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账户”顺势而建，也应因势而撤

日前，贵州省纪委监察厅发布消息，决定自8月2日起，撤销“中国共产党贵州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廉政账户，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于近日完成廉政账户撤销工作，按规定将账户资金交同级财政。

“廉政账户”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儿，自从2000年初浙江省宁波市率先在全国开通“581”（谐音“我不要”）党员干部廉洁自律专用账户以来，不少地方将其视为反腐倡廉的创新举措，纷纷效仿建立“廉政账户”，目的在于给党员干部提供一个将收受的“不便退回”“无法退回”的现金、有价证券等上交的绿色通道，以此促进党员干部廉洁自律。

可正如成立之初公众质疑的那样，“廉政账户”在实际运行中，陷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尴尬境地，并没有达到反腐预期之效。导致不少地方对“廉政账户”也是爱恨交加，撤了建、建了撤，反反复复，争议缠身。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入推进，“廉政账户”的弊端逐渐突显，与前几年“建—撤—建”循环反复的态度不同，当前各地撤销“廉政账户”的态度愈加坚决。仅本月，四川、贵州两省纪委监察厅先后发布“撤销廉政账户”的公告。目前来看，在争议已久的“廉政账户”存亡问题上，“撤销”成了不可逆的趋势。

“党越是长期执政，拒腐防变的任务就越艰巨。”从反腐形势上来分析，“廉政账户”设立初期，反腐败斗争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对凡是有利于推进反腐倡廉的举措都进行积极探索，“廉政账户”就是探索实践下的产物，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挽救了一些“濒临犯罪边缘的党员干部”。可在长期的反腐败斗争实践中，党在加强领导、严明纪律、落实责任、从严治党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关于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顶层设计已然确立，且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逐渐形成了“不想腐”“不敢腐”“不愿腐”的新常态，诸如“廉政账户”这般需要边探索边完善的制度，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同时，随着反腐形势和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反腐败斗争已然进入破“坚冰”、啃“硬骨”的时期，而“廉政账户”制度却管不住根本，也解决不了腐败的深层次、隐蔽性问题，这与反腐败的新实践新要求不相适应，撤销也就势在必行。

制度好不好，效果说了算。从“廉政账户”的反腐效益来看，作用不甚明显，且消极影响越来越大。一则，“廉政账户”的设立，本就没有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为其“保驾护航”，因而各地的“廉政账户”不可能做到适用法律统一，就容易让违法乱纪者寻求到法外“除罪化”处理的漏洞，不利于“违法必究”法治原则的贯彻落实。二则，“廉政账户”的作用发挥，局限于真正两袖清风的老实人身上，对贪官而言，“廉政账户”更容易成为规避罪责的“挡箭牌”。从部分官员的腐败案例可知，由于“廉政账户”的存在，有的腐败分子热衷于在行将败露之际往账户里塞钱了事，制造一出“主动上缴”的“廉洁”表演，有的官员则利用账户“作秀”，每次受贿后“留下大头上交小头”，装出一副“廉洁”面孔，给反腐败工作造成一定的干扰。如此而言，“廉政账户”弊大于利，撤销也无可厚非。

一言以蔽之。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现实考量，“廉政账户”顺势而建，因势而撤，不必大惊小怪。最为关键的是，反腐惩贪，永远在路上；净化生态，一刻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