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近日连续发生拆毁历史建筑和古墓葬事件，舆论一片哗然，批判锋芒直指开发商、施工方的强横野蛮。施暴者自然应受谴责和制裁，但负有文化遗产保护之责的政府部门也未尝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商人逐利本天经地义，赶工期、算得失，无可非议，但不能忘了社会责任，血管里应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充溢着对法律的敬畏。问题是，谁来保障商人在法律与道德的轨道内逐利，如果他们见利忘义，谁监管，谁处罚。这个角色当然非政府和法律莫属。从最近的“拆遗”事件来看，政府部门至少在以下三方面需要加强和改进：
一是如何减少开发商、施工方“铤而走险”的几率。首先，文物勘探、规划与保护工作能否尽量走在前面，尤其是老城区的一些历史建筑，长年累月就在那里，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在卖地、楼盘规划之前，能否就有统筹安排？现在一些文物保护的棘手难题，不少是地已卖了，甚至开始动工了，才突然冒出，解决起来就很难了。其次，实在无法“预前”的，出现“文化遗产问题”，应重视保障开发商、施工方的合同权益，积极协商，或赎回，或换地，或予经济赔偿，政府部门须明白，保护文物有时要付出一些代价。特别关键的是，必须提高决策效率，给出明确的时间表。金陵台强拆事件中，规划、房管部门发出“缓拆令”，值得肯定，但一年多仍未解决问题就值得反思。地铁六号线五座先秦古墓被毁事件中，地铁施工方也在抱怨，考古挖掘速度太慢。毕竟，对开发商、施工方来说，拖一天都是成本，马拉松式的缓拆、慢掘，耗不起。在利益算计下，他们就可能铤而走险。政府部门的效率是否有提升的空间？
二是如何让开发商、施工方不能越过“雷池”。完善的制度充满力量，否则，漏洞百出，出了问题，责任也被踢皮球。比如：工地管理制度健全，古墓葬发掘现场管理就会完善。如果有文化遗产发掘现场值班制度，那五座先秦古墓，有人违规损毁，马上就会被发现；如果与施工单位有完善的沟通制度，就不至于一方认为“考古工地已两天无人进出，已经勘探完毕”，一方则认为“刷卡机无法刷卡，签到表上均有记录”，更不会“是否口头同意施工”都在各执一词。
三是如何让开发商、施工方不敢踩踏“红线”。要对违法者严厉惩治，绝不手软，经济上罚到肉痛，法律上穷尽追责。让后来者知所畏惧。损毁历史文化遗产，这绝非广州首例，但严惩鲜有所闻，如自此开端，必为标志性事件。
亡羊补牢犹未晚。据广州去年的历史建筑普查，1038宗已批未建项目用地中，涉及需保留历史建筑的达数百宗。但愿拆毁文化遗产的恶性事件成为永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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