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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勇善谋、功名为下的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
张冬梅   许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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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粟裕第一次进入高层视野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0年10月,他指挥了著名的黄桥大战,是役,他消灭的敌人比自己的兵力还多。惊讶之余,毛泽东富有远见地评价说:“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以后可以指挥四五十万人马。”

  毛泽东没有看错人。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威名大震。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会兵后,毛泽东明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正司令在位的情况下,把战役指挥权交给副司令,这不仅在我军历史上是唯一的,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也罕见。粟裕不辱使命,相继成功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土集等战役。1948年5月,粟裕被任命为华野代司令员兼政委,实际上成为华东战区最高指挥员独当一面,旋即又指挥了豫东和济南战役。之后的淮海战役是粟裕的巅峰之作。

  在粟裕成功的多种因素中,有一点与众不同,那就是他颇具公心与战略眼光。

  “立德”:功名为下,公心为上

  关于粟裕淡泊名利、功名为下,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两让司令”。

  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华中局建议由粟裕留华中任司令,中央军委复电表示同意。粟裕于27日收到复电后,当日即电呈中共中央表示“不胜惶恐”,他推举张鼎丞为军区司令,自己改任副职,并指出这样安排“更有利于今后工作”,因为“(张鼎丞)对于执行党的政策与掌握全局,均远非职之能及”,况且张鼎丞资历也比自己高。粟裕这样做,无非是为了维护领导班子的团结,顾全大局。在中央军委任职命令已经下达的情况下,粟裕主动让位实属难得,充分表现出他的公心。

  粟裕第二次让司令是1948年5月,他奉命与陈毅一起赴西柏坡向中央军委当面汇报工作。毛泽东不但采纳了粟裕的建议,把本欲渡江南下的三个纵队留在中原打大仗,还有意把陈毅调到中原军区和中原局工作。陈毅调动一事没有任何“先兆”,是毛泽东临时决定的,这一调动实际是为了让粟裕放手大干一场。当毛泽东告诉粟裕“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时,粟裕感到“太意外”了,他立即再三请求让陈毅回华野,但毛泽东决心已定。最后,粟裕仍然请求保留陈毅华野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由他代行其职。毛泽东显然没想到粟裕会提出这个建议,但还是在“沉思了一下”后答应了。粟裕与陈毅一武一文,长期搭档,配合默契。一般来说,陈毅“主政”,粟裕“主军”,有陈毅在,粟裕能够专意于军事,并且屡建战功。陈毅现在要到中原工作了,粟裕不得不军政大梁一肩挑,但他还是请求保留陈毅的华野原职。一方面表现了他对陈毅的充分尊重,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粟裕不为名,只惟事业的高风亮节。

  解放战争初期,粟裕、陈毅和中央军委关于华中野战军作战地域的选择问题有过长期而激烈的争论,其实质为“内线歼敌”还是“出击外线”的战略分歧。粟裕出于公心,屡次建议“先在苏中打仗再西移”,并以成功的作战行动促使中央军委最终改变出击外线的初衷,把“内线歼敌”作为解放战争初期的战略方针。平心而论,如果粟裕当初二话不说,坚决遵照中央军委部署,兵出淮南进行外线作战,就算失利,那也是上级决策失误,他自己并无责任。但粟裕却“斗胆”直陈自己的意见,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倘若晋冀鲁豫和山东野战军出击外线顺利,而粟裕在苏中内线作战失利,那他将成为“抗命的罪人”。现在,不少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内线作战显然比外线出击有利。这其实是“事后诸葛亮”,否则也太低估中央军委的决策能力了。还有人指出,粟裕之所以“执意”在苏中作战,是想“拣软柿子捏”,因为对手太弱,属于国民党军的二流部队。这种看法看似有理,实则不然。粟裕面对的的确是国民党军的二流部队,但却有12万之多,粟裕能指挥的人马则只有约3万,况且粟裕的直接对手,这12万国民党军的指挥官李默庵并非庸才,在黄埔同期同学中有“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庵”之说。粟裕直言完全是出于公心,出于对党的事业强烈的责任心,这不是每个战区指挥员都能够做到的。粟裕在解放战争期间几次提出重要的战略性建议,“善谏”是能力,“敢谏”则是品质。有人认为粟裕在解放战争中之所以“敢”于犯险建言,是因为他长期在南方和华东,远离中央而没有看到党内几次运动中一些错误做法。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文革”期间,粟裕受命深入海防进行调研,发现当时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国防工程方面存在某些严重问题,于是秉笔直书。当他于1970年如实完成调查报告时,有人提醒他说国防工程部署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但粟裕还是据实上报了。这个时候,“文革”正在进行,粟裕本人也经历了激荡起伏和人生冷暖,但他还是像解放战争时期一样“敢”于直谏,唯一的目的是对军队和国家负责,公心不改。

  为照顾战略全局,粟裕还能够牺牲本战区的局部利益,这集中表现在“七月分兵”上。孟良崮战役前,华东战区虽机动月余,却屡寻歼敌机会不得,形势十分严峻。对此,中央军委的态度在5月8日有个“分水岭”。之前,中央军委一再指出:“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5月4日)、“不要分兵”(5月6日)。但8日的指示则起了变化,中央军委要求粟裕以6月10日为界,之前若不能创造战机歼敌,之后就配合刘邓大举出击。中央军委意图明显,即以外线出击缓解内线压力。孟良崮大捷后,中央军委的态度如两江汇一,肯定了继续内线歼敌的可能性,并要求山东战区用半年多时间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孟良崮战役虽然暂时缓解了国民党军的攻势,但其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战略并未改变。中央军委认为山东内线歼敌良机难寻,于6月29日再次致电华野,再次提出分兵指示,并陈述理由如下:“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可见,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是随着战局的变化而变化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军委6月29日电只提山东军情,没有论及刘邓。这是因为在中央军委的总体部署中,刘邓出击外线是为了解救山东危局,华野出击外线是自救,而不是为了支援刘邓。其实,仅就山东战区而言,内线歼敌的机会不是没有,只是时机未到,正如粟裕所说:“山东还有五十多个县城在我手中,而且连成一片,胶东、渤海、滨海三个地区还可以回旋,在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尽管如此,粟裕还是在6月30日即复电中央军委表示迅速执行。粟裕没有说出来,但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来,华野为战略全局做出了局部牺牲。对此,华野部分将士是有意见的,粟裕还向他们做了解释:“刘邓大军在六月底将南渡黄河,军委已经告知我们,我们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否则)对全局是不利的。”从未在外线作战的华野外线兵团遇到了很多困难,但粟裕考虑更多的却是战略全局和兄弟部队的困难。1947年8月18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依近日情况判断,敌有大部随刘邓南去可能。果如是,则刘邓很吃力,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多拖住一些敌人,”为此,他建议华野外线兵团的作战区域不应限制在鲁西南,而要越过陇海线,南下至豫皖苏一带寻机歼敌。这一建议正中毛泽东下怀,他于24日复电指出粟裕此意见“极为正确”,这一用语在毛泽东的电文中是极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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