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誠：嚴守秘密 永不叛黨

建在郭企之殉難處的烈士紀念亭，如今已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周聰聰攝

位於安平縣台城村弓仲韜家的老宅原址上的“全國第一個農村黨支部紀念館”。 張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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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條鐵的紀律，“永不叛黨”自從擬定之日起，被各個時期不同版本的入黨誓詞沿用，貫穿於中國共產黨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之始終，成為入黨誓詞的核心內容。

這是一個歷經革命低潮、曾長期處於地下斗爭和革命戰爭狀態下的政黨，為保護自身組織對黨員提出的最基本要求﹔

這也是一群先進分子在最危險的情形下、在最嚴重的困難面前，以堅定的信仰為支撐，對自我提出的最高要求。

為此，他們可以忍受人世間最為殘酷的刑罰、微笑著面對死亡﹔

為此，他們視金錢如糞土，看富貴似浮雲，將一生奉獻革命事業﹔

為此，他們在柔腸寸斷中，告別親人，書寫出驚天動地的人間大愛。

88年前，一個經歷了多次被捕、監禁的女共產黨人，在大革命失敗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隻身一人，踏上尋找黨組織的旅程﹔

77年前，一個為保護群眾而被捕的抗日縣長，在歷盡嚴刑拷打、官位利誘等種種考驗之后，從容走向刑場﹔

52年前，一個為追尋革命事業而變賣全部家產的老人，在經歷痛失親人、雙目失明種種磨難坎坷之后,在臨終前把自己全部積蓄作為最后的黨費，交給了黨組織。

不論是在有形敵人的威逼下，還是在無形歲月的磨礪中，他們用自己的生命詮釋了忠誠是什麼，永遠有多遠——

有一種忠誠，不分高潮低潮、順境逆境

1928年末的一天，一位已過而立之年的河北女性，隻身一人，開始了一段特殊而漫長的遠行。

這，並不是她第一次踏上征程。

18歲，她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在當時的省城天津，與鄧穎超等人結為同窗好友﹔

26歲，她與百余同學一道揚帆出海，赴法勤工儉學，並在法國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30歲，她受黨組織委派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次年回國，在李大釗同志領導下開展秘密工作……

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她的足跡已經踏過了小半個地球。

她，就是郭隆真，河北第一位女共產黨員。

可這一次遠行，她的起點與往日有所不同。剛剛走出以酷刑聞名的北平原“京師第一模范監獄”，她不僅舉目無親，而且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絡。

“1927年4月，李大釗在京被捕后，奉系軍閥在北京全城開始了大搜捕。時任中共順直省委委員的郭隆真也遭到逮捕，但由於其黨內身份沒有完全暴露，僅被判處12年徒刑。張作霖被逐出關后，經過親友和黨組織多方營救，通過當局一再大赦和減刑，到1928年底，郭隆真終於重獲自由。”省委黨史研究室信息資料室主任冉世民告訴記者。

事實上，這已經是郭隆真第四次被捕。

“郭隆真是五四運動時期天津婦女運動和學生運動的著名領袖，期間她曾三次被捕。在獄中她與周恩來一道組織獄友學習，進行絕食斗爭，每次出獄后都立即投入戰斗，表現出了英勇不屈的斗爭精神。”冉世民說。

然而，在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中，每次獲釋，在監獄大門外迎接她的都是同學們送上的“為國捐軀”字樣的自制獎章和大紅綢花。而此時，走出獄門的她，面對的卻是與從前完全不同的斗爭環境。

大革命失敗后，反動派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黨組織在全國范圍內遭受嚴重破壞，黨員數量從革命高潮時近六萬人銳減到一萬多人，順直地區很多地方的黨組織解體，順直地區黨員由2600多人驟減至1200余人。

過去相知的同志，不是犧牲殉難，便是奉調離開，后繼的黨組織已經全面轉入地下。剛剛出獄的郭隆真多方尋找，卻始終無法與組織取得聯系。直到有一天，她在街頭報上看到一篇報道，說上海“共黨活動猖獗”。

仿佛看到一線曙光，本是鄉間士紳家庭小姐出身的郭隆真，悄悄回到大名老家。

“五四運動后9年多時間裡，姑奶奶隻回過兩次家。第一次是回家反抗包辦婚姻，這是第二次回家——是來要盤纏的。剛剛出獄的她沒有留戀家庭的溫暖，隻待了一天多時間，就匆匆前往上海找組織去了。從此，她再也沒能回來。”郭隆真的侄孫郭韻聚說。

郭隆真辛苦找黨的時候，也正是“嚴守秘密，永不叛黨”的基本承諾進入中共入黨誓詞的最初年代。

大革命失敗后，黨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黨內一些意志不堅定分子在白色恐怖下背叛革命，給黨造成巨大損失。“永不叛黨”，是基於革命斗爭情況的現實需要，也從此作為一條鐵的紀律，貫穿於中國共產黨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之始終，成為入黨誓詞的核心內容。

郭隆真是幸運的。1929年初，隻身南下找黨的她，在十裡洋場的上海街頭茫茫人海中，與闊別多年的鄧穎超意外相遇，很快接上了組織關系。

而在長期的白色恐怖和殘酷的戰爭環境下，為實現“永不叛黨”的誓言，跋山涉水找黨的，遠非郭隆真一個。

“七七事變后，日軍很快打到了保定以南，地方呈混亂狀態，土匪四起……逃走呢，還是留下來當亡國奴？和父親商量的結果，還是認為往西北跑，可能能找到黨。”在黑龍江省委統戰部檔案室裡，離休干部弓乃如塵封多年的自傳，揭開了其父弓仲韜與上級黨組織失去聯系后的心路歷程。

弓仲韜，河北安平人，1923年4月在北京由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於當年8月在故鄉安平縣台城村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農村黨支部。從此，這位農村富家子弟放棄穩定體面的教職、變賣了幾乎全部家產，在故鄉辦學校、開工廠，保障黨組織開展革命活動的安全。

正是因為入黨動機與升官發財無關、與個人享受境遇無關，他們的選擇和追求，才如此執著。他們對誓言的回應，也才如此堅決。

“我和父親幾乎天天出去打探黨的消息，但總是無功而返……混亂的時局切斷了與黨組織的聯系，內心苦悶極了。”1939年冬，女兒弓乃如投奔延安陝北公學之后，弓仲韜一直重病的妻子終因無錢看病，在西安撒手而去。一貧如洗的弓仲韜用草席裹尸埋葬了他在追尋革命過程中失去的這第四位親人，一路奔向陝北，卻因無法通過國民黨的封鎖而流落漢中，在一家工廠當了伙夫。

雖然已經與黨組織完全失去聯系，弓仲韜卻並未忘記自己是一名黨員。他白天做工，晚上教工人識字，宣傳革命道理，鼓動工人抗日。資本家先是警告他不准和工人晚間聚會，見他不為所動，竟在1942年害瞎了他的雙眼。

1943年，雙目失明的弓仲韜歷盡千辛萬苦返回家鄉，終於與中共安平縣委接上關系，重新開始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

“一路討飯回來，人瘦得皮包骨頭。”台城村百歲老人弓雕琢至今記得弓仲韜回鄉時的模樣。

有一種忠誠，源自犧牲個人、貢獻革命的高度自覺

1939年5月18日，一個24歲的文弱青年帶著殘破的手掌和遍體傷痕，大步跨上一個土坑坑沿，回頭喝問：“時辰到了嗎？”

在十幾天前的一次下村工作中，因漢奸告密被圍，眼看村民為掩護自己慘遭殺害，這位上一年剛剛當選曲周抗日民選縣長的年輕共產黨員，在人群中舉起拳頭大聲報出了自己的姓名：“我就是郭企之！”

被捕后，他被敵人用鐵絲穿透雙手，緊緊擰在一起，嚴刑拷打。

直到刑場上，敵人還試圖用邱縣偽縣長的職務“打動”他——他，卻縱身跳入了敵人為活埋他而准備的土坑。

一鍬土一聲逼問。

當黃土埋過他的胸口時，連漢奸也為之動容。

“不能暫時投降嗎？”

《新華日報》記載了已經呼吸困難的他，用盡最后氣力的回答：“不能，一分鐘、一秒鐘也不能……”

據不完全統計，1938年至1943年間，河北各抗日根據地，像郭企之一樣犧牲的共產黨員，僅擔任抗日縣長一職的就數以百計。他們中，大多是像郭企之一樣，是在大革命失敗后嚴峻的革命形勢下，念著“嚴守秘密，永不叛黨”誓詞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年輕黨員。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在各種嚴酷的考驗下，總有一批共產黨員，在承受著身體和意志極限考驗的情況下，嚴守黨的秘密，在思想上、組織上、行動上踐行著一名共產黨員的忠誠。”冉世民告訴記者。

今天的年輕人，也許已經很難再去想象當年種種嚴酷的考驗究竟意味著什麼。

1927年，唐山最早的黨員鄧培在廣州被捕，敵人向他提出：供出一個鐵路工會干部賞一百元、供出一個黨員賞二百元。鄧培怒斥敵人后遇害。

唐山早期黨員李樹彝1932年被捕，敵人在逼供中砍斷他的四肢、割掉他的舌頭，他卻始終沒有泄露黨的秘密，最終被敵人扔在河灘上血盡而死。

他們，在最危險的情形下、在最殘酷的殺戮面前，像鋼鐵一樣堅強。可他們，也和他人一樣，有家庭、有愛好、有屬於自己的萬般柔情。

“郭企之出生於南宮縣宋安庄村一個家境小富的家庭，在他犧牲前一年從老家南宮奉調到曲周工作時，專門為老母親寫下‘我的娘，兒的眼淚往肚裡流……’的長詩。”曲周縣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張秀英告訴記者，正是不做亡國奴的信念，使這個學生時代曾經文靜內向、愛好詩歌的“文藝青年”，在“九一八”事變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等著吧，我一定回來看你。萬一我犧牲了，就是敵人把我的頭挂在大街上，你也不要哭，要帶著孩子堅強地活下去。”這，則是郭企之生前最后一次回家時，留給妻子的遺言——到他就義時，妻子腹中還有一個尚未出世的孩子。

是什麼樣的力量，使這些不同出身、不同經歷、不同時代、不同性格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在極端的考驗下成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是什麼樣的精神在他們身上綿延不絕、代代相傳，使他們能夠用超越凡俗的生死觀，來回應“永不叛黨”的誓言？

郭企之就義十年后，紅岩的烈士們用一份帶血的報告，給我們留下了真正的答案：“單憑個人的勇氣和肉體的忍耐，是沒法子忍受的。沒有堅強的革命意識，沒有犧牲個人、貢獻革命的思想准備，便不可能通過考驗。”

1927年4月李大釗被捕后，黨組織曾通知郭隆真盡快轉移，在黨內已有相當威信和地位的她卻冷靜地表示，越是黨遇到困難的時候，越需要有經驗的同志繼續工作。在她妥善的安排下，很多同志得以轉移，她自己卻始終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

“直到抓捕消息傳來，最先得到消息的郭隆真仍是讓在場的其他同志先撤退，自己卻因為銷毀文件未及時出走而被捕。”冉世民說，當時，正是郭隆真舍己救人的行為，保護了大批革命工作者的生命。

“忠誠，從來都意味著奉獻和付出。在和平年代，在今天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仍然如此。”冉世民說。

有一種忠誠，可以超越生死和平凡

1931年4月5日凌晨，濟南。

一群軍警突然涌入山東省立第一監獄，將槍口對准每一扇牢門，然后逐一點出22名犯人的姓名。這其中，包括中共一大代表鄧恩銘在內，有三人曾先后擔任過中共省委書記和臨時省委書記，兩人擔任過省委秘書長，兩人擔任過團省委書記……

而當他們點到“張李氏”這個幾乎不能算作名字的化名時，那位戴著女犯中少見的沉甸甸手銬的中年女性仿佛預感到了什麼，當即放聲高呼起口號。

軍警在震驚中當場扣動了扳機，“張李氏”血濺鐵窗，甚至沒能來得及走上刑場。

這位至死確切身份都不為敵人所知的“張李氏”，就是一生先后六次被捕五次入獄、時任山東省委婦女委員會書記的郭隆真。

1929年，接上黨組織關系的郭隆真很快被派到東北從事工人運動，在哈爾濱中東鐵路三十六棚總工廠，她的公開身份曾經只是一名普通職工家屬，也曾經在工作中再次被捕。

然而，在短短一年時間裡，郭隆真取得了突出成績，先后當選為中共滿洲省委委員和滿洲省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被時任滿洲省委書記的劉少奇稱為“在工作上最積極，在政治上又最正確的大姐”。

1930年，山東青島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她又奉黨組織之命，調到白色恐怖十分嚴重的青島，負責重建遭到嚴重破壞的黨組織，直至當年年末以“張李氏”的身份又一次被捕。

“用今天很多人的眼光看，在黨內具有很深資歷的郭隆真這一次次的調動，絕非‘升遷’。反而，根據全國革命斗爭形勢的變化，她從來都是被派往革命斗爭環境險惡的地方。而她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忠誠，首先體現在不計個人安危、地位高低，堅決服從組織安排方面。”冉世民分析。

隱姓埋名，不講條件，不計個人得失、地位高低，到最危險的地方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這，曾經是革命戰爭年代共產黨人的工作常態。

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覺悟，他們才能在關鍵時刻承受住生命中最嚴峻的考驗，真正做到“嚴守秘密，永不叛黨”。

1932年高蠡暴動失敗后，保屬特委書記黎亞克被捕，遭到敵人的殘酷審訊。在從獄中給中共河北省委傳出的一張紙條上，他用顫抖的筆跡寫下這樣一句話：“我受刑很重，指甲都被拔掉，十指潰爛，但我的口中隻有三個字‘不知道’。”

直到慘遭殺害，敵人一直沒有搞清這位29歲的廣東人的確切身份。同樣因為使用化名的原因，這位曾在古田會議上排名僅次於毛澤東、朱德、陳毅而位列第四的紅四軍政治部主任，直到2000年，才在廣東、河北等多地黨史部門的查証下，經廣東省人民政府審核，被批准追認為革命烈士。

殘酷斗爭中的忠誠與信仰，從來不是空話。

“對很多像郭企之這樣的年輕烈士而言，生死考驗可能隻有一次，但他們在平凡而艱苦的日常工作中的表現，讓我們相信，這種永不叛黨的選擇，絕非一時之勇。隻有平時踏實主動、熱情積極，經受考驗時才能不被悲觀失望打垮，挺得住、頂得上。”

張秀英告訴記者，曲周曾是冀南區較早成立黨組織的縣，可由於革命環境惡劣，黨組織反復遭到破壞，由於缺少核心領導人主持工作，局面一直打不開。“直到1938年曲周縣委建立后，加強了對黨政軍群的領導，健全了機構，在爭取團結抗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為領導全縣人民開展抗日斗爭的領導核心，這與郭企之的工作密不可分。”

郭企之擔任曲周縣長時間雖然不長，卻親自帶領游擊隊轉入農村發動群眾破路藏糧、堅壁清野、瓦解偽軍，積極開展游擊戰，打擊日軍。白天秘密找干部談工作、研究問題，夜晚帶領工作骨干向敵人碉堡喊話，開展政治攻勢，教育偽軍。1939年2月，陳賡率部籌劃在當地伏擊日軍，是郭企之帶人化裝進城，多方搜集情報，探測敵人動向，確保了著名的香城固戰斗的勝利。

也正是因為這種超越生死與平凡的忠誠，才使他們顯示出強大的人格力量。郭企之身后，親眼見証他犧牲慘烈景象的一名偽軍軍官，在他的民族大義和堅貞氣節的感召之下，毅然率部起義，從此走上革命道路。

1964年，一位在孫輩眼中曾經“再平常不過”的老人，在自己臨終前再三囑咐家人：“一定要把我積蓄的1000多元錢交給黨，作為我最后一次黨費。”

1964年，對絕大多數普通家庭而言，1000多元還無疑是一筆巨款。連家人都很難想象，早已多年沒有收入、從1959年起才每月領到幾十元“老紅軍生活補助”的他，是怎樣一點點攢下這1000多元的。

在人生的最后時刻，弓仲韜，這位晚年隨女兒移居黑龍江，早已沒有任何黨內外職務、沒有任何社會活動的老人，用這樣一種特殊的方式，最后一次表達了一個共產黨員在平凡生活、時間磨礪中所能做到的最大忠誠——“活著就要為黨做貢獻”。

他，在生命的盡頭喃喃細語：“這點錢也許能幫助黨解決一點困難。”

“今天的黨員，已經很少有可能直面革命戰爭年代那樣最直接而慘烈的生死考驗，但我們仍處在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在黨取得執政地位的今天，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其實都意味著背離‘永不叛黨’的誓言。”省委黨史研究室宣教處副處長閆麗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從這個意義上說，‘永不叛黨’的要求，從來都沒有過時。”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在全面從嚴治黨的今天，在全黨必須正面回答“如何跳出歷史周期律、實現長期執政”問題的今天，我們不禁要回望歷史。

在歷史的星空下，不論是在有形敵人的淫威下，還是在無形歲月的磨礪中，曾經有這樣一些人——

他們，用頑強的意志和不計回報的付出，回應了“永不叛黨”的誓言﹔

他們，用執著無悔的追求和一生的堅守告訴今人，忠誠是什麼，永遠有多遠。

（記者 周聰聰 感謝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