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于改地名，恰恰是一种“懒政”

黄山市要改回“徽州”、勉县要变成“定军山”……这几年，有不少地方在张罗改地名。8月3日，有媒体“关注改地名现象”，特地为更名算了一笔账：西部一个县要改名，光是换印章牌匾，100万元都打不住。这还不包括工商登记、地名标识、地图标注等明的暗的各类成本，更不用说因人们对新旧地名见仁见智而带来的民意撕裂。

既然成本这么大，为什么总有人热衷于打改地名的主意呢？这其中有一些文化人希望保护所谓地名文化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一些地方官急功近利，不从扎扎实实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入手，而是像搞各类“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一样，梦想换个名字，就能一夜之间丑小鸭变天鹅，提升地方知名度，找到发展“捷径”。这些文人也好，官员也好，把功夫花在折腾地名上，恰恰反映出一种文化上的“懒人”思维、行政上的“懒政”思维。

特殊情况下的地名更改，比如区划调整、撤县建市等等，无可厚非。但除此之外的地名更换，必要性就值得怀疑。

先说这地名与文化。地名如人名，只需好听、易记，如果有典故就更好。最后这一点往往是有人热衷改地名的重要理由，尤其是偏执于某一文化意象或典故的文化人。然而这纯属过虑。地名只要与人的活动相联结，并有足够长的时间沉淀，必然会形成各种“典故”，区别只是数量多少，名气大小。比如“兰陵”今称“枣庄”，很多人认为是败笔。但到枣庄旅游，对为何叫枣庄，枣庄是否有枣，却是一个相当有趣的话题。何况这似乎没有历史感的土气名字，却蕴含着炎帝种枣造矛杆的典故，那可比“兰陵”还要古！重要的是，对许多一出生就和“枣庄”这个名字联结在一起的人来说，故事沉淀并不少，改名“兰陵”倒会让他们留不住“乡愁”。还有当年荆州改为荆沙，许多人认为“荆州”丢不得，因为“大意失荆州”很有名，但怎么没人提到这里古称“江陵”，“千里江陵一日还”更著名呢？试图用一个地名反映一种文化，而不考虑其丰富性和如何发展它，这不是“懒人”思维又是什么？

同时还要看到，某一地名要形成一定知名度，堆积起厚重的“文化层”，除了自然风光与重大事件等偶然因素，一般与各个时代人们的长期积累分不开。古今中外许多今日听来如雷贯耳、大名鼎鼎的地名，从字面上看反而土得掉渣。“深圳”本义不过是村落边的“深水沟”，“牛津”是指牛可以涉水过河的荒蛮地方。但现在谁提起深圳会想到土水沟，说到牛津会认为它荒蛮？还有北京的“前门”“后海”“大栅栏”“南锣鼓巷”等等，都不是因为名字好听才有文化味儿，而是因为积淀了深厚的文化，才让这些平淡无奇的地名，蕴含着浓浓的文化气息。江苏江阴市没有改为“徐霞客市”，同样旅游业发达，并出现华西村这样的旅游热点。昆山市没有改名“阳澄湖市”，大闸蟹同样销往全国，闻名遐迩，领跑全国十强县。

相反，有不少地方争来抢去、改来换去，以为让地名与名人、名事、名著等老祖宗沾上边，就会人气大涨，财源滚滚，名满天下，往往事与愿违。改了名或可吸引一些“发思古之幽情”的人，但如果发展并无特色，经济社会落后，有人慕名而来，也会梦想破灭，甚至乘兴而来、败兴而去，反会痛感糟蹋了好地名，给古人脸上抹黑。就如笔者曾到古罗马斗兽场外，看到形象委琐的假罗马勇士拉人付费合影，顿时对古罗马好感减半，倒了胃口。如果黄山市改称徽州却没有徽派文化与造诣、没有徽商头脑与气象；如果勉县改成定军山却让人感受不到今人传承的那份诸葛智慧、汉升忠勇，地名只怕有名无魂，行之不远。

现实中的地名，既是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给今人提供准确、便利、规范的信息服务的工具。除非确有必要，“不折腾”应是政府对待地名问题的上选。我们国家历史悠久，每个地方都有不同时代的文化积淀与历史典故，一个地名无法包容全部。哪一种文化与典故能成为当地“名片”“地标”，全看当代人如何去注力传承。只要勤于做实事而不是勤于改地名，不奢望一个地名就能“改地换天”，文化自会得到保护，历史自会得到挖掘，典故也自会得到关注，又何必患人之不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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