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嘉琛
印象中每当政府出台与控烟有关的政策时，都会被一些媒体形容为“史上最严禁烟令”，仿佛已然找到了解决控烟问题的灵丹妙药。此前天津、深圳、长春等地出台“禁烟令”时如此，《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6月1日正式实施时也是如此——该《条例》规定带顶、带盖的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将全面禁止吸烟。
增加“烟民”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法律成本，理论上有助于推进公共场所控烟工作。然而，在舆论纷纷为北京版“史上最严禁烟令”点赞之时，我却想给那些盲目乐观的人泼一盆“冷水”——无论是禁烟、控烟还是戒烟都是技术活，要想让控烟法规长出“钢牙”，就不能把全面禁烟想得太简单。
在不吸烟的人看来，响应“禁烟令”号召很简单。但他们或许不知道：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中国“烟民”的数量已超过3亿；从2003年中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到2014年，中国卷烟生产总量增长了39%，这些香烟首尾相连可绕地球5.2万圈。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抽烟已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中的刚性需求。可以预见的是，即使有关部门制定了非常严厉的罚则，很多“烟民”依然会千方百计地违规吸烟。因此，要让“烟民”告别吞云吐雾的生活，不能指望某个法律法规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要转变当前的控烟思维和控烟方式，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另外，还要对现有的控烟教育模式有所反思。过去，很多人只知道那句“吸烟有害健康”，以及香烟中的尼古丁会引发肺部疾病。这种空洞的说教很难入脑入心，更会使很多人觉得其他人是否吸烟与自己无关。一项调查显示，63.8%的人遇到别人违规吸烟会选择离开或忍耐。
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国控烟教育的模式应有所调整。比如，不再给香烟设计漂亮、奢侈的包装，而是像国外一样把展现吸烟危害的重口味图片印在包装盒上；再比如，既从个人健康、金钱损失的角度警告“烟民”，又鼓励吸烟者从他人权利的角度换位思考。通过教育改变公众对吸烟的看法，能有事半功倍之效。
推进公共场所全面控烟，需要更好地发挥行政的力量，更要借助于专业的力量。比如，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烟草依赖”认定为一种慢性疾病，有研究表明仅有3%左右的人能在戒烟后维持一年不吸烟。这些数据都说明，“烟瘾”其实是一种病，需要用专业的医疗手段提供救援，也需要医保制度在报销方面积极跟进。
过去这些年的实践表明，更严格的控烟立法，确实能让控烟形势有所好转，但我们不能指望仅靠立法和罚款就能彻底解决问题。正视控烟的复杂性和困难，加强对控烟工作的监管，让控烟法规更好地发挥作用，才能离全面禁烟目标更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