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怡如
８亿元的产值上报为４４亿元，１．１亿元的主营业务收入上报为７．８亿元；停产的、未投产的、被兼并的，甚至连地址都找不到的企业，还在上报产值……这是湖南在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中抽查发现的统计造假行为。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政绩观扭曲，统计造假“前赴后继”，屡禁不绝，搞坏了党风政风，损害了政府公信力。（2月14日新华网）
干的多不如报的好，是统计造假存在的根本原因。过去因为注重强调GDP的增长，导致地方倾向于“数字出官”。虽然新《干部任用条例》中强调了破除“四唯”倾向，但改变“数字出官”不是一日之功。
干部考核，无论是考察德能勤绩廉，还是科学发展综合考核，归根结底还是考核政绩。政绩有诸多方面，可以是隐性的政治生态改善、社会文明加强、人民幸福指数提高，也可以是显性的GDP发展、城市快速扩张、税收迅速增加。隐性政绩难以量化，也不可能一抓就有、一蹴而就，所以需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在干部的一个任期中往往难以突显，因此干部往往不够重视；显性政绩较易考核，最终可以落实在纸面数字上，而且抓了就有、干了就能看得到，因此干部往往更加重视。
统计造假反映了一些地方干部的急躁情绪。为官一任，就得有标志性工程，成为一些地方主政干部的共识。事实上，在数字上造假也不仅仅是湖南一地存在的问题。造假的现象出现在基层，但造假的根子还在于上级沉重的考核压力。功成不必在我，听起来理所应当，但做起来，却需要极高的胸襟与气魄。
破除“四唯”倾向已经提出，但新的考核方式还需要探索。真正能够考准考好干部政绩，不能仅仅凭借量化考核中某项比重增加、某项比较减少，而必须从根本上创新一种新的考核方式，兼顾隐性政绩与显性政绩，统筹任期内的基础性工作政绩与阶段性工作政绩。
可以提倡功成不必在我，但作为组织人事部门，更应当探索完善正确全面考核干部政绩。笔者建议可以进一步探索完善历任考核，通过一定年限后考察干部口碑和政策效果，列入干部档案、作为下一步提拔任用的依据，让政绩真正落实到每个干部身上，不能让老实人吃亏，更不能让造假干部得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