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问题正在全民热议中，人们常常会问两个问题：“钱从哪来”“人上哪去”。根据我前段时间在各地调研遇到的情况，相比“钱从哪来”，“钱为何来”“钱如何来”“钱怎么用”这三个问题，更应认真思考和研究。
新型城镇化不能搞成投资大跃进，更不能演变成钢筋水泥的造城运动。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钱从哪来”，更需要考虑的是“钱为何来”。
最近舆论热炒城镇化规划需要投入四十万亿的新闻，国家发改委领导出面辟谣称并没有四十万亿的投资计划。从学术上探讨中国城镇化的潜力仍然巨大，要完成城镇化的目标，需要投入的资金或许不止四十万亿。不要论需要投入多少万亿，我们首先要问为何投入巨额资金？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投资计划实施五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发现四万亿救市投资造成了诸多严重的后遗症。当年为了救市而投资，目的和手段可能搞颠倒了，贻误了经济升级和生产方式转变的大好时机。
推进城镇化固然能够创造更多 GDP，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据说可以高达GDP1/4。但是，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倒果为因，为了GDP和政绩工程而进行城镇化投资，这不是新型城镇化的初衷，更不符合城镇化的逻辑。城镇化不是一剂灵丹妙药，并不会自动地解决城市生活中面临的一切问题。城镇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处处为民生着想，新型城镇化的投资才不致沦为GDP的工具，而是为了让人们生活更加美好幸福。
在城镇化过程中权力如何在权利面前保持敬畏？政府官员必须保持足够警醒。我们不仅要考虑“钱从哪来”，更需要考虑“钱如何来”。
城镇化必然需要巨大资金投入，不论是四十万亿还是其他多少万亿，如果吸取四万亿救市计划的教训，城镇化就不能只考虑投资多少万亿，更需要考虑城镇化相关的行政权力如何使用的问题。如果政府只问“钱从哪来”，而对权力的边界不加以厘清，依据历史经验，人们有理由担心印钞机加速货币超发，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人们有理由担心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变本加厉，地方政府性债务包袱更加沉重。政府的权力如果没有制约，人们的担心不无道理。
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救市的问题不仅出在四万亿投资方向上，更出在四万亿的危机决策程序和权力介入经济的干预方式上。前段我在一些地方调研，震惊地发现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打着城镇化的名义，粗暴地强制要求农民离开乡土进入集中规划的城镇，引起农民强烈的抗议和抱怨；一些地方将土地征收补偿金强行“借到”政府手中用于城市建设，当地民众尖锐地追问：民众非法集资政府来管，政府非法集资谁来管？
因此，城镇化过程中钱如何来的问题，关系到是否能够实现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改革目标，关系到未来的货币发行机制和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等能否得到有效改善。
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型城镇化如何可持续“化”下去，除了要考虑“钱从哪来”，更要考虑“钱怎么用”。
首先，城镇化投入的资金要保障和支持农民变市民。在城镇化过程中，要解决农民的承包土地、林地和住宅的确权工作，让产权变资本，不使农民失地进城成为失业流民，更不能借城镇化之机低价征收农村土地、林地，再一次对农民进行剥夺；同时，对于从农民转化而来的新市民要进行投资理财的教育，让他们在新的生活环境、经济环境下学会“钱怎么用”，为他们提供及时便捷的金融服务。
其次，培育产业应该是城镇化资金使用的重中之重。没有产业发展的城镇化，只是在制造钢筋水泥堆砌的建筑垃圾。现在一些地方官员急切地希望投资建成楼房广场，却忽视了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产业基础。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从更长时间段、更广阔的空间来规划思考。仅仅考虑硬件设施建设和开发投资的短期行为，一定会导致严重的问题。一些地方出现大量空置楼房的“鬼城”，没有民生服务和实体产业的发展，值得今后新型城镇化中引以为戒。
再次，新型城镇化必须尊重市场规律，而不能搞成长官意志。城镇化过程中建设发展和融资、投资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及政府融资平台。企业不能在城镇化中成为傍政府大款的“二奶”，靠政府批土地、给工程作为主要业务。城镇化建设和发展，必须坚持企业为主体，特别是要大力扶植小微企业的发展，城镇化的金融支持必须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问题，让作为经济的血液的资金在服务小微企业中实现和改善微循环，激活小微企业的创新动力，这样的新型城镇化才具有持续发展的活力。
总之，我们要牢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在城镇化过程中不忘民生初衷，保持权力对权利和市场的足够敬畏，为不使巨额投资让城镇化出现异化，真正实现通过新型城镇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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