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被组织调查，云南省楚雄市市长赵万祥因涉嫌受贿被批捕……梳理近期接连“落马”的官员，一个尖锐的共性问题再次进入舆论视野——怎么又是一名“带病提拔”的官？（6月18日《中国青年报》）
若说“带病提拔”是用人失策，也应该是极少数漏网之鱼。但是，“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主持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中，约有六成（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这就说明“带病提拔”并非个案。而“六成落马贪官带病提拔”，也只是在贪官“落马”后，公众才惊觉其被一路“带病提拔”。那么，还有多少没有“病入膏肓”的被“带病提拔”的官员？因此，“带病提拔”不止是晋升者有“病”，而是“暴露了官员提拔、考核机制的制度性缺陷”。
据称，“中纪委正研究对策”。但令人担忧的是，中纪委的对策，会不会被利益团体的“对策”化解？因为，涉及官员提拔的相关法律已经比较完善，包括《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都是具有约束力和操控性的具体细则。这就是说，“带病提拔”不是因为对提拔干部可能出现的问题没有对策，而是利益团体在利益牵扯下的“拉帮结派”。这就可能让中纪委的对策，面临一潭很深的水。
为什么说“带病提拔”这潭水很深？因为“带病提拔”并不都是贪官落马后才被发现的。比如云南省楚雄市市长赵万祥，在担任大姚县县长一职时，就出过一些经济问题，却“没有下文”，直到近期才被提起。这就更说明了“带病提拔”不是组织上的失误，而是故意为之，是相关的权力体系“带病”了。面对这种令人担忧的不堪局面，中纪委的对策，首先必须是更强硬的惩戒手段，其次是“修其远兮”的亡羊补牢。因为，“六成落马贪官带病提拔”的严重后果，已经凸显出“权力行使的危险状态”，容不得丝毫的懈怠。
笔者以为，对于官员“带病提拔”，中纪委的对策可以按照新一届中央新领导层在反腐问题上的新思路，即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强调的，“要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那么，对官员“带病提拔”，中纪委的对策也可以从“治标”开始。这就是中央党校教授、著名反腐专家林喆所说的，根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要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对于“带病提拔”官员的推荐者，必要时须进行“回溯”。否则，这种带有“窝案”性质的“带病提拔”，仅仅是在贪官落马时才带上一笔，权力违法违纪的成本太小了。
如果说把“实现干部管理信息和监督信息的对称化，把与干部公职有关的一切信息都纳入政府监管范围”看做“治本”，那么，对“带病提拔”的权力违法进行严厉的惩戒，或许是最直接有效的“治标”。被“带病提拔”的官员，必定有提拔他（她）的“带病权力”，如果不对这种“带病权力”下猛药，“带病提拔”必然还会在官场蔓延。因此，只要认识到“带病提拔”不止是被提拔的官员有“病”，中纪委的对策就能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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