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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数十年交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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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之间,有几十年的交往和友谊。两人虽然在一些问题上看法不同,甚至发生过争论,但两人之间的友谊,却始终是两人关系的主线。

  延安灯下长谈

  毛泽东与梁漱溟初次见面,是五四运动前,毛泽东在北京短暂居住期间。当时他经常去住在豆腐池胡同的老师杨怀中家,杨怀中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毛泽东去他家的缘由,一是看望老师,二是正与杨老师的女儿杨开慧谈恋爱。在杨怀中家里,毛泽东见到了梁漱溟。

  梁漱溟原名梁焕鼎,同盟会会员。1917年,入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与杨怀中同为北大哲学系教员,两人关系甚笃。在杨怀中家,毛泽东虽然与梁漱溟见了面,但梁漱溟对毛泽东并无太深的印象。

  毛泽东与梁漱溟阔别后再次见面,是1938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当时,毛泽东是中共高级领导人,梁漱溟关闭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结束了历时7年的乡村建设工作,受聘国民党政府,是国民党政府的特邀“参议员”(后为“参政员”)。

  两人的这次见面,正值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之时。梁漱溟对共产党不但坚决主张团结抗战,还领导人民把陕北搞得红红火火,特别是对陕北乡村建设比自己在山东搞的乡村建设还要红火很感兴趣,于是向蒋介石提出想到延安实地看一看。通过国民政府与延安联系,中共方面很快回话说:欢迎梁先生到延安。这样,梁漱溟便北上到了延安。

  梁漱溟到延安的第二天下午,就与毛泽东见面了。二人见面的地点,不是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而是在延安城内的一座瓦房里。这是毛泽东的考虑,当时正值寒冬,这里的取暖条件好一些。毛泽东一见到梁漱溟,就对他来延安表示热烈欢迎。毛泽东热情地问候完毕后,首先提到当年的往事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梁先生一愣,怎么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毛泽东。毛泽东接着说:“民国七年,您是北京大学的讲师,我在图书馆当管理员,我听过你讲的课。那时,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出来开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这样一说,梁漱溟想起来了。他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忆,有这事,有这事。”梁漱溟很快就被毛泽东谦虚的态度、渊博的学识、幽默的谈吐所吸引。他认定,毛泽东无论学识、境界、远见,还是在待人接物方面,都远远高于蒋介石。毛泽东一定会成为中国的领袖人物。

  二人头一次谈话,就有说不完的话题,从下午6时一直谈到次日凌晨。天黑后。毛泽东的警卫员端来油灯,二人在灯下继续交谈。谈到深夜时,外面刮起了寒风,可梁漱溟觉得屋子里很暖和,一点寒意都没有,便打听这屋子是怎么取暖的。毛泽东告诉梁漱溟。房子的取暖方式很简单,就是在屋外地下烧火,使地面和墙都发热。这样的房子在延安只有这一处,平时主要用来接待外宾。梁漱溟知道这一情况后,为共产党这样真诚对待民主人士十分感动。

  在谈到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时,梁漱溟很直率地表示:我对国民党的抗战政策很不满意,对目前的抗战局势十分担忧,对抗战前途甚感悲观。毛泽东静静地听完梁漱溟的话,吸了一口烟,缓缓地说:“梁先生,对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接着毛泽东把《论持久战》的基本思路,向梁先生作了介绍,重点谈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面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听毛泽东讲完,梁漱溟非常高兴地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毛泽东连连摆手说:“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

  毛泽东与梁漱溟的谈话延续到后半夜。毛泽东见梁漱溟面露疲倦之色,便主动站起来,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今晚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梁漱溟也站起身来,将随身所带的一本《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泽东,说:“我先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毛泽东接过梁漱溟新出版的这部数十万字的著作,表示要很好地拜读这本书。

  第二天,毛泽东派中央的工作人员把梁漱溟请来。两人一见面,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论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来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把摘出的梁漱溟的话的大意复述了一遍后,针对梁漱溟的观点,指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些事实,然后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

  梁漱溟是一个直爽的人,对于自己的政见,他是坚持的。他向毛泽东解释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两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但中国人不是这样,中国人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即注重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社会就会稳定、发展……”

  梁漱溟讲完后,毛泽东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仍然坚持说:“不能太看重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

  不知不觉间,两人的谈话持续到了第二天天亮。毛泽东笑着站起身说:“梁先生,我们今天谁也没有说服谁。怎么办呢?让以后的事实来做裁判吧!”梁漱溟见毛泽东如此大度,身体又是如此健康,心中十分敬佩。

  与毛泽东两次长谈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梁漱溟参观了延安许多地方。延安的干部群众昂扬奋发的精神面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心里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梁漱溟二赴延安,向毛泽东等陈述政见

  日本投降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尖锐地摆在全国人民面前。蒋介石是要建立一个法西斯专政的国家,而中国共产党则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分歧是明显的。经过八年抗战后,人民渴望和平。中国共产党希望和平,毛泽东曾只身去重庆与国民党和谈,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紧接着,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达成了决议,国民党关于建国的基本方针已经明确。当时,梁漱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任民盟秘书长,也参加了政协会议。他对抗战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必须有一个强力政府,领导中国搞经济建设,等经济搞上去了,才可以谈宪政。几十年来中国的现状证明两党制未必符合中国的国情。

  梁漱溟的这个主张,在重庆与好几位政界要员谈过。在政协会议上,他也到处宣传。但没有人理睬他,听者听不到几句,就不耐烦地走了。他感到很苦闷。但是,当他与中共代表谈起自己的看法时,中共代表听得相当认真,并没有表示不耐烦。于是,他想再次去延安,听听中共、特别是毛泽东对他的政见的看法。

  梁漱溟向中共方面提出第二次去延安的要求后,中共方面非常欢迎,并对他赴延安的具体行程、路线等,作了周密安排。他到延安后,立即提出要见毛泽东。毛泽东知道后,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马上会见梁漱溟。时隔数年两人再次相见,都非常高兴。梁漱溟就提出,希望毛泽东找10位中共领导人(包括毛在内),听他陈述自己对当前中国的一点意见,如能满足,感激之至。毛泽东答复他:“明天,我们党在延安的主要领导人都来和您见面。”

  第二天,工作人员陪梁漱溟来到一间小会议室,中共主要领导人已在里面等着了,毛泽东见梁漱溟到了,首先迎上来同他握手,其他中共领导人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张闻天等也分别上前与他握手。毛泽东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了梁漱溟的来意后,梁漱溟就兴冲冲地讲开了。他说:

  “谢谢各位中共的朋友们给我这样一个好机会,我很高兴。现在重庆情势很好。国共领袖蒋介石先生和毛泽东先生亲自谈判签订的停战协定已经生效,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有了五项协议,各党各派的代表劲头很高,社会各界反响亦好。但中国今后将走什么路呢?我不知道中共的朋友们怎么想,但在重庆,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说中国也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即两个大党―上一下,轮流执政,平时势不两立,台下的专挑毛病,攻击台上的,翻过来也是这样。当然还有司法独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等,说者头头是道,听者也蛮有味道,不见有人提出疑问,更无人持反对态度。包括我所在的民盟诸同仁,多数人是多年来一直盼望在中国能实现上述政治思想和主张的。我本人从年轻时开始,也曾一度欣赏和赞同西方的宪政制度。但面对中国的现实,在大家谈得正热闹的时候,我却发生疑问了。

  这疑问源于中国的现状,其特点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主要是经济建设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工业自然与西方国家相差甚远,农业也是数千年前的老样子,没有大的变革和发展。与生产落后联系在一起的是老百姓贫穷,文化落后。而这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正是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站不住脚的症结所在。因此中国当前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把旧农业也现代化了,使中国在经济上接近欧美先进国家,才能谈得上其他。但是,要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则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确立一个统一的建设方针,一口气搞它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经济建设。而不是两党轮流执政;互相攻击,你上我下,各搞各的。那样,中国的政局则势必不稳,不可避免要顾此失彼,统一的建设方针无从谈起,想一口气搞建设也就不可能办到。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就是不间断地军阀割据,你争我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实际上也在忙于打仗,内战没有打完,便来了日本人,在战火中又过去了八年,同样什么建设也没有搞。

  我本人是清末民初的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党员,虽然后来脱离了,进大学教书,又搞乡村建设运动,但曾经对国民党执政后能认真而长时期地进行经济建设寄予过希望。但末后我失望了,他们没有能这样做,不少的人做了官就只顾肥私,国家、民族的利益被丢在一边,腐败的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政府部门和官员对经济建设没有长期的规划、方针,有的虽订了发展计划,但实际上大都是一纸空文,不实行亦无人追究,占第一位的始终是为不断打仗而不断扩大的军队、武器和军需。对国民党执政近20年的状况,大失所望的不仅仅是我,所有真正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人都不满意,连国民党人士中的若干朋友也如此。

  现在,总算大家同舟共济,中华民族同御外侮,取得了胜利。日本投降了(这不单是靠中国一国之力),内战差一点打起来而终于没有打起来,全国上下,各党各派,都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而今才有了停战协定,有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大家又兴高采烈地高唱着在中国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大谈在轮流执政、你上我下的政局中实现民主,进行建设……我以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但如果诸位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却答不上来。我有自己的理想,(如上所述),但面对现实却又不知如何去实现。因此理想又如同梦想。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变得无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再往深一层说,我所说的面对现实,就是指我无力改变中国的现状。我赤手空拳,有力量的人不合意即不听,我别无他法。”

  梁漱溟讲完后,又加上一句:“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篇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 (或者称梦想)说出来,向各位求教。如果不便深谈亦无妨。我只是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彼此去做吧……”

  中共领导认真地听着,没有一个人走神,不时地在小本子上认真地记着,这使梁漱溟深受感动。他们并没有回答梁先生的问题,大家也知道,梁先生是来向朋友倾吐来了。梁漱溟讲完后,毛泽东问候了他到延安后的生活情况,还建议他去延安的一些机关看看。这次会见也就结束了。

  梁漱溟一直记着共产党对他的热情和关心。时隔四十多年后,他回顾自己二赴延安时,十分深情地说:“的确,那时的我,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在我返回重庆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打响了内战;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三年之后,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认真的经济建设,实现了我当初梦寐以求而不知如何得以实现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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