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户口、公公拥有十余套房产，山西运城纪委前工作人员张彦因此被称“房媳”。在张彦被停职调查后，她的背景也更多被关注。记者调查发现，张彦的丈夫、夏县原公安局长孙宏军有过三个户口，他还涉嫌长期吸毒。他们生活在以运城市财政局原局长孙太平为核心的一个“官员家族”，孙家成员及其亲属，至少15人在运城市担任官员、公务员或国企领导(6月24日《新京报》)。
如果不是“房媳”赶上了官员因房子多而频频出名这趟班车，孙太平的这个运城市里的“官员家族”大概也只会泯于众人。
事实上，在当下基层政治生态中，“官员家族”并不少见。这些“官员家族”又是如何炼成的呢?从“房媳”所在的家族就可窥知一二。
一方面是纵向“子承父业”。中国古代政治即有世袭罔替的传统，及至新中国建立后虽废除了这些封建制度，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父亲退休、儿子顶班”却相当普遍，一家人常常在一个行业之内，于是形成“系统之家”。
例如孙太平出身于煤炭行业，其大姐之子杨小海，现任山西省侯禹高速公路煤焦管理站副站长。侄子孙怀亮，目前是山西煤炭运销集团运城垣曲县出境管理站站长。孙太平妻子的侄子卢高春，目前任风陵渡煤焦管理站站长。
“系统之家”的人虽未必都称得上“高官”，但却对行业权力形成了垄断。政治资源的分配不均，使得权力日益集中，监督沦为空谈，贪腐自然滋生。
另一方面则是横向“联姻”。“联姻”可谓是古老的政治手段，通过嫁娶的方式结成政治上的同盟来攫取利益。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方法重新又流行起来。孙太平家的三个女婿，就都身为各类“局长”、“副局长”。这些人的背后又是否有其他“官员家族”的影子呢?
“联姻”相对于“子承父业”的优势在于，不同的政治家族联合起来，突破行业的限制，进一步形成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实现权力交换，进而牟取经济利益。更有甚者控制“一县”、“一地”的政治经济命脉。
除了本身滋生的腐败问题，由于长期垄断政治资源，“官员家族”也同时阻挡了政府机关人才选拔机制的顺利运行。对于毫无背景的新进公务员而言，要么被排斥在权力圈之外，要么沦陷其中。
对于长期以来存在的“官员家族”，虽然我国一直有关于官员任职回避的制度，《公务员法》甚至有专章规定了回避制度，但实际上的效用却并不明显。
“官二代”的不断出现、“房媳”背后家族的曝光，给社会再度敲响了“官员家族”问题的警钟，阻断这种“炼成机制”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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