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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重大历史关头的叶剑英 (2)
苗体君   窦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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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反对张国焘,拥护毛泽东

  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叶剑英先在上海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经周恩来同意,1931年4月,叶剑英到达江西瑞金,担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并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中央、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1935年6月下旬,党中央、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根据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已走向新的高潮,华北已成为抗日斗争前线的形势,中央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线阵地,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依仗他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向党中央闹独立,他反对红军北上的主张,提出向川、康地区退却或南下的意见。为了解决这一重大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于6月26日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利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国的胜利”。红军北上时,“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的主要危险”。这个决定是十分符合当时形势的,是完全正确的。会后,张国焘一回到驻地,就立即致电党中央,仍坚持南下,并在部队散布不信任党中央的言论,策动他的支持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竟然提出要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央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6月29日任命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还把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让给张国焘。这样,张国焘才勉强同意红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为了动员张国焘北上,党中央还派叶剑英到红四方面军里工作,7月,叶剑英又被中央任命为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作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坚决反对,他按照中央北上的精神,抓紧做好部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工作,同时积极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使红军在毛儿盖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丧失了占领松潘的机会。8月3日,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经草地北上。据此,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一、四方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北上阿西。党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在党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于8月初来到毛儿盖。他一到,就又向党中央发难,反对北上。为此中央于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两河口决定北上方针的正确性,要求红军必须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反对分裂。可是,张国焘的个人野心继续膨胀。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就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相反,他继续坚持要左、右两路军全力出洮河以西,越黄河深入到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的主张。中央三令五申,一再催促他率部出墨洼、班佑,同巴西地区的右路军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率部向东挪动,但又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上下三十里均无涉点”,停止东进,拒绝向右路军靠拢。

  9月9日,张国焘给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发去密电,要他们“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密电到达时,恰逢陈昌浩正在向部队讲话,发报员就把密电交给了在会场外的叶剑英。叶剑英看完密电后,认为情况万分危急,立即冒着生命危险迅速而巧妙地将密电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就把密电记在了卷烟纸上,随后叶剑英又把密电带回会场,当时陈昌浩还在讲话,会议结束后,叶剑英才把密电交给陈昌浩。党中央据此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率领红一、三军团主力北上,当天夜里就离开了巴西,脱离危险境地。叶剑英也回到驻地,以“打粮准备南下”的名义,率领军委纵队脱离险境赶上北上的红一、三军团。

  在危急关头,若不是叶剑英机智地将密电及时报告给毛泽东,红军内部将可能发生武装冲突,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967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曾对杨成武谈起此事,还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四、粉碎“四人帮”,支持邓小平

  1966年5月,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叶剑英当时正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1967年,上海爆发了“一月风暴”,随之全国各地纷纷开展夺权运动,形势变得越来越乱。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把矛头指向军队,要在部队中开展“揪军队一小撮”,使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受到更加猛烈的冲击。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坚决表示,为了国家和人民,决不允许在部队搞“四大”。针对江青打击陷害军队老干部,企图乱军夺权的阴谋,叶剑英气愤至极,拍案痛斥江青之流,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江青等人被叶剑英的义正词严吓得呆若木鸡。不久,叶剑英又主持召开军委碰头会,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制定了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准下发执行,接着又制定七项规定。这些对稳定部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月6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叶剑英对陈伯达一伙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他还质问康生:“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事后,林彪、江青一伙把二月前后同他们进行的这场斗争诬陷为“二月逆流”,并进行批判,康生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

  1971年9月,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叶剑英的处境稍有好转,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随后,叶剑英又开始与“四人帮”苦苦周旋。1973年初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受“四人帮”排斥的邓小平复出工作,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接着周恩来又向中央建议在他生病住院期间,由邓小平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实际是同时负责党政军的日常工作。1975年,为了拯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邓小平便大刀阔斧地开展整顿工作,国家局势有所好转,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得到人民的拥护。但由于“四人帮”把持宣传舆论工具,他们诬陷邓小平整顿是右倾翻案。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是年清明节前夕,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自发的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活动,天安门广场成为声讨“四人帮”的战场。“四人帮”就借此对邓小平罗织罪名,进行政治诬陷。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决定。随后,邓小平受到监管。7月6日朱德病逝,9月9日毛泽东病逝,举国悲痛。在毛泽东弥留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经到他的病房,排着队一个一个看望他。当时,毛泽东的意识还清醒。当叶剑英走到他跟前时,他的眼睛突然一亮,轻轻地抬了抬手。可是,泪眼模糊的叶剑英并没有觉察,走出病房后,护士跑出来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去。”叶剑英立即返回到病床前。毛泽东睁大眼睛注视着叶剑英,欲语不能。叶剑英又急又悲,觉得毛泽东肯定有话要说,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却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人民共和国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当时的形势正如叶剑英指出的“情况已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不破了‘四人帮’,中央就立不起来。不破‘四人帮’,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难之时,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不负众望,挺身而出,在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下,10月6日,华国峰、叶剑英亲自坐镇怀仁堂指挥抓捕“四人帮”的行动,前后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没有费一枪一弹,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就提出,应该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当时邓小平正生病住在医院里,不久,叶剑英就安排邓小平一家住到西山,为了邓小平今后工作方便,叶剑英指示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负责送文件给邓小平。经叶剑英的积极努力,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以全票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叶剑英为确立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领导地位,起到了重大作用。

  1986年10月22日凌晨1时16分,叶剑英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10月31日,叶剑英的骨灰由专机从北京送到广州,暂时停放在广州农民讲习所旧址内。1987年10月22日,在叶剑英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举行叶剑英半身石雕像落成和灵骨安放仪式,叶剑英又回到了当年他和张太雷等同志领导下参加广州起义而英勇牺牲的战友们身边,同他们长眠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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