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听真话不再难

最融洽和谐的干群关系，是群众说真话，领导干部听真话。只有群众有啥说啥，人人实话实说，人人都说真话，人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才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叫“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政治局面”；才叫“既有民主，又有集中”。

通过“三严三实”和“两学一做”教育活动，虽说领导干部作风有了根本好转，但领导难以听到真话的现实，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对领导听真话很难的现实问题，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群众和一般党员的问题；问题在下面，根子却在领导。你给群众说玄的，大的，空的，群众就会用虚的来对付你；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

不是群众不想说真话，而是说真话，往往总是得不偿失，往往总是没有说好话，说顺耳的话，顺情说好话招人喜欢。据《古文辑要》记载，李世民时期有一个忠直敢谏、有棱有角的诤臣叫裴矩。此君在隋朝做官时，却是一位阿谀奉承、八面玲珑、溜须拍马之徒，那时的裴矩，总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讨隋炀帝欢心。到了唐朝，他却一反常态，经常对朝政发表不同的意见，有时甚至当面跟唐太宗顶撞、争论。对裴矩这种反常现象，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上级，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这到底为什么呢？

元朝有一位名相，叫拜住。对裴矩从政轨迹作了形象透彻解释，他引用孔子之语“盘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说明裴矩态度的改变。在拜住看来，问题的根子在上面：有什么样的盘、盂，自然就有什么形状的水。面对开明上级，谁还会掖着藏着？用这句话解释“听不到真话，根子在领导”，最发人深省；有了问题，不要责怪群众，应从自身找原因。唐太宗开明，听得进别人意见，包括不同意见，反对意见，才有裴矩、魏征这样一批敢于直谏的大臣；因为唐太宗兼听则明，才使得决策符合实际，符合民意，最终开创了“贞观之治”盛世。

如果说真话吃亏，说真话无益，说真话不得好脸；说假话反而得好处，得实惠，得恩宠，这种状况就不正常。鲁迅先生在一篇短文中这样写道：一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全家非常高兴，满月的时候，迫不及待地抱出来给客人看。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于是他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于是他遭到一顿痛打。讲真话竟然是挨打的下场，难怪说真话会变得小心翼翼了；如果领导的脸色不对，气氛不妙，这真话，是万万说不得的。

“言论自由”这一条，虽然写进了宪法，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说真话有多难。要做到“言论真正自由”，你就要容忍说错话；只有对错话、刺耳的话、牢骚话，甚至骂娘的话，持一种包容、宽容的态度，才是对说真话权利最好的保护。因为真话未必是正确的话，是顺耳的话，是别人尤其是领导爱听的话，却一定是“真实表达”，却一定是心里话。很多时候，人们选择不说真话，倒不光是怕杀头坐牢，而是因为说假话的“回报率”有时要高于说真话。

很多时候，说违心的话、说恭维的话会比真诚的反对更能迎合领导；就像夸大的广告有时更能提高销量一样。生活中，能说得人眉开眼笑，一定人员很好，一定很受人待见，一定招人喜欢。而领导之所以听不到真话，很难听到真话，是因为这位儿不仅不深入基层走群众路线，还往往是“官不大脾气不小”；那架子摆的、大的，让你就是想说真话，都会咽下去。

领导听不到真话，毛病在领导。不要怪这怪那，只怪自己深入群众不够，与群众联系不够，群众路线走的不够；我就不信：你放下架子、俯下身子、抛开面子，与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一张床上、一铺炕上拉家常、问冷暖，和群众一起苦，一起流汗，不信你听不到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