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绩效调动一切的当下,纳入政绩考核意味着与地方官员利益挂钩,学生安全工作就不再是“鸡肋”,无论是经费投入,还是工作力度都会得到一定加强,至于立法完善、职责归位等方面也能快速推进
暑期来临,近期各地频发中小学生溺亡事件。昨天教育部官员表示,拟将学生非正常死亡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7月17日《京华时报》)。
近年来,学生意外死亡人数呈逐渐增多之势,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公布,但通过标本性数据看,其数量还是惊人的:今年前6个月,有媒体作了一个不完全统计,见诸新闻报道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676人,其原因包括交通事故、自杀、火灾、溺水、暴力犯罪等。这还仅仅是媒体报道的,如果加上未报道的,其数量将相当惊人。
中小学生不仅是一个家庭的重要成员,更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因此每一例非正常死亡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痛苦和国家的灾难,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责任也是一种拷问。这里面,固然有家长责任、公民义务和社会关怀不到位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政府保障是否发挥了作用。让未成年人获得免受“非正常死亡”的权利保护,家长、社会责无旁贷,政府更是应当发挥兜底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在“绩效考核”的资源配置下,纳没纳入绩效考核在结果上会迥然各异。在学生非正常死亡频发的情况下,如何让学生安全状况真正实现好转,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要充分落实“学生安全主体负责制”,让各级政府真正重视校园安全工作,以认识的深度体现行动的厚度,从而使学生安全得到全方位、立体式的强化和管理。
虽然有人质疑将学生非正常死亡纳入政绩考核的必要性:因为学生安全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无需纳入政绩考核也应当给予重视。况且政绩考核过滥,而未成人保护涵盖的面更广,单独将学生安全纳入考核,有顾此失彼、头痛治头之嫌,而部门内部的考核由于缺乏必要的权威性,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会走形变样。应当说,这种担忧有其合理性,但却未必全面。
将学生非正常死亡纳入政绩考核,有其独特的意义:一是表明了对学生安全的高度重视,将其由单纯的校园安全转变为向整个社会要安全,可以进一步明确学生安全的主体责任,对于全面的未成年人保护来说,也是一种有效的补强；二是有助于学生安全工作得到实质性加强。在绩效调动一切的当下,纳入政绩考核意味着与地方官员利益挂钩,学生安全工作就不再是“鸡肋”,无论是经费投入,还是工作力度都会得到一定加强,至于立法完善、职责归位等方面也能快速推进。
学生安全是十分重要的民生工程,因而不应采取求全责备的态度,否则就可能停滞不前。让未成年人远离非正常死亡的威胁,就必须让公共责任“站起来”。学生非正常死亡纳入绩效考核后,思想更加重视、责任更加明确、管理更加精细、要求更加严格、投入更加多元,其效果也就更令人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