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购令”催生“假离婚”，政策漏洞不可忽视

9月26日，一条“南京主城区重启住房限购，市民扎堆离婚”的消息，让网民直呼辣眼睛。其实这一幕，前些天已在上海上演过。有的区民政局离婚登记处被前来办理离婚的市民挤爆，被迫采取临时“封闭”措施，让当事人改日再来，取号办理离婚，发号数量有限。一时间，离婚也要“限号”，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感。

这里所说的离婚，无关感情问题，却与住房限购的政策有关。比如南京限购令规定，在主城区范围内，已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不得再新购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拥有二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不得再新购新建商品住房。由于限购的对象是家庭，要规避这一政策，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动“拆散”家庭，一变俩，搞假离婚。上海的情况与此类似，由于国家有政策，首次购房贷款要比二次购房贷款利率低，买一套房可以节省上百万元。而确定是否首次购房，是以家庭为标准的，所以搞假离婚，就多了一个首次购房的机会。

为购房而搞假离婚，这不是拿神圣的婚姻当儿戏吗？见利忘义，似乎应为人所不齿。甚至有人认为应以“不当获利”来起诉他们。然而，如果有一对夫妻为购房而假离婚，或许应该受到社会的道德谴责。但有这么多人为了购房“扎堆离婚”，以至于形成“离婚潮”，把民政局都“挤爆”，那就要反思我们政策本身的漏洞和问题了。

政府出台住房限购令，本意是为了遏制投机、平抑房价，让更多有正当住房需求的群众能住有所居，安居乐业。但是近年来一些城市的持续限购，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能有效抑制城市房价水平，但是病源未除，只是暂时“镇痛”。因为缺少配套有力的保障房和廉租房供给，部分城市居民基本的住房需求无法满足，而收入增加的居民的住房投资意愿却日益旺盛。目前作为强硬行政手段的限购政策虽然看似立竿见影，但无法有效区别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存在机制上的缺陷，难以长久维持。限购严了，成交量下降，库存增加，房价却没有大降。在去库存的巨大压力下，限购政策不可能不放松，一旦限购政策退出，极易造成房地产市场“报复性反弹”。

这样循环往复的时紧时松，招数用老，恨不得就连买菜的老太太，都已经明白了这里的“奥妙”。结果必然是越限购，越刺激了房价必然上涨的心理预期；越限购，住房投资回报率越高；越限购，越抑制了二手房供给。有了两套房以上的，因限购更不愿、不敢出手，没有两套房的，面对限购更要想方设法再购一套。因此，就难免出现父母带着子女来离婚，或子女带着父母来离婚，有说有笑，将传统道德观价值观弃之如敝屣的怪象了。最终，高企不下的房价，不仅增加了实体经济的成本，扭曲了社会投资方向，削弱城市竞争力，干扰了百姓的安居乐业，还有可能造成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后果。

遏制过高房价，满足居住需求，或许没有一针见效的“灵丹妙药”，但大方向肯定应是一个系统工程。比如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房地产产权登记信息系统，减少投机购房者或炒房团的可乘之机。同时在限购基础上，借鉴一些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已有经验，加快对多套房开征累进房产税、遗产税以及房屋空置税的步伐，从严征收转让所得税等，提高囤房成本，让炒房者无暴利可图，使巨量二手房流入市场，真正使房屋回归其供人居住的本来功能。

如果说这些治本措施很难一步到位，那么至少在眼下制定的限购政策上，要注意政策的系统性、关联性，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漏洞。如果不能有效甄别和防止人们为了购房假离婚，就应考虑如何公平公正地对待成年单身者与成家者，一视同仁。政府的政策不能逼迫人们不得不冲破道德底线去谋取自身利益，更不能让老实本分的人吃亏，还要尽可能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这样房市调控的力度或许会减弱一些，“药效”会慢一些，但不会产生意料之中的“副作用”。否则，好的初衷却带来错误的价值导向，房价没有降下来，社会道德水平却直线下降，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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