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官卖官”缘于权力“定价”过高

十八届中央巡视杀出首支“回马枪”，对湖南、安徽、辽宁、山东四省进行了巡视“回头看”。第一轮中央巡视中，湖南、辽宁、山东均被指出拉票贿选、买官卖官问题。二度巡视即“回头看”后，中央巡视组再次指出，湖南“对衡阳破坏选举案举一反三、正本清源不到位”；辽宁，“买官卖官、带病提拔、违规用人问题突出”。（新京报 8月27日）

“第一轮巡视中被指出存在拉票贿选、买官卖官问题。第二轮巡视后，买官卖官、带病提拔、违规用人问题依然突出。”看到此，相信同笔者一样有如此疑问，缘何在高压反腐的当下，“买官卖官”会令行不止？是什么原因让“有官可卖”“有官可买”？难道真是坊间所说“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官运亨通”？实则不然，人无利益谁肯早起。“官帽”之所以能成为商品，明码标价，肆意买卖，不外乎是权力“定价”过高，升值潜力大，可操作空间宽，收回“成本”快所致。

曾有评论作出过如此比喻，以一个县委书记为例。假如他成为卖官鬻爵的常客，可能并不足为奇。因为从分工角度，县委书记主管组织人事，在干部任用上，他们拥有极大的主导权。很多时候，用谁不用谁、给谁什么位置，基本上是县委书记一人说了算，乃一方”权臣”。但话又说回来，如果其手下的大大小小官员都是通过此种途径得到“一官半职”，试想这样的官场生态环境会怎样？通过花钱谋得的基层官员，会不会堤内损失堤外补，“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将脏手伸向基层干部、老百姓，变本加厉搜刮民脂民膏，还真是难以定夺。因为古人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一语道破了“买官卖官”的天机。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一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不乏各类约束机制三令五申严禁“买官卖官”，而且都明确指出“违者轻则撤职，重则法办乃至处以重刑。”但“买官卖官”的腐败还是时有发生屡禁不绝。这说明，“买官卖官”需求的客观存在，与权力架构的设计之中，对“卖买官”这一独特的存在缺乏有效的抵御和防范有关；与官员升迁，没有从根本上形成制度制衡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有关；更与多元化监督、他律性的监督机制设计，不能有效运转有关。才有了只要没有人看见，不“卖”白不“卖”，“卖”了就等于得了便宜，“买”了就等于逮到“机会”。说到底，还是官员的权力在其管辖范围内失去监督，没有有效的威慑和约束作用，怎么不去乐意以身试法呢？

回到老生常谈的原点，该如何消除“买官卖官”不正之风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还选人用人风清气正？首先得降低官员权力的含金量，不让权力的“定价”过高。让领导干部除了合法的公务消费、职务待遇和薪金收入之外，在社会和市场上再也生财乏术；其次限制领导干部的权力，特别是限制上级官员利用个人影响干预和决定下级干部任免的权力。当相互制约的机制形成，官位不再成为“紧俏货”，不再是少数人甚至某个人手中待价而沽的商品时，也就少了“价高所得”机会；再者建立领导干部升迁评价体系，一个干部干得好不好、能否升迁，不在于是否肯花钱买官，而是事做得好不好。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吏治腐败可说是腐败之母，遗祸无穷。不但制约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更是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所以，笔者以为，对“买官卖官”根治必须下定决心，快刀斩乱麻，绝不能手软、隔靴搔痒。相信只要出以重拳，让买官卖官者付出惨重代价，认识到前方就是穷途末路，搞用人腐败就不得善终，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亏本买卖，就定能产生应有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