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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于改地名,恰恰是一种“懒政”

士心

2016年08月04日09:1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黄山市要改回“徽州”、勉县要变成“定军山”……这几年,有不少地方在张罗改地名。8月3日,有媒体“关注改地名现象”,特地为更名算了一笔账:西部一个县要改名,光是换印章牌匾,100万元都打不住。这还不包括工商登记、地名标识、地图标注等明的暗的各类成本,更不用说因人们对新旧地名见仁见智而带来的民意撕裂。

既然成本这么大,为什么总有人热衷于打改地名的主意呢?这其中有一些文化人希望保护所谓地名文化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一些地方官急功近利,不从扎扎实实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入手,而是像搞各类“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一样,梦想换个名字,就能一夜之间丑小鸭变天鹅,提升地方知名度,找到发展“捷径”。这些文人也好,官员也好,把功夫花在折腾地名上,恰恰反映出一种文化上的“懒人”思维、行政上的“懒政”思维。

特殊情况下的地名更改,比如区划调整、撤县建市等等,无可厚非。但除此之外的地名更换,必要性就值得怀疑。

先说这地名与文化。地名如人名,只需好听、易记,如果有典故就更好。最后这一点往往是有人热衷改地名的重要理由,尤其是偏执于某一文化意象或典故的文化人。然而这纯属过虑。地名只要与人的活动相联结,并有足够长的时间沉淀,必然会形成各种“典故”,区别只是数量多少,名气大小。比如“兰陵”今称“枣庄”,很多人认为是败笔。但到枣庄旅游,对为何叫枣庄,枣庄是否有枣,却是一个相当有趣的话题。何况这似乎没有历史感的土气名字,却蕴含着炎帝种枣造矛杆的典故,那可比“兰陵”还要古!重要的是,对许多一出生就和“枣庄”这个名字联结在一起的人来说,故事沉淀并不少,改名“兰陵”倒会让他们留不住“乡愁”。还有当年荆州改为荆沙,许多人认为“荆州”丢不得,因为“大意失荆州”很有名,但怎么没人提到这里古称“江陵”,“千里江陵一日还”更著名呢?试图用一个地名反映一种文化,而不考虑其丰富性和如何发展它,这不是“懒人”思维又是什么?

同时还要看到,某一地名要形成一定知名度,堆积起厚重的“文化层”,除了自然风光与重大事件等偶然因素,一般与各个时代人们的长期积累分不开。古今中外许多今日听来如雷贯耳、大名鼎鼎的地名,从字面上看反而土得掉渣。“深圳”本义不过是村落边的“深水沟”,“牛津”是指牛可以涉水过河的荒蛮地方。但现在谁提起深圳会想到土水沟,说到牛津会认为它荒蛮?还有北京的“前门”“后海”“大栅栏”“南锣鼓巷”等等,都不是因为名字好听才有文化味儿,而是因为积淀了深厚的文化,才让这些平淡无奇的地名,蕴含着浓浓的文化气息。江苏江阴市没有改为“徐霞客市”,同样旅游业发达,并出现华西村这样的旅游热点。昆山市没有改名“阳澄湖市”,大闸蟹同样销往全国,闻名遐迩,领跑全国十强县。

相反,有不少地方争来抢去、改来换去,以为让地名与名人、名事、名著等老祖宗沾上边,就会人气大涨,财源滚滚,名满天下,往往事与愿违。改了名或可吸引一些“发思古之幽情”的人,但如果发展并无特色,经济社会落后,有人慕名而来,也会梦想破灭,甚至乘兴而来、败兴而去,反会痛感糟蹋了好地名,给古人脸上抹黑。就如笔者曾到古罗马斗兽场外,看到形象委琐的假罗马勇士拉人付费合影,顿时对古罗马好感减半,倒了胃口。如果黄山市改称徽州却没有徽派文化与造诣、没有徽商头脑与气象;如果勉县改成定军山却让人感受不到今人传承的那份诸葛智慧、汉升忠勇,地名只怕有名无魂,行之不远。

现实中的地名,既是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给今人提供准确、便利、规范的信息服务的工具。除非确有必要,“不折腾”应是政府对待地名问题的上选。我们国家历史悠久,每个地方都有不同时代的文化积淀与历史典故,一个地名无法包容全部。哪一种文化与典故能成为当地“名片”“地标”,全看当代人如何去注力传承。只要勤于做实事而不是勤于改地名,不奢望一个地名就能“改地换天”,文化自会得到保护,历史自会得到挖掘,典故也自会得到关注,又何必患人之不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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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黄策舆、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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