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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的三个女儿
易凤葵 袁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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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现代史上诞生了许多杰出的女性,她们中有很多是同胞姐妹。这些同胞姐妹,有的出自名门望族,有的出自革命家庭。湖南宁乡的“何家三姐妹”,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的3个女儿——何实懿、何实山、何实嗣。

  她们生长于英雄辈出的地方,红土地培育了她们与众不同的气质和品性

  沙田位于宁乡县西部山区,偏僻而宁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就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乡里,却诞生了何叔衡、谢觉哉等一批杰出人物。

  何家三姐妹生于斯、长于斯,从小就在父辈的影响下,经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她们的名字都是父亲取的,而且都有些来历。由于她们三姐妹分别在沙田何姓家族同辈中排行第十一、十三、十四,父亲在为她们取名时,充分考虑了这一点,取其排行谐音为其名。除了遵循家族的传统外,何叔衡给女儿们取的名字还另有深意。大女儿何实懿于1903年出生,而在此之前,何叔衡与妻子袁少娥的第一个儿子不幸夭折。对于女儿的出生,其他家人都反应冷淡,惟独何叔衡对女儿的出世是满心欢喜,并为其取名“实懿”,希望她将来成为女中典范;二女儿何实山于1905年1月12日出生。何叔衡并不像妻子一样对生的又是女儿感到丧气,为了安慰妻子,也为了向家人、亲友表示他并不看轻女孩,何叔衡还特意在二女儿“三朝”那天摆酒请客,并为她取名“实山”,希望她做一个实实在在、顶天立地的人;三女儿何实嗣于1908年4月出生。至此,何叔衡已有3个女儿了,却无一个儿子。这一次,举家上下和亲戚本家都怂恿他纳妾了。面对这种封建传统的压力,何叔衡终于忍不住愤怒了,他大声对前来劝其纳妾的人说:“谁说我断了后?有女就是有后,这个女儿我就叫她实嗣,她就是我家的实际继承人。”

  杓子冲的枫叶由绿变红、又由红变绿,三姐妹都已到了读书的年纪。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姐妹3人的性格也各不相同。也许只能说是父亲给取的名字太贴切了,她们名字都恰如其分的反映出各自的性格。大姐实懿不但长得水灵,而且从小就温柔乖巧,算是姐妹中最勤快、最听话的了,她的性格像极了母亲;实山的性格则极为敦厚,待人诚恳,姐妹中一有矛盾,她总是第一个出来“调停”,姐姐和妹妹都愿意听她的,同村的伙伴们也最爱和她一起玩;只有实嗣是男孩子的个性,从小胆子天大、敢做敢当,甚至同村的一些男孩子都怕她,性格颇像父亲。

  对于这3个宝贝女儿,何叔衡打心眼里喜欢。他对女儿的爱不仅表现在为其取名上,还体现在以父亲的慈爱和师长的严厉来培育她们成长。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何家三姐妹是幸运的,她们有幸在沙田这方红色热土出生、成长,她们更有幸拥有一位思想开明、有远见卓识的父亲。何叔衡一贯认为男女应当平等,对“重男轻女”的封建陋习深恶痛绝,这一思想也深深影响到了3个女儿。有一年暑假,何叔衡从学校回到家中,刚到门口便见到女儿们一字排开坐在门槛上,口中念着“笑莫露齿,话莫高声”之类的封建礼训,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摸着女儿们的头说:“我的女儿不要学这些臭规矩,你们有话可以大声讲,想笑就放声大笑吧!来,现在比赛,看谁的笑声最大!”霎时间,父女4人的笑声响彻何家大屋,引得屋里的人都出来看热闹。何叔衡还坚决不允许家里给3个女儿裹脚,他把家里的裹脚布全搜拢来用刀砍碎,还作《放脚歌》一首:

  ……

  走起路来像残疾,摇摇摆摆出洋相。
  快学何家闺女样,大手大脚好姑娘。

  后来这首《放脚歌》在当地广为传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21年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之年,也可以说是决定何家三姐妹命运的一年。这年盛夏,刚刚参加完中共一大的何叔衡从上海回到了沙田,对3个女儿的人生道路作了安排和指引。此时,何实懿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不但模样俊俏,而且生性温柔细腻、善解人意。父亲走后不久,她便嫁给了附近一个姓王的忠厚农民,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照顾、陪伴着爷爷和母亲。实山、实嗣姐妹早就在宁乡县城读书。实山在宁乡女子职业学校,实嗣在宁乡第一女校。在学校读书期间,她们带头剪掉了象征封建传统的辫子,表达了同封建思想彻底决裂的决心。何实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实践中锻炼自己;而何实嗣则是学校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在同学中威望颇高。1923年上半年,宁乡第一女校调来一个叫段蕴辉的人当校长,此人是个守旧派,满口“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之类的言论。有一次,此人又拿这些陈词滥调来毕业班训话,不满16岁的何实嗣实在忍受不了,就站起来质问:“五四运动都过去这么多年,清王朝也早已推翻,段校长怎么老是宣传这些封建思想?妇女解放还要不要?”校长哪能容学生顶撞,于是破口大骂,骂实嗣是不受教育的东西,养女不教如养猪。如父亲一样耿直坦荡、感情强烈的实嗣哪受得了,于是与之对骂起来。段校长气得面红耳赤,走过来准备将她拖出去,她竟一拳打在了校长当胸。这还了得,校方开除了何实嗣学籍。后来何叔衡知道此事后,笑着说:“我的女儿敢打保守校长,这还不错。”1925年,姐妹俩在父亲的引导和安排下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

  革命战争年代,她们舍小家为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奋斗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何实山与何实嗣一同从长沙回到宁乡工作。此时的何实山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幼年同伴、少时同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夏尺冰结婚。姐妹俩回到宁乡后,发现县团防局等反动武装在到处捉拿共产党员,沙田老家早已不能立足了。不仅如此,她们还遭到族人的驱逐,不准姓何。只有大姐何实懿仍默默坚守着,家中稍有些事,她便想方设法回来帮着做。在那样的困境中,何实懿对这个家的照顾是爷爷和母亲最大的慰藉。实山、实嗣虽然很想见见母亲和姐姐,但迫于形势只能徒叹奈何。她们在组织安排下来到唐市张氏族校,以教书为掩护秘密为党工作。不久后,中共宁乡县委机关也秘密迁到唐市,何实山担任了妇女委员,何实嗣负责青年工作,仍以教书为掩护。姐妹俩的工作逐渐繁忙起来,露面的次数多了,麻烦也来了。“何叔衡的两个女儿都在张氏族校教书”的消息不胫而走,危险在悄然逼近……

  1928年4月初的一天,天还没大亮,张氏族校便被团防局悄悄围住了。几个男党员在县委书记姜运开的带领下从后墙下面的池塘逃走了,何实山、何实嗣不会游泳,只得另想办法。情急之下,姐妹俩赶紧把平时学员们做的一些普通服装换上,打扮得越土气越好,决定实在躲不开了就说自己是女子职业班的学员——女子职业班的学员都是成年妇女。学员们知道消息后,为了掩护她们,都往学校里面涌,等天亮后里面已有了许多人,然后故意又以今天不能上课为由要出去。随着人的出出进进,何家姐妹就夹杂其中溜出去了。团丁们围到中午,一无所获。经历这次险情后,姐妹俩先是投奔了安化县的一个亲戚家,后来又回到宁乡,住进何叔衡少时同窗——徐瑞贞的家里,在这一住就是半年。在此期间,何实山生下了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儿子,后来夏尺冰给儿子取名“威逊”。不久后,何实山随夏尺冰一起到湘阴的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工作,小威逊只好放在宁乡的亲戚家寄养。何实嗣则转移到上海。

  1928年秋,何实嗣第一次踏上了上海的土地,但她没有见到父亲何叔衡,何叔衡此时已远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去了。组织上将何实嗣安排在由毛泽民负责的聚成印刷公司工作。在这里,一位上海小伙子逐渐引起了她的注意。他叫杜延庆,上海嘉定人,为人热情诚恳,对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的何实嗣照顾有加,还介绍何实嗣转为了中共党员。慢慢的,何实嗣对这个清瘦的上海小伙子产生了好感,她感到这位青年身上有一股力量在时刻感染、激励着自己向上。杜延庆也暗暗喜欢上了这个开朗大方的湖南妹子。这年冬天,印刷厂被查封了,毛泽民立即宣布疏散全部工人,听候党组织的下一步安排。1929年春节后不久,杜延庆和何实嗣在毛泽民家里置办了一桌新婚酒席,一对有情人就在这样的危难时刻结成了革命伴侣。婚后,何实嗣随杜延庆回其老家嘉定。1930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杜忠厚出生。何实嗣夫妇只在嘉定休养了几个月,便返回上海工作,小忠厚只好放在嘉定。回上海后,他们仍从事印刷工作,只是不在同一个厂。1930年9月,杜延庆因印刷厂暴露而被捕,被判8个月监禁。1930年秋,何叔衡返回上海。不久何实山、夏尺冰也来到上海。

  何实山在来上海前已怀上了第二个孩子,由于路上的奔波劳累,她到上海不久便因病流产了,医生说她不宜再生育,动员她做了子宫切除手术。这意味着她从此不能再为人母。何实山养一段时间后,被组织分配到毛泽民负责的印刷厂,和妹妹实嗣同做装订工作。那时的局势已非常紧张,中共的地下机关大多被破坏了。何实山在印刷厂工作才几天,便与妹妹一道被捕了。在狱中,姐妹俩装成乡下来的年轻人,说是不懂政治,来上海做工,为了混口饭吃才到印刷厂当小工的,国民党的警察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到其他证据,就暂时把她们关起来。

  一个女婿和两个女儿先后被捕,令何叔衡心急如焚,正当他思谋着如何设法营救时,报上的一条消息却令他如雷击顶——夏尺冰在长沙英勇就义。夏尺冰是3月初从上海返回长沙的,由于交通员叛变,他刚到长沙就被捕了。敌人知道他是何叔衡的女婿后大喜过望,企图从他口中得到重要情报,便对他严刑逼供、反复提审,前后折磨了两个多月。他咬着牙,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终于使敌人老羞成怒。6月15日,夏尺冰以一腔热血染红了长沙的土地,用生命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

  何实山与何实嗣出狱后,何叔衡将夏尺冰牺牲的噩耗告诉了她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何实山几乎晕厥过去,扑到父亲怀里泣不成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何实山都无法摆脱这种让心灵滴血的伤痛。是年底,她被调到了中共中央交通局,主要做内勤工作。该局的负责人就是此前和夏尽冰、何实山一道来上海的陈刚。陈刚已经知道夏尺冰牺牲的消息,十分同情何实山的艰难处境,在生活上、工作中处处关心她,这让何实山在感激之余更增添了一分力量,渐渐从悲痛中走了出来。

  1931年11月,由于上海的环境日益恶劣,中共中央决定要何叔衡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去。正式启程前一天,何叔衡叫来女儿、女婿,也把陈刚请来了,在住处亲手置办了一小席酒菜,算是自己的告别宴。何叔衡最不放心的就是二女儿:“实山啊,尺冰是不能复生的,合适了,经党组织批准就结婚,也好相互有个照应。”他边说边看着陈刚。实山已是满脸绯红,陈刚则默默地点了点头。接着,何叔衡从手上摘下一个刻着“衡”字的戒指递给何实山,“你结婚时我肯定不会在场,这戒指就送给你作纪念吧!”他又叮嘱已有孕在身的何实嗣,要她注意身体,有精力就多为党做一些工作。何叔衡对儿女们说:“既要随时准备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也要尽可能避敌锋芒,坚决不做不必要的牺牲。”不曾想,这竟成了何叔衡对儿女们最后的叮嘱。

  当时的交通局除了联络、沟通上下关系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收发各党组的交通经费,而这也是何实山的主要工作。她是外地人,经常要携带钱物出入各处,不但要躲避警察特务,还要防范地痞流氓,有好几次都是身处险境,幸而她胆大心细,一一化险为夷。1932年2月,何实山和陈刚经党组织批准正式结婚,成为相伴一生的革命伴侣。

  由于地下工作的关系,何实山与妹妹何实嗣虽然相距不远,却极少有机会见面。193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何实山正在准备晚饭,杜延庆突然来了。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杜延庆便说:“我……她,她生了!”何实山欣慰一笑:“是啊,是时候了哩!你也别太急,好不容易来一趟,吃了饭再走吧。”“不了,我还要回去照顾她。”杜延庆说着便往外走。“那生的是……”何实山急忙追问。“嘿,是男孩!我先回去了。”何实山追了出去,冲杜延庆的背影喊道:“你看你急的!告诉妹妹,过两天我就去看她。”两天后,她便和陈刚一道特意去了一趟妹妹家。姐妹见面,倍觉亲切,实嗣拉着姐姐闲话家常,陈刚和杜延庆两个大男人自觉去张罗午饭。饭桌上,大家聊起了父亲,决定由杜延庆执笔,代表他们4人给父亲写封信,告知他们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临走时,何实山把身上的钱都给了何实嗣,叮嘱她多吃点东西,注意身体。

  这年春夏之交,温柔贤淑的何实懿不慎感染伤寒,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小山村一病不起,不久后便不治身亡,年仅29岁。何实懿一辈子都没有走出沙田,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她继承了父亲的秉性,甘为革命充当后盾,为这个革命的家庭默默奉献了一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何实山、何实嗣姐妹被组织安排在后方工作,她们同样也在战斗,只不过是处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早在1935年夏秋时节,陈刚、何实山夫妇先后被派往莫斯科工作和学习。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高涨,“回国抗日去”的念头在他们脑海中越来越强烈。1937年底,他们辗转来到延安,却没有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父亲。何实山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几日后,他们一同去看望了父亲的同乡兼老友谢觉哉。寒喧过后,何实山急急地向谢老询问起父亲的情况。谁知谢觉哉把身子背了过去,良久,才转过来对何实山说:“实山,要挺住,你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他是个好人,是牛一样的硬汉……”说着已是老泪纵横。原来,何叔衡早在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转移途中就不幸牺牲,用生命实践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诺言!这个消息对于何实山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她大哭了一场,久久不能释怀。而远在重庆的何实嗣因为丈夫杜延庆善意的隐瞒,对此还一无所知。直到1940年夏从重庆来到延安后,何实嗣才从姐姐口中得知父亲早已牺牲,姐妹俩抱头痛哭了一场。这年重阳节,何实山、何实嗣夫妇4人相约来到宝塔山,采菊为香,将酒酹地,以抒发对父亲的无尽哀思……

  在延安,姐妹俩经常见面。这是一段愉快的生活,她们先后进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何实山被分配到中央情报部,担任了人事处处长,何实嗣则留在中央党校秘书处工作。陈刚担任了中央社会部第二室主任,而杜延庆则干回老本行印刷工作,不久又担任了中央印刷厂副厂长。1945年,他们分别以中央机关代表和四川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共七大。这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同样也为何实山、何实嗣之后的人生道路指明了方向。是年底,陈刚与何实山远赴东北,从这时起,何实山更名为石础。次年初,杜延庆和何实嗣再赴重庆,开展工会工作。

  她们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虽历尽沧桑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和正确的方向

  1950年仲夏,古城西安。何实嗣以前来过这里,这次却要长住了。杜延庆此时已担任西北总工会副主席,中央照顾他们的夫妻关系,分配何实嗣到西安工作。何实嗣把自己在北京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丈夫。原来,何实嗣是随中央机关一同进入北京的,她先是在统战部工作,后来调任政务院科长。全国解放前夕,她又被调回中南海印刷厂担任党支部书记。厂子隶属于政务院,规模不大,要求却很高。新中国成立伊始,各种机构刚刚成立,文件、报告印刷量大得惊人,何实嗣的工作非常繁忙。她给丈夫讲起了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情景,描述了毛泽东作报告时的神采,以及后来中央的领袖们和她们这些工作人员合影的情景,神情异常兴奋。那时姐姐何实山也在北京,姐妹俩经常会面。实嗣还告诉杜延庆,姐姐去了一趟湖南宁乡的老家,看望了年迈的母亲,并带回了她的儿子威逊。

  刚到西北总工会时,何实嗣担任了劳保部长。没多久,她就坐不住了,恰好当时要派一支工作队入新疆,何实嗣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获得批准。到新疆后,她又主动请缨到伊犁工作。省里的领导开始不同意,因为那里形势复杂、环境凶险,担心她的安全,可她的态度异常坚决,领导只得同意。何实嗣到伊犁工作了几个月,不怕苦不怕累,做事雷厉风行,冒着各种潜在的危险向工人宣传我党路线方针和民族政策,通过她的宣传发动,那里的工会民主改革很快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由于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何实嗣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和同志们的爱戴。1954年,她作为西北总工会的代表随李贞将军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同年,她与丈夫被调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回到全总后,夫妻双双被安排到干部学校学习,一学就是3年。

  1958年起,全国掀起了大跃进高潮。随着“五风”错误的泛滥,全国经济形势越来越紧张,许多地方甚至民不聊生。这年初冬时节,在四川工作了11个年头、已担任四川省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的何实山,深入四川内红农村调查老百姓的生活情况。50多岁的何实山不顾山路难行,在听了当地一位村长“即使3年不打一粒粮食,我们食堂也能维持下去”之类的汇报后,决定只带一个女秘书随行,到农民家里面看一看。天色渐暗,忽然,道路一旁有声响,秘书眼尖,看到在一棵枞树后躲着一个人,便大喊“什么人?”一个当地的农家汉子怯怯地走了出来,肩上扛着一个麻袋。何实山上前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小堆生姜般大小的红薯。经过询问,何实山知道了这人是食堂的一位炊事员,因为粮食短缺,从土窖里掏半麻袋准备做种的红薯出来煮给大家吃,全食堂的人也就一人一个。炊事员知道何实山是省里来的干部,吓得不轻,跪地请求何实山不要把他说的话告诉村长,要不然自己可能会被斗争死的。何实山扶起炊事员,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原来群众的生活已经困难到了这种程度!原来说句实话还要冒掉脑袋的危险!接下来看到的情景更让何实山永生难忘。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了12年后的中国,老百姓竟然还要面对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存危机!这天晚上,何实山失眠了。她决定把这次调查到的情况如实地向省委汇报。

  20世纪60年代初,何实嗣调任北京市化工研究所所长兼党支部书记。面对当时的生活困难情况,何实嗣尽全力地为同志们提供方便,大到科研设备的购买,小到谁家有人病了,或哪家有刚生的孩子等,她都记挂在心上。她就像父亲何叔衡当年在湘江学校一样,是一条“老黄牛”。

  1961年下半年,随着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实施,全国经济开始复苏,姐妹俩又看到了新的希望。然而,让她们始料未及的是,几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山雨欲来风满楼”,随着运动的发展,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受到了冲击和批判。身在北京的何实嗣、杜延庆打电话给何实山,把北京的一些情况告诉她。而何实山则告诉他们,成都已闹得天翻地覆。一夜之间,成都的大街小巷就贴满了大字报,到处都是游行的队伍,口号喊得震天响,从中央的领导人,到基层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统统要打倒!面对这种情景,陈刚和何实山当然感到了局势的严峻,尽管他们知道自己没犯什么罪,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久后,陈刚被“勒令”停职反省,不用什么手续,一纸大字报宣布了事。1966年底,他被当作牛鬼蛇神关押起来。他们的家也被抄了,连何叔衡生前送给何实山的那枚戒指也被抄走。不久后,何实山也接到通知,要她到党校去集训。在北京的杜延庆、何实嗣也受到了冲击。两人先后都靠边站,接受造反派的批判斗争,继而又进党校、牛棚、接受劳动改造……对于这些,他们都能忍受,但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人竟然对何叔衡的历史提出疑问。这些人认定何叔衡是跳崖自杀,按照他们机械的判断,凡是自杀的都是自绝于人民。于是,在对杜延庆和何实嗣的批判中又多了个问题,问他们的父亲是不是烈士。对此,杜延庆和何实嗣回答得很肯定,他们决不允许这群少不更事的红卫兵污辱他们的父亲,何实嗣更是理直气壮地说:“毛主席早就作过了结论,你们去问他老人家吧!”

  1967年6月7日,被造反派关押半年多、长期经受精神和肉体折磨的陈刚在四川含恨离开了人世,时年61岁。想到丈夫为革命奋斗一生,竟换来如此的结局,何实山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有人出来喝止:“哭什么?一个反革命死了有什么值得哭的?而且他是自杀的,是自绝于党和人民。”“不,不可能!”何实山强忍悲痛,坚决反击道:“陈刚的个性我最清楚,他是绝不会自杀的!绝不会!”她急急地离开了陈刚的遗体,四处找人反映情况。她要把这个消息报告中央。造反派此时慌了神,他们立即报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有人指示他们,给陈刚加上叛徒、历史反革命的罪名立即火化。然而,也恰在这时候,传来了周恩来的指示:陈刚同志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这个由中央负责,你们必须保护遗体,查明死因上报。按这一指示,成都、北京等地的医生对陈刚的遗体进行了鉴定,一致的结论是:“由于心脏病恶化,发生急性心力衰竭致死。”本来有这样的结论就足够证明一切了,但造反派刻意隐瞒了实情,直到1973年,问题才得以解决。先是中共四川省委恢复,党的权威重新树立起来,接着何实山被解放出来,担任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在何实山的要求下,省委指派专人负责解决陈刚的问题,查出了1967年时由成都、北京等地医生所作出的联合鉴定,立即上报了中央。周恩来很重视,亲自过问这个事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为陈刚恢复名誉,批准为陈刚发丧,举行了追悼会。何实山戴着白花走在灵车前,面对前来为陈刚送葬的干部、群众,她感动得泪流满面。“陈刚,你若在天有灵,也可以安息了!”

  1976年,“文革”结束。春回大地,何实山、何实嗣历尽沧桑仍不改初衷,她们把自己的晚年岁月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和人民。1977年11月,何实山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78年,她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她一如既往地像老黄牛一样地工作,为四川人民的富裕安康呕心沥血。1990年9月17日,何实山在成都病逝,享年85岁。何实嗣则于1978年担任了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84年还兼任了北京市参事室副主任。1989年1月,何实嗣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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