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违章建筑”索要保护费的乡干部违纪当严查

江苏宿迁市某乡一家早餐店，在门前临时搭了一个玻璃结构的违建，遭到乡政府组织人员强拆。这看似平常的违建执法事件，却因一份录音掀起波澜。

10月16日媒体报道，早餐店老板提供的一份录音材料显示，强拆前一天，该乡一位副书记到其家中，索要每年2万元费用，并称当地超市一年交他3万元。被拒绝后，乡里没有下发整改通知书令店主自行整改，第二天即派人强拆，直接用大锤将玻璃房砸碎。事后，当地纪委承认拆除违建没有履行相关手续，但只定性为街道管理“乱作为”。对那位副书记的“问责处理”，仅仅是“诫勉谈话”了事。而对录音所反映的问题，却没有任何下文。

依法拆除违建，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妥。违法建设现象，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治理难题。由于违建行为侵蚀公共资源和公共利益，有的还危害公共安全与综合环境，不仅会破坏社会公平与法治，也会使守法群众对政府管理能力产生质疑，因此必须严加治理。

然而这些年来，违法建设现象却越治理越泛滥。这固然有执法体制机制不畅，有的地方政府囿于执法成本过高和涉及维稳，不愿或不敢放手治理的因素，客观上造成怠政懒政后果，往往出现“日常惰性”与“专项治理”交替的“抽风式治违”怪象。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执法者根据自身利益“选择性执法”。有的借口执法难度大、会影响社会稳定，以罚款使违建变相“合法化”；更有甚者，大搞违建寻租，向违建者收取“保护费”，致使违建现象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对不交“保护费”者，则不依法按程序办事，野蛮拆违，“杀鸡儆猴”，表面看是严格执法，实际上却造成了对法治环境和社会风气的双重败坏，进而严重损害公平竞争环境，损害党和政府形象。

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近些年已经查实的这类案件已屡见不鲜。比如2012年，广东曝出数起执法人员受贿为违建“开绿灯”的案件。2013年海南省通报，海口市4个区有3个区的城管局长因受贿充当违建“保护伞”而落马。2015年，就在上述宿迁市的近邻、安徽宿州市，就查处了一起拆违队收取300万元“保护费”、让违建随便盖的大案。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不被查处的每一起违建背后，都必然存在着“违规”“违纪”或“违法”。因为一般情况下，违建都需要一定规模的施工，都需要一定的建设周期，不难被发现。即使一时瞒过监管建好了，它也藏不了、躲不掉，可以说是摆在明面上的违法行为。只要一视同仁，严格执法，避免“拆小不拆大、拆民不拆官、拆软不拆硬、拆明不拆暗”等不公平现象，一桩一桩认真治理，就很容易得到绝大多数社会公众认可，对试图违建者也是一种有效震慑。反之，如果在违建执法中，怠政懒政，坐等举报，有的举报了也不查，见难即退，专拣软柿子捏，甚至视“保护费”的有无决定取舍，自然会令处罚者不服，令社会公众齿冷，很难遏制违建滋生蔓延势头。

因此，要消除违建现象，首先要清除违建背后的“违规”“违纪”乃至“违法”行为。以宿迁市的违建执法事件为例，第一步，首先是要查处不按规定、不按程序“乱作为”问题。其次，是要认真查清有无录音当中所揭露的收“保护费”问题，回应公众疑问。如果录音有假，就应处罚造假者，如果录音为真，则应顺藤摸瓜，查清违建执法背后的利益链条和运作情况，查清究竟哪些人在充当违建“保护伞”，再分别按责任大小，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尤其要注意的是，乡干部索要摆不上台面的违建“保护费”，反映出当地执法存在运作不透明的问题，有“暗箱操作”的空间。这样的情况下，极有可能滋生贪贿腐败的犯罪行为。如果说要问责，前提是要由录音材料入手，查清全部真相后，再认真进行处理。假如录音材料反应的情况属实，在依法查处这一案件的同时，更有必要对每起违建严格执法，并查出背后所可能暗含的腐败现象，举一反三，不让违建成为摆在老百姓眼前的腐败，以查办违建领域案件、清除违建背后违纪违法现象为动力，让违法建设慢慢绝迹，让社会风气逐渐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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