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正”是党员干部前行的“航标灯”

习近平总书记在12月12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指出:“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他谈到，“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12月15日人民网）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在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家风”“家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后汉书》中有“乐羊子妻”的故事；刘向《戒子歆书》告诫他的儿子要牢记古训，在得志时不骄傲，保持清醒头脑；“半鸭知县”于成龙的清廉作风影响到自己的儿子，勤俭的家风得以传承；包拯家训“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在家庭的言传身教中给子孙带来“修身齐家”的良好教育，也带来“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和使命。

回顾中国革命历史，正家风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赶考”的峥嵘岁月里，那些不忘初心的优良家风也一直为人称颂。毛泽东同志对子女的要求一向严格谨慎，子女们上学、看病连真名都不准说；周恩来总理因为反对任人唯亲的腐朽作风，认为新社会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曾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了“十条家规”；朱德总司令要求家人“老百姓怎样生活，你们就怎样生活”，他还不准家人搭他使用的汽车，不准亲友相求，不准讲究享乐；刘少奇同志曾专门开家庭会议，规定家人不准借他之名办事；习仲勋同志经常教育孩子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鼓励子女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基层去......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好家风，真正成了他们严格治家行之有效的可贵法宝之一，令人尊敬，感人肺腑，值得传颂。

“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家风为政风提供道德基础，政风为家风增添政治内涵。焦裕禄留下来的家训早已成为儿女们诚心秉持的人生信条，还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点赞”；谷文昌“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的家风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传颂；杨善洲任县委书记时并没有利用职权给家人“农转非”，也没有为儿女端上“铁饭碗”，其言行举止给他的子女留下了终生受用的精神财富……无论是焦裕禄还是谷文昌，抑或是杨善洲，朴实守正的家风是他们的共同点，也潜移默化地成为他们家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的家风值得当代干部学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

“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必湿而后生苔。”也有不少官员对其家属、子女平时疏于廉政教育，导致家风不正，从许多案例来看，不少官员的腐败之路上，闪现其家人的身影，出现了“父子兵”、“夫妻档”等现象。比如，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其妻为其打理多年受贿款项；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通过其妻子、儿子受贿；刘铁男则陷入了“老子办事，儿子收钱”的贪腐泥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全家老小参与腐败，一时成为家风不正、家族腐化的突出反面典型……凡此种种，“开夫妻店，上父子兵，话兄弟情”，“三姑六婆”齐上阵，共同敛财，导致家属亲属相互影响、恶性循环，让家庭沦为权权、权钱的交易所，形成了塌方式窝案、家族式腐败。

“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对于党的领导干部而言，家风亦是作风、党风。净化官员家风，一方面，应对官员特别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加强对他们“身边人”的廉政教育，使亲属知法守法，明白腐败对家庭的危害性，端正家风，筑牢家庭防线。另一方面，要依靠顶层设计，依靠法律，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从制度上让官员及其家属“不能腐”。比如，中央审议批准上海“先行先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深意就在于以家风正官风、正党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教育亲属子女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为全社会做表率。”可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组成国家这个大家庭的细小单元，其风气正不正，不仅关系家族荣辱兴衰、家庭幸福与否，还直接关系公民文明素质和一个国家文明程度。领导干部只有守好家中的“廉洁门”、筑牢家庭的“廉洁墙”，才能以良好的家风树立起党员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才能使子女健康成长，家庭平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