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条例：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

党的95周年生日到来前夕，中央放出加强制度建设大招，祭出全面从严治党利器。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问责”和“问责条例”，很快成为各类媒体、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门词汇。

“问责”就是追究责任。在政，就是追究政府官员责任；在党，就是追究党的干部的责任。据报道，《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贯彻党章，坚持问题导向，问责焦点更为集中，即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这5方面，开展问责。问责情形有3条标准，即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问责包括3种责任，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 

有许多人可能已注意到，尽管早在2009年，中办、国办就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但十八大以来，在中央领导讲话和党的文件中，有关问责的话题，出现更为频繁。2013年1月，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对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进行签字背书，做到守土有责。出了问题，就要追究责任。决不允许出现底下问题成串、为官麻木不仁的现象”。2013年11月，《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明确提出：“适时修订《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问责情形、规范问责方式。”今年以来，“问责”热度进一步提升。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总书记强调，“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王岐山同志更提出，“要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中央为什么如此重视“问责”？这与成立95年的大党今天所担负的重大责任和所面临的从严治党难题息息相关。一方面，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务艰巨，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问题，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管党治党不严、责任担当缺失，搞好人主义、一团和气。尤其是近年来，在反腐败大背景下，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不作为、不担当、不负责，且有逐渐蔓延之势。对此必须对症下药、标本兼治，特别亟需从加强制度建设入手以治本。出台问责条例，就是治本的一个重要举措。

问责，隐含着权责对等原则，这是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以往，我们习惯于官员出了大事才追究责任，甚至只要不触犯党纪国法，即使出事一般也不直接承担责任。官员权力很大，责任却不很明确。2003年“非典”以后，问责才慢慢开始运用和法制化，尤其在行政问责方面。但党内问责法规体系建设仍显滞后。2009年“暂行规定”权威性系统性不足，比如被问责官员如何复出不明确，屡受诟病，问责效果受到质疑。因此2013年“规划纲要”提出要进行修订，包括“抓紧制定严格做好被问责干部工作安排的有关规定，严格被问责干部复出条件、程序和职务安排等，保证问责制度与党纪政纪处分、法律责任追究制度有效衔接。”

问责条例的出台，使问责制从“暂行规定”上升到了“条例”的权威高度，使权责对等原则得到了党内法规的严格规范。它将促使人们由更严肃的事后追责，进一步重视和关注更明确的事前明责，从而有效地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纵向压给各级党组织，横向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更重要的是，它告诫和警示全党，党中央对问责是动真格的。党内法规有刚性，党的领导干部不担当、不负责就要被追责，失责必问将成为常态。这就抓住了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直指压力传导不下去这个突出问题，以问责倒逼落实，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认真贯彻问责条例，就能将从严治党的整体责任，转化为各级党组织的具体责任；把中央的担当精神，转化为各级党的领导干部的担当行动，使“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成为党的干部的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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