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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周总理处理后事
韩宗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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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我经历了终生难忘的几个日日夜夜。此后很久的一天,我接到邓姨(因为邓颖超和我母亲的关系,从小我就称她为邓姨)的通知,要我去向她汇报那几天里我为总理所做的事情。我如实详细地向她老人家作了汇报。她听完后问我,“是谁安排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我告诉她,除了主持医院的悼念会是领导安排的以外,其他诸事都是我自己主动去做的。我也如实汇报了当时并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而是不由自主地认为这些事似乎就应该是由我去做的。当时我可能也考虑到医务人员在忙着整理总理生前的病历和总理去世后的总结工作,西花厅家里的人也都在忙于自己的工作,同时觉得我是晚辈,由我去做这些事情最合适。向老人家汇报完之后,邓姨叹了口气,说:“我们这辈子没儿没女,想不到恩来倒得了你的济了。”听了这简单的话语,我当时没有细想它的分量,后来的日子里,愈想愈觉得这话的分量很重,已经到了我自己都不能承受的地步了。每当想起这句话,我都感到这是老人家对我的过高褒奖。

  后来,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有关同志向我核对这一事实,我才确切了解到:北方人以“得济”为一种孝道。由于工作性质所致,我为世人爱戴和敬仰的周总理尽了一些孝道,我很欣慰,也很荣幸。有谁能像我一样为周总理做最后的穿衣、整容、守候在身边……这些是我30多年来所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同时也成为我最难忘的一段回忆。

  每当想到邓姨的那段话,想到总理两老,想到那几个难忘的日夜,我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主动请缨

  我从1950年开始做周总理的口腔保健医生,当时年仅27岁,在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做口腔科住院医师。我有幸到总理身边工作,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高超的医术,而是因为我父辈和总理的深厚友谊。严格地讲,还是因为我母亲和邓颖超年轻时在天津女子师范学堂是同学。1923年,我刚刚出生,邓姨在天津搞学生运动,常常去我家,抱我玩。又因抗战期间,我父亲在重庆开牙科诊所,总理在八路军办事处忙于国共合作,他们经常往来,我们晚辈都回避不过问大人的事儿。解放后,常听总理两老说起,父亲解放前做过一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后,总理就把上海新华社的办公房子无偿转让给父亲居住。总之,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同一般。

  1950年,总理需要镶牙,把父亲从上海叫到北京,诊断后父亲认为自己年事已高,那种高精密度的工作已不能胜任。于是把我从天津叫来问:“你能为总理镶这种假牙吗?”由于我在学校实习时就开始做这种难度大的工作,毕业后又在专家指导下做了很多,所以认为比较有把握,就干脆地回答说:“能。”于是我在父亲的指导下完成了这项任务,总理很满意。以后只要总理和邓姨牙齿不好,他们就把我叫来。由于频频来京出诊,1974年我被调到北京医院工作。由于北京医院的工作性质及任务,我成为一名为首长服务的口腔专业保健医生。

  1976年1月8日上午,我正在医院高干门诊上班。中午快下班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列车队从北门外开进医院,由于此前对总理身体最近不太好有所耳闻,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不好!”忙打电话询问,果然是周总理上午9时已逝世,车队将遗体护送到北京医院太平间。我急忙交代了一下工作,匆忙赶到太平间。当时,我见到有哨兵在保卫着总理的遗体,但我还是决定留下来,因为我知道后面的几天里肯定有不少事情需要做。下午,我抽空向领导汇报我打算留下来帮助处理总理的后事。得到同意后,我就开始了那几个难忘的日夜。

  当天晚上,为周总理做遗体解剖。除医疗组的医务人员外,卫生部的领导也在现场。手术由病理科马正中大夫主刀。有些人已很久没有见过总理了,当人们慢慢将被单掀开露出总理消瘦的面容和腹部的几处手术伤疤时,大家的心里都十分难过。当报告各个主要脏器都有癌瘤转移时,有人再也忍不住哭出了声音。尽管对医务人员来说,遗体解剖是对医学、对病人负责的严肃认真的科学工作,但大家因想到总理一生为革命、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在最后的日子里又饱受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而悲痛不已。

  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愈加猖狂,三令五申“不准戴黑纱,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去天安门”。然而,人心所向,戴黑纱的大有人在,去天安门悼念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当时,北京医院广大职工出于对总理的热爱,难忘总理对北京医院无尽的关爱与教导,强烈要求医院召开悼念会。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医院党委在院长林钧才的主持下,认真讨论了群众的意见,最后决定在北京医院召开悼念会,并让我主持。由于没有悼词,我们就以中央的讣告代替悼词在会上宣读。全院职工除了值班人员,几乎全都参加了,把当时的小礼堂挤得满满的。会场上方悬挂着总理遗像,周围摆满了花圈,气氛庄严肃穆,没有人讲话,只有默默的哀悼和一片唏嘘声。追悼会后,很多人仍然依依不舍,不肯离去,有的人再次向总理遗像深深地鞠躬。后来遗体告别时,又安排了北京医院职工在群众告别的间隙分批向总理告别,满足了大家的心愿。

  在此期间,医院的各项工作井然有序,和当时社会上一样。工厂里,学校里,大街上,公交车上都没有什么人谈笑,人们化悲痛为力量,都在忘我地工作着,这些都充分表明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崇敬和爱戴。

  为总理穿衣、整容

  遗体告别的前一天晚上,西花厅总理家里送来了总理的衣服,我一看,衬衣太旧了,除领子和袖口是白色的以外,其他地方都已发黄了,显然是换过领子和袖口的旧衬衣。我心里很难受,于是问可否换一件,但来人回答:“这是最完整的一件了。”我深知总理一生勤俭节约的作风,无奈地收下了。穿衣的时候,我留下了总理平时戴了多年的一块手表和那枚长方形的“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像章,没有给老人家一起带走。那是一块20世纪50年代最早生产的“上海牌”国产手表,留下手表是想留给人们看那白布的表带和还能自己转动的表盘。留下毛主席像章是想做个纪念,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像章,而总理唯独喜爱这枚“为人民服务”像章,因为总理时时不忘人民。至今,这两件文物都陈列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说到总理的节俭,我想起两件往事。一件是总理生前夜里和早晚起床时穿的一件毛巾浴衣,那是件由公务员高云秀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衣服,高云秀曾说:“没有一天不缝补的。”可见那件衣服已经不能再穿了,但总理就是不肯换新的。这件衣服现在也保存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另一件是总理1963年访问亚非14国前患唇炎,很厉害,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擦嘴的毛巾太旧太硬的刺激造成的。当我发现总理天天用这样的毛巾擦嘴时,就向工作人员提出“为什么不给总理换条新毛巾”,工作人员回答,“总理不让换”。后来,总理出访前同意换两条新毛巾,很快唇炎就痊愈了。总理类似的节俭事例数不胜数,不胜枚举。

  我们为总理穿上那套灰色中山装,发现由于病痛的折磨,总理瘦了许多,领子大出一寸多。没有办法,只好把领口在颈后用别针别进一寸多,这样从前面看领口才不显得过大。

  最困难的是理发、刮脸(实际上是剃胡须)。由于病痛,总理已经很久没有理发、刮脸了。马燕龙大夫事先提出,在遗体上刮脸绝不能刮破皮肤,只要刮破一点儿,就会出现一块“尸斑”。我很理解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设想如果把总理脸上的皮肤刮破形成了一块块的“尸斑”,那就等于破坏了总理的遗容。于是我再三对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和他的徒弟薄师傅(以前曾多年为总理理发)强调,一定不能刮破!我和两位师傅商量,遗体是刚从冰室取出来的,不能像正常情况下用热毛巾敷,只能用肥皂把胡须软化些,不赶时间,慢慢地刮,绝对不能刮破,哪怕刮不干净都可以。直到他们完全理解了,才开始让他们着手工作。最初,薄师傅一边伤心地哭一边颤抖着手工作,但她怎么也刮不下胡须,只好由朱师傅继续。朱师傅忍住悲痛,小心翼翼地用了近一个小时才把脸刮完,没有丝毫破损,这时在场的所有人才松了一口气。

  朱师傅在总理生前多次建议,甚至在1976年元旦前夕还托人给总理捎口信要为总理理一次发,干干净净过个年。总理不忍让朱师傅看到自己病重的模样而伤心流泪,始终不同意朱师傅到三〇五医院为自己理发。

  那天,朱殿华师徒来到北京医院,第一次见到重病后的周总理,他们一进门热泪就夺眶而出,不停地抽泣着。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总理竟然被疾病折磨成这个样子:浑身瘦得皮包骨头,脸颊凹陷,头发稀疏蓬乱,满脸胡茬,苍白的脸上满是褐色的老年斑点,朱师傅曾为之服务了几十载,他敬重的、风度翩翩的总理几乎使他一时认不出来,俗话说:已脱了形!

  此时的朱殿华师傅历历往事涌上心头:他绝不会忘记在那疯狂的年代,北京饭店同样是大字报铺天盖地,造反派批判他,叫他靠边站,剥夺他理发权,更不让他为中央领导人服务。一次,周总理到北京饭店理发,上面指定一个不熟悉总理的人为他理发。这位理发师费了好大的劲儿就是刮不了总理的胡子。结果,这个理发师自己搞得满头大汗,手也发抖了,硬是完不成任务,只好就此罢休。周总理批评了造反派,找饭店领导耐心地谈了话:朱师傅是一个理发师,他的技术好,年轻人(指造反派)还没掌握熟练的技术,为什么要夺朱师傅的权?就这样,没有多久,朱师傅被解放了,恢复了工作。

  朱师傅非常熟悉周总理的发型,没用多少时间就理完了发,此时才显露出总理平时的面容。然而长期受疾病折磨的总理,比主持四届全国人大时又瘦了许多,两眶两颊塌陷得厉害,显得两侧颧骨非常突出。我和马燕龙大夫商量,并传达邓姨对总理整容的要求,邓姨说:“恩来长期处在病中,还得保留点病容才好,不宜修饰得和健康人一个样。”马大夫在整容方面是个高手,听了老人家的意见,他心中更有数了。他从解决凹陷部位开始,用棉花垫高眼球和两颊,边做边征求大家意见,直到大家满意为止。然后是面部着色。考虑到灯光的强弱与着色的关系很大,遗体面部着色后不能变动,而灯光的变化很大,所以着色要适合灯光变化的要求,经过反复修改才最终完成。最后进行全面整理,直到覆盖党旗,把遗体安放在花丛中为止。

  深夜11点钟,经过理发、穿衣、整容及化妆后的总理遗体被安放在北京医院那只有几十平方米、条件极其简陋的太平间里。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记者们纷纷赶到医院来拍摄镜头,直至后半夜才结束。

  很多熟悉周总理的人都常说,“世界上最忙的人是周恩来,最辛苦、工作最多的人是周恩来”,“总理一生最后的十年是最艰难,受疾病的折磨最痛苦的十年”,可如今,他已经安睡,长眠不醒了,再想看见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已不再可能了……想到这些,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时,摄影记者和录像师正在从不同角度拍摄总理的遗容。想到再过两天遗体就要火化,总理的骨灰就要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里了,我心中更是悲痛欲绝……

  突然想到天快要亮了,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再不抓紧时间就要耽误遗体告别仪式了,我马上擦干眼泪,安排医院护校第四期的同学们整理打扫告别大厅。他们行动非常迅速,十分认真地把总理遗体周围摆放的君子兰的叶子一片片都擦拭得干干净净。为保证总理的遗容不受温度变化的影响,我们还经常测试室内温度,随时由马燕龙大夫整理遗容。

  最后的告别

  1976年1月1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的代表,到北京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

  1月10日上午,第一批来向总理告别的是医疗组的医护人员,其中有我熟悉的许多面孔,甚至还有和我一起工作了多年的老同事。1月8日那个沉痛的日子,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能挽回总理的生命,他们的悲伤可想而知。

  邓姨在秘书、护士和西花厅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带着老人家给总理的写着“小超哀献”的花圈前来告别。邓姨忍住悲伤,对我们为总理整容的工作频频点头表示满意。这时,我不敢靠近她老人家,只站在远处观望,因为我知道只要和她一见面就会引出一场悲伤,这里面凝结着两代人的情感。老人家在遗体前站了许久,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劝说下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接着来告别的是总理生前经常接触的工作人员,如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北京饭店和外交部的人员。总理几乎叫得出他们每个人的姓名,对他们的家庭、年龄等总理也了如指掌。他们进到告别厅就放声大哭,停留很久才含泪离去。

  下午,是中央领导同志前来告别。遗体的两侧各有四位部长守灵。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仪式的情景。

  江青是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走进告别厅的,正唏嘘着的人们把目光集中到她身上,只见她走到离周总理遗体大约1米远处,就站住了。这时江青仍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她没有看一眼周总理的遗容,更没有向周总理遗体鞠躬与致哀,自然,在她脸上没有泪痕,更见不到丝毫悲伤的神情,她连最起码的礼节都没有,大家对此感到意外、不解和不悦。她只是转动着身子大声喊着:“小超,小超……”有人搀扶着邓颖超走来,江青拥抱了她,对她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

  那时,电视机尚没有今天这样普及,多半是机关及单位里集体收看电视新闻联播节目。人们注意到唯有江青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丝毫悲哀,更没有泪痕,她竟然连帽子都没有脱!她有意当众怠慢周总理的无礼行为暴露在全国百姓面前。坐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一幕的群众禁不住愤怒地大声吼叫起来:“把帽子脱下来!脱帽!脱帽……”大家将见到的情景愤恨地奔走相告,很快传遍了首都和全国。

  朱德委员长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好,仍冒着刺骨的寒风赶来。他走到周总理的遗体前,脱帽,举起右手,向总理郑重地行军礼致哀致敬,这个军礼表达了他们之间近50年的战斗友谊和深厚感情。朱老总紧紧握住邓颖超的手,用无声的语言道出了心里的话。当他走出去的时候,还不时地回头,依依不舍。

  郭沫若当时正在北京医院住院,当他得知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时,难过得昏了过去,经抢救才苏醒过来。告别那天,他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坚持要到告别厅去告别,回到病房用颤抖的手写下《悼念周总理》诗一首:

  革命前驱辅弼才,
  巨星隐翳五洲哀。
  军民热泪纷纷落,
  吊唁洪潮滚滚来。
  盛德在人长不朽,
  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月辉耀,
  天不能死地难埋。

  第二天,郭老让夫人于立群将诗抄了一份给我。这首诗的誊写件我一直珍藏着,直到天津建成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我才把这首珍贵的诗连同总理两老送我的所有文物一并送交纪念馆珍藏。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当时也在北京医院住院手术。告别那天,他坐着轮椅前来告别。当他见到周总理遗体时,眼含热泪,从轮椅上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向总理三鞠躬,深情地注视着总理的仪容,然后坐轮椅绕总理遗体一圈后还要再绕一圈,工作人员怎样劝解都不行。当再次绕到总理身旁,他吃力地又从轮椅上站起来,再次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还想多停留一会儿。经劝解后才噙着眼泪不断地凝视,依依不舍地离去。

  第一天的告别活动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多,由于考虑到遗体保存不得不中止告别活动。外面还有许多群众不肯离去。有很多人是从清晨就赶来的,他们冒着严寒,已站立了多个小时,就是想再看总理一眼。但当他们得知保护遗体的道理后,还是默默地离去了。看到这些群众,真让我深受感动。

  治丧委员会规定1月10日和11日两天,在北京医院太平间进行总理遗体告别仪式,上面不断发出限制遗体告别仪式的时间、压缩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数等通知,这导致群众极大的不满与愤恨情绪。

  有的单位领导对上头这种不得人心的做法亦不赞成,却也无可奈何,因为无法向群众作出合理的解释。于是,他们便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应付上头的态度。老百姓也不是傻瓜,早就心里有数。许多中央国家机关与北京市的许多单位便自发组织群众前来北京医院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东单大华路、台基厂头条、东交民巷及北京医院西门外等处,前来悼念的群众将北京医院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得水泄不通。那时,“四人帮”仍在台上张狂,限制群众参加悼念周总理活动的人数。他们低估了老百姓的觉悟和对周总理的感情,只想到了限制白天的人数,以为晚上不会有人来参加悼念活动了。他们更不会想到许多机关干部带头在夜间进行有组织的悼念活动。他们自己做了蠢事,让平民百姓钻了空子,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白天黑夜连续进行悼念活动,群众的这种逆反心理,导致出现了同他们愿望相反的情况,使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好几倍!此乃“四人帮”始料未及的。

  两天的告别活动很快结束了。1月11日下午5时左右,载着周总理遗体的灵车缓缓地向八宝山驶去。百万群众手拿条幅,胸戴白花,肃立在长安街两侧,顶着寒风,哭送人民的好总理,这就是“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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