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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近日召开的一次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要严防以“红顶中介”替代行政收费的现象。“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通过形形色色的手续、关卡、资质、认证，“红顶中介”们蚕食着行政审批改革的红利。“红顶中介”出现的根源在哪里？应该怎么管？
简政放权的核心是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它是强化管理，保障民生的守护者。说的更为直接一点就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以利于推动经济转型，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内需潜力、形成新动力，从而增强政府治理、建设现代政府，提升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和权威性，更好服务人民群众。然而报道称，随着一年来，中央部委及各级地方政府推进改革，破除层层阻力精简“审批权”的跟进，行政审批的门槛变得越来越低同时，评估、鉴证、意见书、技术性检查等第三方中介事项却有增无减，在行政审批之外又拦起了一个高高的门槛。笔者疑问，缘何简政放权会带来中介机构的此消彼长？难道“红顶中介”要成为简政放权“绊脚石”？让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和权威性遭到践踏。
一边是政府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一边却是部分行业协会职能迅速膨胀。并且这些社会组织，具有对市场内各类活动主体的行为进行权威性认定，从事具有官方色彩的协调、联系、评优等活动。相信和笔者有同样的纳闷，他们何德何能能具有如此权威？拨开迷雾，原来是这些组织介于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许多行政审批程序规定，企业需提供政府指定的第三方中介机构的审查意见或检验结论，才导致这些中介机构取得了类似行政审批的权力，把“隐形审批权”当成掠取暴利的工具，成为民众戏称的“二政府”既：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看似已达到简政放权，实则是行政部门和中介机构之间“暗度陈仓”的利益输送、“官商勾搭”。究其原因，是放不下手中的“权”和“利”，是权本位作祟，败坏着社会风气，阻碍着简政放权正常进行。
有专家说“因权力异化才为‘红顶中介’行业协会提供了寻租空间”。就如河北诚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褚现英说，个别行业协会打着行业发展之名行使企业保护之实，造成不正当竞争。动辄数十万元的“打点费”令一些参会企业苦不堪言；又如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周锋曾调研发现“一个产业项目，企业从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到竣工验收，需要9—20项中介报告，每一份都要收钱，且价格不低”。国家2013年就取消和下放221项行政审批，后期又陆续跟进，为何还有这么多中介审批？说白了，这就是“假放权”，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部分地方存在落实不到位、变相保留的问题，没有真正管住“多余的手”，彻底激活社会潜力，最大化地释放改革的红利。或许这只是一些个例，但这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简政放权的积极效应，阻碍了简政放权的有效实施，不容小觑。
不可否认，现在许多行政机关的权力的确是放给了中介社会组织，而且很多中介机构实际上就是行政机关下属的事业单位、改制后的企业或者利益第三方，所谓的“放权”其实就是把权力从自己的左手交给右手。如此一来，行政部门的审批少了，能拿出好看的数字。但是对于企业来说，需要办的事情并没有明显减少，并且许多审批权力还摇身一变，跳出了政府的壳，沾上了市场的边，收费的自由度更大了；同时更成为滋生利益同盟、暗箱操作的腐败温床，成为个别部门权力寻租的隐秘通道，“指定”、挂靠的背后，往往有着利益输送的勾当。
话又说回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介机构并不是一无是处，合理管理能让企业、政府和市场之间形成有效服务、沟通，降低公共服务成本。因此要避免“红顶中介”成为制约经济活力释放的枷锁，成为简政放权“绊脚石”，各级监管部门要厘清中介服务项目，变“授权”为“监管”， 打破部分中介机构的垄断经营局面，通过信用等级评定和动态考核管理等方式，更好地落实相关管理职责，让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各归其位，更好服务人民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