震撼天空的惊雷,把国民党军警宪特严密控制的反动堡垒炸开了缺口。北平电车公司、自来水公司等单位员工也纷纷要求改善待遇,天津、青岛、张家口等地电信员工也奋起斗争,要求按北平办法,发给救济金,斗争形势十分有利。

  当时,死硬顽固的局长聂传儒不在北平,一位工程师副局长主持工作,面对如此严重局面,惊慌失措,乱了方寸,急得嗓子也哑了。通过长途电话向电信总局和聂传儒告急,电信总局不予答复,聂传儒则态度强硬,吼叫:“我就不信弄不了这些人,不能答应他们的条件,等我回去再说。”

  副局长说:“不答应,问题闹大了更不好办。”地下党员监听到他们的对话,马上向陆禹汇报。陆禹指出:“饿工”斗争在政治上已经沉重打击了敌人,经济上也存在着胜利的可能,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利用有利形势,在局长没有回来之前,如果答应了基本条件,通过和群众充分协商,可以复工。

  “饿工”当天,副局长要求和小组长代表商谈,小组长代表说:“要谈,你向全体小组长去谈。”下午5时,再次在第七区电信管理局礼堂召开小组长联席会,陆禹不顾个人安危,隐蔽在会场外遥控指挥。面对员工的坚决斗争,当局无路可退,那位副局长哑着嗓子答应第二天给每名员工发救济金200元,三天内,再发40元,下欠60元积极筹划,其余两项,尽力向有关当局交涉,恳求马上复工。然后退席,小组长们进行讨论。这时,不少小组长坚持不达到300元目的不罢休,小组长徐慧芬(电话七局地下党支部书记)退到场外和陆禹秘密接头请示,陆禹认为:在聂传儒不准答应条件,等他回来再处理的情况下,这位副局长能答应240元,已属尽力了,而且距离原要求不远,可以复工,但要做好小组长们的工作,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徐慧芬回来带头发言表态,党员小组长们心领神会,配合默契,耐心说服,最后,一致同意接受条件,停止“饿工”,恢复工作。历时19小时又16分钟,给国民党沉重打击的北平3000名电信员工“饿工”斗争,胜利结束,《团结就是力量》歌声响彻云霄。

  北平电信员工“饿工”斗争,是第二条战线上一场出色战斗。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给予高度评价,仅隔6天,11月3日,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即刊登了《新华社陕北一日电》,介绍了北平电信员工的斗争情况后,说:“这一消息,使解放区军民对敌占区城市群众运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鼓舞了解放区军民对敌斗争的斗志。对敌斗争的第一条战线和在敌占区的第二条战线更加相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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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厂斗争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和华北野战军并肩战斗,平津解放在即。解放大军包围了北平城,守敌负隅顽抗,部队撤到城内。西直门、广安门、朝阳门外,500米以内的居民都被赶走,房屋拆光,修筑工事。到处乱抓壮丁,补充兵源和服苦役。组建了以特务分子为骨干的突击队和军警宪联合纠察队,全城警戒,突击队非法逮捕、刑讯我地下工作人员和爱国进步人士。1949年1月5日一次大搜捕,就抓捕了1000多人。纠察队荷枪实弹杀气腾腾,沿街巡逻,对“不法者”“当场抓获就地正法”,在天桥和新街口,当街枪杀老百姓,血染北平城。

  东营内一片混乱,由于当地解放,东北、华北的大中城市电报电路陆续中断。报房的电路标示牌上,凡电路中断即“翻牌”,这时形成大片“翻牌”。营业厅内,不通电报的城市公告越来越多,外地电报有的空运来平,用北平的电报纸抄出投送,伪造电路畅通,欺骗民众。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这条中国最早的有线电报电路也中断了,报房机器几乎全停了。

  广大员工饱受国民党迫害,挣扎在饥饿线上,经过历次斗争,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欢迎共产党,热烈盼解放。但也有一些人,虽然痛恨国民党,但受反动宣传影响,对共产党疑虑观望,再加上这时形形色色谣言纷至沓来,更增加了恐慌心理。当局主管,惶惶不可终日,神情紧张,不断开会,加强了电信检查和对员工的监视,以撤退到台湾、福州为诱饵,动员员工登记,和他们一道逃离北平。与此同时,驻东营的宪兵人数也增加了,严加看守。

  当时,地下党的任务是:广泛宣传党的城市政策,组织力量护厂、护校,保护城市的一切建设,争取团结可能团结的知识分子、公教人员,留下尽可能多的有用人才,配合与迎接解放军解放北平,为占领后管理城市做准备。《中共中央华北局对北平党准备迎接我军入城的工作意见》明确指出:电讯、电灯、自来水等公用事业,“应采取一切办法,保证不遭受破坏。……如遭受任何损失,都会造成入城后工作上严重的困难。因此就要依靠党和党员团结群众,采取各种方法,保护机器不受损坏。”陆禹向我们传达了上级党委指示,经过支委会研究,12月15日,在朝阳门外吉市口党员时长春家,召开了党员和积极分子会。我通报形势,做动员,安排护厂工作。大家激愤讨论,誓死保卫东营的战斗打响了!

  会后,党员和积极分子以各种借口搬到东营来住,日夜坚守。以党员何其庸为队长,组织了一支小的秘密巡逻队进行巡逻。1947年1月初,根据陆禹的布置,通过工会和当局协商,整顿了原有的群众消防队,秘密巡逻队员,都吸收到消防队中,利用这个合法组织,发动员工保卫东营。整顿后的消防队,由报务科长担任队长,中央室主任张受彬(他虽然是国民党大后方来的,但不同流合污,耿直正派)和王骏发担任副队长,下辖四个组,组长是行政股长、主任,12名副组长全部是地下党员、“民青”和积极分子,既便于开展工作,又把领导权掌握在党支部手里。它名为当局领导的消防队,实为地下党支部领导的秘密护厂队,有70多人,进行消防演习,存水,存沙土袋,挖防空壕,昼夜站岗放哨,围绕东营周围街道巡逻,保卫东营。在解放前夕最紧张的日子里,消防队团结教育广大员工,监督当局和敌人活动,防止破坏,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广泛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号召保卫东营。宣传“机器就是我们的饭碗”、“破坏机器就是砸我们的饭碗”。我写了《东营消防队告同仁书》,王骏发编了《消防手册》,号召:“我们是电信工人,保护机器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要使出所有的力量来,严防一切阴谋分子破坏我们的电信局。”针对谣言引起的恐惧,访问了外地解放后撤回来的电信员工,用他们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进行教育。利用搞通信的有利条件,收听新华社广播,广为宣传。《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年献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布告》《告北平各界同胞书》等文件,除秘密张贴在员工休息的地方外,巧妙地夹在积压发不出去的电报里,员工们翻着翻着,出现了共产党的文件,先是吃惊,继而认真阅读起来,看后,又悄悄传给别人。

  为防止当局阴谋破坏,打消一些主管人员对国民党的幻想,以“北平解放委员会”的名义,给行政主管发信,平时表现比较好的发《劝告信》,表现差的发《警告信》。为了震慑,决定把信寄到他们家里,但又不知道住址,我派积极分子金文江潜入报务科办公室,找出名册抄录下来,伪装笔迹写好信封,到远离东营的不同邮筒寄出。然后,布置党员和积极分子注意观察动向。

  为了团结工程技术人员,保护通讯器材,胡浚多次和中央室主任、工程师张受彬谈话,在胡浚的启发帮助下,他认清了国民党已被人民唾弃,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接受护厂任务,抵制当局把未拆封启用的机器设备运走的命令,和其他积极分子一起,连夜拆箱,设置秘密库房,把器材隐蔽起来。

  做好和平解放和武力解决的两手准备,向陆禹领了《纠察证》,内定了纠察队员名单,准备到时上街维持秩序,伙食团备粮、备菜,做好后勤准备。同时,与驻东营宪兵“联络感情”,宪兵班长爱打篮球,我就派会打篮球的党员李文书和积极分子与他一起玩。党员拿出衣服,并倾个人所有筹钱换成银元,一并放在党支部,准备如果打起来,就给宪兵银元,买通他们放下枪技换上便装当老百姓,不给国民党卖命。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东营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革命种子,结出丰硕之果!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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